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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尋租，政策的執行往往會偏離頂層設計者的原本意圖，甚至走向反面，使得國家和社會成為受害者、犧牲品。
▍政策越多，尋租越多
政策尋租往往表現為一種“內部交易”，遏止政策尋租就是要把“內部交易”轉變成“外部交易”。如何實現“外部交易”？那就是把“交易”建立在公開的市場和社會之上。市場、社會、法治是“外部交易”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消除“內部交易”的有效手段。
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層強調改革開放政策的頂層設計。頂層設計對國家的下一步發展的確非常重要。從前的改革往往是分散和局部的，導致改革的碎片化，頂層設計則是要通過對國家的下一步改革和發展，進行系統的規劃，明瞭下一步改革與發展的方向及路徑。很容易理解，“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這些年來一直是中國政策領域的關鍵詞。
不過，頂層設計在執行過程中也帶來一些副產品。因為中央層面不斷產生政策，到了地方層面，往往演變成政策治國。更為嚴重的是，政策尋租行為盛行。中央層面形成一個政策，各地馬上形成一個“內部產業鏈”，政策執行成為各級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內部交易”。因為尋租，政策的執行往往會偏離頂層設計者的原本意圖，甚至走向反面，使得國家和社會成為受害者、犧牲品。來自中央的政策越多，地方尋租行為越嚴重，政策執行就越變形。
政策尋租在全世界具有普遍性。任何國家和社會，只要政府有政策，政策背後有利益，就避免不了尋租行為，否則“政策尋租”這一概念也不會堂而皇之地進入學術研究界和政策界。在中國，政策尋租也不是新鮮事物，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存在。不過，要指出的是，隨著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的密度加大，政策尋租行為越來越嚴重；如果不加以糾正，將會導致嚴重的後果。
▍龐大的政策尋租市場
各個經濟角色，包括中央官僚機構、地方政府和企業（無論是國有、民營或外資企業），政策尋租行為普遍。例如最近十多年來，為了促成中國的產業轉型升級，中央政府制定一系列產業政策，也界定一些重要的產業領域，給予大量財政和金融支持。各級地方政府也根據中央的政策精神，對自己所屬的企業實行類似的政策。這麼一來，馬上就能形成一個龐大的政策尋租市場，形成不同的“團團夥夥”，包括政府、企業和“中介”。
政府和企業兩個角色很容易理解，因為政府需要企業來執行政策。“中介”是一個比較新的概念。從前政府和企業直接打交道，無需中介。現在一方面為了反腐敗（即不正當的政商關係），另一方面為了增加政府政策的科學性和透明度，政府往往會請來“中介”，對政策項目做事前評估和事後評審。評估對象不侷限於經濟項目，也包括諸如高科技類型企業等五花八門的類別。人們可以把這些“評估者”稱為“中介”。
這個“圈子”的正當性似乎無懈可擊，做好了可以增進國家和社會的整體利益，但實際上不然。這些“圈子”的活動大多數都是政策尋租。對政府官僚來說，通過“科學”和“透明”的方法落實項目，是政策業績；對“中介”來說，既拿到政府的好處，也拿到企業的好處，而“講真話”從來就不需要考慮；對企業來說，最重要的是從政府那裡拿到大量財政和金融利益，把工廠開了再說，產品賣不賣，是不是市場所需要的，則不是自己首先需要考慮的。
“政策尋租”的結果就是學術界所說的“分利集團”的形成，大家誰也不說實話，各方抱著“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心態，分享來自政府的政策“紅利”。為什麼中央政府所界定和支持的新興產業，最終必然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儘管這些年已有很多新興產業的民營企業因為產能過剩而破產，但有更多的企業仍然在做政策尋租。國企就更不用說了，十八大以來中央要“去產能”的大部分企業是國企。
巨量的過剩產能是如何造成的？在市場經濟領域，產能過剩也會出現，即所謂的市場失敗，但不會導致類似中國的嚴峻情況。中國的情況是因為企業（尤其是國企）不能按照市場原則來生產。這並非情況沒有反映出來，或生產者不瞭解情況，而是因為各方的“利益鏈”關係，誰也不想把實際情況說出來。政策尋租讓各方變得毫無責任感。只要能夠從政策尋到足夠的“租金”，各方都會變得極其懶惰，不動腦筋，不作為。
▍扶貧扶出尋租空間
扶貧政策是另一個明顯的政策尋租領域。為了實現全民小康社會，精準扶貧成了“十三五”規劃的主題詞。精準扶貧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大事，這不僅關係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更關係到一個社會的基本公平和正義。然而，即便這個中央高層極其重視的領域，也出現了普遍的政策尋租行為。
