雄安地區人居環境之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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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河北平原低溼窪地與地方人居、邊疆地區戰備工程與邊地人居、京畿腹地與城鄉人居三個時段，總結雄安地區人居環境之演進規律，揭示其當前人居環境主要是近千年來對自然環境大規模人工治理，特別是國家工程建設的結果。以期為雄安新區規劃建設提供更廣闊的自然環境基礎與更深遠的歷史文化脈絡。

作者：孫詩萌、武廷海（通訊作者），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注：本文根據原文精簡整理而成

原文載於《城市與區域規劃研究》2018年第1期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設立國家級新區——雄安新區，規劃範圍涉及河北省雄縣、容城、安新3縣及周邊部分區域，起步區面積約100平方千米，中期發展區面積約200平方千米，遠期控制區面積約2000平方千米。本文所說的雄安地區包括雄安新區在內，涵蓋環白洋淀的雄縣、安新縣、容城縣、任丘市、高陽縣，總面積約3000平方千米，現狀人口200餘萬（圖1）。

圖1 雄安地區研究範圍示意

已有研究或運用地質學與考古學資料考察了雄安地區的環境變遷，或對該地區湖澱利用、水患治理的歷史經驗進行總結，但關於雄安地區人居環境建設的深入研究尚有缺失。本文擬對雄安地區人居環境之演進脈絡進行專門探討，分別從河北平原低溼窪地與地方人居、邊疆地區戰備工程與邊地人居、京畿腹地與城鄉人居三個時段總結其基本規律，嘗試為雄安新區規劃建設提供更廣闊的自然環境基礎與更深遠的歷史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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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平原低溼窪地與地方人居

（公元960年以前）

地質學、古地理學與考古學研究表明，約距今10000年前，古雄安地區已出現早期人類活動，直至唐末，該地區的人居環境建設規模仍然有限，總體上屬於地方性人居。

1.1 低溼窪地，河道屢變，制約大規模人居建設

白洋淀地區在地質構造上位於新生代以來由差異性斷陷下沉所形成的冀中凹陷，距今10000～7500年前的全新世早期，白洋淀地區以河流沉積為主；距今7500～2500年前的全新世中期，該地區以湖沼沉積為主；距今2500年以來的全新世晚期，該地區復以河流沉積為主，窪地湖沼水域收縮，在東、西、南三面發生較大變動（圖2）。此後至公元十世紀之前，該地區並無大型、穩定且常年積水的湖澱環境，其自然地理景觀主要表現為太行山東麓南、北兩大沖積扇間的低溼窪地。雨季時，較深的窪地形成小型季節性窪澱，但這些小窪澱在時、空上並不穩定（朱宣清等，1986）。

圖2 全新世早、中、晚期的白洋淀

距今10000年左右，雄安地區已經出現早期人類活動。先人們已經擺脫了對洞穴的依賴，下到靠近水澱的地區活動。此後該地區存在著基本連續的史前文化形態，但聚落數量和分佈範圍皆受到宏觀氣候變動和自然地理環境的影響（段宏振，2017）。早期人居規模小且不穩定，大規模人居環境的條件尚未形成（圖3）。

圖3 雄安地區歷史文化遺存分佈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北分冊》相關信息繪製

1.2 九河下梢，瀦水成澱，邊地城邑出現

周定王五年（前602），黃河改道南移，古白洋淀地區失去了古黃河的沖積，僅遺留下黃河故道。太行山前滹沱、浣、滱、博、盧、泒諸水，仍沿黃河故道進澱入海，古白洋淀地區形成“九河下梢”之勢，瀦水成澱。

春秋戰國時期，白洋淀地區屬於“燕南陲，趙北際”的邊地。燕國為防禦南方的趙國與齊國，沿易水修建起南長城，形成燕、趙兩國的分界線。其在澱區內的段落被後世沿用築堤，北宋以後形成白洋淀北界（圖4）。秦置郡縣，雄安地區屬廣陽、鉅鹿、恆山三郡交界地帶，境內僅有易縣及高陽邑。西漢時，雄安地區屬幽州涿郡，境內有容城、易、鄚、高陽、阿陵、高郭四縣二侯國。東漢時，該地區主要屬河間國，境內有易、鄚、高陽三縣及易京、葛城等邑。據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北魏時期的白洋淀地區並無大面積連片澱泊。唐代，雄安地區分屬莫、瀛、易、幽四州，境內有莫、任丘、唐興、長豐、高陽、歸義、迺等縣。當時行政建制調整頻繁，城鎮格局尚不穩定；但人口漸增，莫州大面積水澱景觀也現雛形。

圖4 戰國燕長城位置示意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相關信息繪製

總體而言，從早期平原窪地中受制於自然環境的不穩定人居，到秦漢以後設州置縣人口漸繁，人居環境建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開展，但與北宋大規模駐邊屯田尤其明清移民開發後的狀況仍有較大的差距。除去戰亂破壞等原因，尚不穩定的自然環境、缺乏大規模人工治理的動力及能力等因素，皆制約著該地區早期人居環境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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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地區戰備工程與邊地人居

（960年～1125年）

唐末以降，中國北方戰事不斷，河北一帶長期淪為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王朝拉鋸爭奪的戰場。宋遼對峙時期，在河北邊疆開展了大規模的水上軍事防線興築及屯田守邊工程，造就了白洋淀澱區的基本格局。雄安地區因地處這條防線上的重要戰略位置，無論在行政建制、防禦工事、道路交通、城市建設、商貿交往等方面，均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面向戰備的一系列國家工程建設為雄安地區的人居環境發展奠定了基礎。

2.1 宋遼對峙，塘濼防線，築塘屯田

宋遼對峙初期，今保定—雄安一線成為北宋的北部邊疆。北宋在此建設起一道規模龐大的“塘泊”防禦工事，以遲滯北方騎兵的快速進攻。這項工程最早於端拱元年（988年）提出，為達到造水田以蓄軍糧、設水險以固邊防、事成後減少守戍兵士的三重目的。淳化四年（993年）起大規模實施，至澶淵之盟後雖明裡暫停，暗中仍有擴建。據《宋史·河渠志》記載，其總體規模“自邊吳澱東至泥沽海口（今天津一帶），綿亙七州郡，屈曲九百里，深不可行舟，淺不可徒涉”。塘泊由專門機構管理，一方面嚴格保持適度水量：水多則洩，水少則灌；另一方面定期清淤，加固堤防。《宋史·河渠志》中對當時各處塘泊的水深有詳細記載，例如今雄縣至高陽之間的塘泊，“東起雄州，西至順安軍，合大蓮花澱、洛陽澱、牛橫澱、康池澱、疇澱、白羊澱為一水，衡廣七十里，縱三十里或四十五里，其深一丈或六尺或七尺”，水深約合今1.9～3.2米（圖5）。

圖5 北宋塘泊工程建設水位控制

資料來源：根據《安新縣誌》相關信息繪製

北宋塘濼防線的建設，使河北平原河渠相連、窪澱相通，白洋淀地區大小湖澱串通一體的形態基本形成。可以說，白洋淀最終的成“澱”，主要是北宋大規模人工築堤圍堰的結果。

2.2 區劃加密，道路開闢，城鎮發展

伴隨邊疆戰備工程建設，雄安地區的人居環境建設也有整體性推進，具體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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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區劃調整加密。唐開元二十九年（741），北宋塘泊範圍內僅劃莫、易、幽、瀛四州；而到北宋政和年間（1111），這一地區增設有莫、雄、霸、保、順安、安肅、廣信、永寧、保定、信安等十州軍。雄安地區所屬的雄、莫、順安三州軍範圍，已與今天4縣1市範圍高度吻合，可見北宋時期政區調整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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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網絡重構與道路開闢。唐代以前，今北京地區主要沿太行山東麓大道（即幽州-范陽-定州-恆州一線）南下渡黃河向西與長安、洛陽聯繫。五代以後，隨著都城東遷開封，在河北地區逐漸形成一條能快速聯繫開封與遼南京的南北新通道，即開封-冀州-莫州-雄州-涿州-析津府（遼南京）一線。雄州因此成為“河北咽喉”，常屯重兵（圖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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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榷場與宋遼貿易。宋遼對峙期間在沿邊州縣設有官方管理的榷場進行邊境貿易。澶淵之盟後，沿邊榷場基本穩定在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幾處。北宋通過河北榷場獲得的收益可以彌補每年給遼國的歲幣支出，正所謂“祖宗朝賦予治費皆出於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徐夢莘，2008）。