這是政府、幫扶單位（企業、學校等各種組織）、村幹部、甚至被幫扶對象（或村民）結成的一個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目標最終往往演變成不是要幫助農村真正脫離貧窮，而是以最高的效率來完成上層政府下達的扶貧任務。這就出現了甘肅“楊改蘭”事件所顯示的，沒有人去幫助真正貧困者的情況。在很多地方，“扶貧”實際上變成了“扶富”。因為扶貧有指標（即在規定的時間裡脫離貧窮），那些處於絕望中的人被視為沒有希望脫貧，所以更容易被地方官員和幫扶者所忽視。
更有意思的是，被幫扶對象也能夠得到“政策尋租”的機會。一些村民知道政府和幹部負有扶貧的政治責任，也拼命參與政策尋租。這裡，筆者想再次引用從前引用過的兩個例子。在一個較貧困省份的一個市，政府為了應對留守兒童的失學問題，對地方幹部和小學教師實行對兒童學生的“承包責任制”。這原是一件好事，但最終培養出很多不負責任的父母。一些父母千方百計把小孩推給地方政府和學校，自己則好吃懶做。一個兒童病了，打電話給家長，家長正在打麻將，就回答說：“小孩不是你們在負責的嗎？”竟然叫教師帶孩子去看病。
另一個例子也是在同一個省，幹部負責幫助農民脫貧，送羊到農戶，希望農戶通過養羊來脫貧。一次，羊病了，農戶打電話給幹部說：“你的羊病了，希望來看一下。”要注意，這個農夫並不認為幹部養羊是為了幫助他脫貧，而是認為幹部是為了實現政府扶貧的目標。實際上，此類事情實在太多，不勝枚舉。這些事例都表明，政策尋租不僅會促成政策變形，走上錯誤的方向，也會促成一個社會向下走，道德衰敗，社會成員變得毫無責任感。
▍ 知識界的尋租
有人說，中國基層和農村的人比較自私，知識水平低，容易做“刁民”，容易出現“政策尋租”。那知識界又如何呢？實際上，知識界的政策尋租甚至超過了產業界和農村。與產業界產能過剩相反的是，知識界生產不出有效的知識。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府對教育界的投入越來越多。就大學建設而言，之前有“985”和“211”等工程，現在又搞“雙一流”。實際上，各種類似和變相的工程不計其數。決策者的原意是要建設世界一流的大學，不計其數的財政和金融資源流向這些大學，但這麼多年下來，大學發生了什麼？錢當然多了，大學富了，但知識仍然貧窮。無論是政府還是大學精英都意識到，知識的創造有待體制的改革。大量的政策尋租消耗了國家大量的錢財，但體制依然如此。
如果說大學積重難返，舊體制很難加以改革，那新型智庫呢？近年來，中央政府把智庫建設提到很重要的議事日程上，期待新型智庫能夠生產出有效知識產品。儘管智庫也有歷史的問題，但很多智庫都是新成立的，應當說沒有多少歷史包袱。那新型智庫能否擔當生產有效知識的責任？
從現狀來看，答案不是直接和明確的，因為智庫也在做政策尋租，而非真正在追求有效知識。很多智庫並沒有在搞踏踏實實的研究工作，或研究產生有效知識的方法論，而是說些“應當說的話”，即政治正確的話。更有智庫把大量精力放在搞各種指標體系上。
西方搞智庫搞了那麼多年，也只有在近年才開始出現評估智庫的智庫，在中國最著名的就是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 簡稱TTCSP）。不過，智庫與公民社會項目並不為西方的智庫所看重，因為這個項目要麼做一些很顯然的事情，要麼就是缺少科學依據。
中國呢？有多少智庫、多少人在搞或想搞智庫評估？智庫還沒有成長起來，教條主義和官僚主義已經勃興。就其本質來說，智庫是跟教條主義及官僚主義對立的；後者興了，前者自然沒有空間。未來的歷史會證明這一點。就現狀來說，新型智庫領域忙著政策尋租，誰也不會反思現狀。在政策尋租方面，大家都是獲利者，為什麼要去改變現狀呢？
▍市場與法治
有政策尋租的行為，是不是意味著一個國家就不需要政策了呢？顯然不是。前段時間中國經濟學界進行了一場中國要不要產業政策的大辯論。這場辯論或許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但在學術或經驗上並無顯著意義，因為世界上根本找不到一個沒有產業政策的經濟體，也找不到只有市場而沒有政府的經濟體。
也就是說，這場辯論沒有抓住事物的本質。問題並不在於需不需要產業政策，而在於需要什麼樣的產業政策，誰來制定，誰來落實，如何落實。經驗地看，一些國家的產業政策有效推動了國家的經濟發展，而有些國家的產業政策反而制約了經濟發展。
其他方面的公共政策也是如此。近代以來，各國的公共政策（尤其是社會政策）有效助推了文明的進步、社會的公平和正義，但也有一些公共政策（例如社會福利）導致嚴重的政策尋租，產生了諸多負面效果。
在中國，政府在方方面面扮演著關鍵角色，而政府的角色是通過政策來體現的。這說明各級政府還會繼續制定大量的政策。不過，經驗表明，如果政策尋租行為不能有效減少或阻止，很多政策將很難達到其預期的目標，甚至走向反面。對中國來說，所要考量的問題，是如何減少和阻止政策尋租行為。
在這方面，各國積累了不少經驗。政策尋租往往表現為一種“內部交易”，遏止政策尋租就是要把“內部交易”轉變成“外部交易”。如何實現“外部交易”？那就是把“交易”建立在公開的市場和社會之上。市場、社會、法治是“外部交易”不可或缺的因素，更是消除“內部交易”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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