圖6 唐代中期雄安及周邊地區的城鎮體系與交通格局

資料來源：根據《唐代交通圖考》相關信息繪製

圖7 北宋晚期雄安及周邊地區的城鎮體系與交通格局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相關信息繪製

圖8 宋遼金時期雄安地區的城市建設

總體而言，當時雄安地區的人居建設已有相當發展，雖然仍帶有戰備目的，但該地區的人居環境格局雛形已基本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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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畿腹地與城鄉人居

（1153年～1911年）

公元1153年，金遷都燕京，改名中都，正式開啟了北京作為首都的歷史。元朝於1272年遷都北京，名大都。明朝於永樂十九年（1421）遷都北京，為京師。此後至清末，北京成為全國交通與城鎮體系的絕對中心，其周邊地區則因為拱衛京師的重要區位，具有了重要的戰略、安防、經濟、交通價值。

就地理格局而言，拒馬河、白洋淀、滹沱河構成了當時京畿山水格局南界之心理空間標誌，雄安地區正位於這一標誌性區域。在經濟、交通、水利、安防、遊憩等方面，雄安地區則擺脫了戰時塘泊防線的形態，向著充實人口、增廣農耕、治水通航、強化景觀的方向發展。

3.1 京畿腹地，永樂移民，人居充實

金元至明初戰亂頻仍，河北地區土地荒蕪、民生凋敝的現象十分嚴重。朱棣稱帝並駐蹕北京後，為充實京畿人口、恢復農業生產，開始向北京及河北地區大規模移民。據統計，永樂年間北京城及順天府境遷入移民約130萬，保定、真定、河間諸府移民在10至30萬不等。當時京畿各地皆對移民進行了重新編戶，據明嘉靖《雄乘》載，“社為土民，屯為遷民，遷民皆永樂間遷南人填實京師者”。當時保定府約有37%的社屯為移民屯，安州、新安的移民屯比例甚至高達47%和55%。白洋淀周邊五縣市千餘自然村中約60%形成於明代，大多是永樂移民所創。移民進澱定居後，建村築房，築堤挖溝，造田墾殖，以漁、葦生產為主開始勞作，極大地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生產和人居環境建設。永樂時期可謂雄安地區人口大幅充實的主要時期，奠定了今天該地區的村鎮格局（圖9）。

圖9 明清時期雄安地區密佈的村莊

資料來源：根據《保定府志》相關信息繪製

3.2 流域治理，疏水屯田，津保通航

海河流域水患頻繁，流域治理與水利工程建設十分重要。明萬曆年間，徐貞明奏請在京畿地區興水利農耕以自足，使白洋淀地區的圩田初有成效。清雍正三年（1725）直隸大水，氾濫成災，怡賢親王（胤祥）奉旨總理京畿水利。他認為“治直隸之水，必自澱始”，下流治乃可導上流之歸，上流清乃可分下流之勢，二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於是提出復古澱，疏河道，開引河，築堤岸，增闊橋，圩稻田，並建議增設官員專管河道及營田事務。京畿地區的河道營田管理體系由此建立起來。農民收穫營田之利，積極性大為提升，以致“凡畿疆可以興利之處，靡不浚流圩岸，遍獲豐饒”（圖10）。流域治理的同時，新的交通網絡也逐漸形成：除南北向的陸路、水陸通道之外，東西向的水陸通道有聯通保定與天津之間的“津保內河”。清初治理京畿河道後，津保之間的航運一直暢通，直到上世紀60年代（圖11）。

圖10 清《畿輔河道圖》所見大清河水系與城鎮格局

圖11 《直隸山東兩省地輿全圖》所見水陸交通網絡

資料來源：根據《直隸山東兩省地輿全圖》繪製

3.3 皇家行宮，北國江南，風景日佳

金以後，雄安地區水鄉澤國的景觀屬性開始顯現，人居環境建設中開始出現審美文化考慮。一方面，金代以後的帝王常到白洋淀巡幸遊賞並修建行宮，白洋淀逐漸成為畿輔南境具有江南水鄉風貌之風景區。金章宗（1168～1208）曾在渾渥城修建行宮，並將渾渥升為州治，擴建城池。清代帝王則熱衷於在白洋淀行水圍，先後在湖澱中建起四座行宮，並多次在行旅途中稱讚白洋淀水鄉風光“彷彿江南圖畫”。另一方面，明清時期雄安地區州縣多有“八景”總結，可視為對地方人居環境建設的點睛。雄州、安州、新安、容城四州縣八景在空間上覆蓋了白洋淀及周邊大部分地區，其中約2/3為歷代增建的人工景觀，反映這時期人居建設的重點已經從軍事防禦轉向宜居生活；約1/3則為天然湖澱風光，表明白洋淀地區“北國江南”的風景特色已漸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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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地區人居環境變遷的基本規律

縱觀雄安地區萬餘年來的人居環境之演進，可以發現雄安地區的地理環境經歷了從天然窪地到人工湖澱到北國江南的變遷，區域地位經歷了從邊陲地區到北邊前哨到京畿腹地的變遷，人居形態經歷了從地廣人稀到邊地人居到城鄉網絡的變遷（圖12）。

圖12 雄安地區人居環境演進脈絡

（1）地理環境從天然窪地到人工湖澱到北國江南。從自然地理景觀來看，這一地區在唐代以前長期保持著太行山東麓拒馬河與滹沱河之間季節性低溼窪地的自然形態，並無長期穩定的大面積湖澱景觀及成規模的人工經營與利用。直到北宋時期，為限遼騎南下，依託湖泊密佈、水網縱橫的自然地形，修築起東西綿延八百里的大規模人工塘泊，形成北方邊境水上“塘濼防線”，也奠定了後世白洋淀澱區的基本格局。金元明清時期，隨著人口增加、農業開發、水利與鄉村建設等，該地區的景觀面貌又從水上軍防工事逐漸轉變為北國水鄉景觀。可以說，大尺度的國家工程建設是這一地區自然景觀變遷的最主要驅動力。

（2）區域地位從邊陲地區到北邊前哨到京畿腹地。雄安地區的區域功能地位與其和國家中心（都城）及邊疆的相對關係密不可分。唐代以前，國家中心長期穩定在長安-洛陽地區，雄安地區地處東北邊陲。宋遼對峙時期，位於都城開封北方的雄安地區顯示出北邊前哨的戰略地位，戰爭時期是宋遼對抗之區，和平時期則是雙方交往、商貿往來地帶。因此北宋時期成為雄安地區人居環境營建史上的重要一頁。金以後，隨著國家中心穩定在北京，雄安地區成為拱衛京師的京畿腹地，為京師提供經濟、交通、安防、景觀休憩等方面的支撐。可以說，國家在不同時期對雄安地區的功能要求，決定性地影響著該地區的人居環境建設和麵貌。

（3）人居形態從地廣人稀到邊地人居到城鄉網絡。距今萬年以前，該地區已有早期人類活動，春秋戰國時期，該地區已出現城市。但自然環境尤其河流水系的頻繁變動以及戰爭活動等因素，制約著人居環境的穩定發展，人居建設呈現出地方性特徵。北宋時期，伴隨國家邊防工程建設及大規模軍事屯田，該地區的道路開闢、城池建設、商業設施等均有發展，領縣政區中心城市的選址基本穩定，城池規模確立，但總體上表現出邊地人居規模有限、城防先行的基本形態。金元明清時期，隨著京畿人口充實、農田水利發展，該地區進入城鄉人居穩定發展的新階段，重視文教環境與地方風景建設。

縱觀歷史，雄安地區人居環境建設波浪起伏，當前雄安地區的人居環境主要是近千年來對自然環境大規模人工治理，特別是國家工程建設的結果。雄安地區人居環境之演進啟示我們，未來雄安新區規劃建設與發展要在國家工程的戰略高度進行謀劃，此其一；其二，明清京畿治水的調查和研究都認識到，河北平原上自太行東麓東達至海，實為一體，上流清可分下流之勢，下流治可導上流之歸，兩者相輔相成，不可偏廢也。從雄安地區或白洋淀流域的整體來看，上、下游之水利、安全、交通、人居等應統籌考慮；其三，雄安地區存有歷史上遺留的眾多重要工程及事件遺蹟，是千萬年來人居發展之見證，應作為地方文化的精華在當代規劃建設中予以充分地保護和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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