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感风寒，鲁迅困卧病榻;获知鲁迅去日无多，周作人表情漠然;日本医生断言鲁迅死于心力衰竭，后人充满疑惑！

这一天是个颇为特别的日子。

1936年3月2日，鲁迅到一间阴冷的藏书室里去找书，折腾劳累中出了汗，出得门来，经风一吹，不想受了风寒，当天晚上便剧烈地气喘起来，接着就病倒了，病势较以往甚是严重。本来，鲁迅年轻时身体是不错的，漂泊天涯，极少患病用药。但不知怎的，后来患上了胃病，食欲不好，痛得彻夜不安，身体便垮了下来。尤为致命的是，鲁迅从事绞尽脑汁的文字工作，案牍劳神自不必说，他的生活也没什么规律，晚起晚睡，生物钟被打乱了，香烟须臾不能离手。为此，许广平曾忧心忡忡地劝他把烟戒了，鲁迅每到这时，总是摆摆手，安慰她道:“不碍事的，我抽的是进口烟，没吸入肺部。”

实际上，香烟对他健康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到后来，他患上了肺病，稍感风寒，便会引来剧烈的咳喘。这一次，他病倒后，终日靠在卧室的躺椅上，静静地闭着眼，可是喘气的声音几乎穿透屋宇，像铁匠铺的风箱一样“吭哧”、“吭哧”地响个不停，来人还没进屋，在楼梯边便能清晰可闻。进屋一看，鲁迅的鼻子和胡须都喘得扇动着，胸脯则痛苦地起伏，差不多永不离手的纸烟，也放弃了。

进入6月以后，他的状况更令人担忧。对此，鲁迅在日记中记述说:“日渐委顿，终致艰于起坐，（日记）遂不复记。”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记，可见他的病况。

在鲁迅病中，不少友人和学生对他的病情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史沫特莱、宋庆龄、冯雪峰、茅盾等，都一面前来探病，一面为他推荐医生。与此同时，鲁迅与周作人在学术界的不少朋友得知鲁迅的现状后，都滋生了一个善良的愿望，期冀能借此机会促成这对叱咤文坛的兄弟言归于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理论界的巨子，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此时已同样步入了人生多病的晚秋，他在闻知鲁迅困卧病榻的消息后，曾蹒跚着步履前来探望，随后，他又让一名北大的学生，专程前往八道湾胡同向周作人传递这个信息。

周作人一副苦行僧的姿态，手持一紫砂陶壶，听这位青年学生谈完鲁迅的病情，转达蔡元培先生的意见，自始至终，他半眯着眼，除了偶尔啜饮着几口浓茶水外，不插话，不提问，不发一言，表情漠然。来者只得嗟叹而返。

10月19日，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一面旗帜的鲁迅终因肺病不治，溘然长逝。

关于其生病及死因，历来有很多追忆与叙述。惟有其独子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中首度打破沉默，质疑“鲁迅之死”的背后有一些解不开的疑团。鲁迅临去世前，肺病确已很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与宋庆龄特意请来了一位美国的肺病专家，给鲁迅会诊。这位邓姓医生在仔细检查后，表现得颇为乐观，他的论断是结核性肋膜炎。病人的肋膜里积水，要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即大开，病人食欲增加，身体就可恢复抵抗力。以这种简单易行的方法治疗，凭鲁迅的病况与体质，他完全可以再活10年。如果舍此而用他法，病不过拖延半年，便会不治而死。最后，他建议，可找一位中国医生，由两人商定治疗方案，再由中国医生一手操持，无须他亲自治疗，效果会大好。

然而，早年留学日本并曾学医的鲁迅，其专门的医生是一位名叫须腾的日本医生。那个美国医生诊断后，须腾赶了来，岂料他一口否定了对方的诊断。直到一个多月后，鲁迅的病情加重，须腾这才改口承认，美国医生的诊断是正确的。问题是，从医学的角度而言，这类病情连一般医科大学的高年级学生都诊断得出，须腾行医多年，对鲁迅的病情了如指掌，何以会搞错?

不幸的是，在许广平与鲁迅三弟周建人对须腾有过某种异议和不满后，曾想换由美国医生治疗，但被鲁迅所拒绝，他仍赞成由须腾为他治疗下去。他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愈往后，鲁迅的病愈加沉重。许广平焦虑不已。按说肺结核在当时称为肺痨，是令穷人只能等死的绝症，但以鲁迅的声望与经济条件，还是可以治疗的。当时虽无什么特效药，但有一种“空气针”，注射了效果较好。连许广平不大懂医，都要求须腾注射此针，可须腾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日本产的这种药能让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可又起一些反作用，会使病情加重。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鲁迅尽管病得这般沉重，须腾一如既往，不紧不慢，丝毫看不出紧迫感来，他不建议鲁迅住进上海的西医院治疗，反而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去日本治疗。鲁迅当即断然拒绝道:“日本我是不去的!”

进入10月，一叶落而知秋，上海已有了寒气。须腾异乎寻常地搬家了，从虹口闹市区躲进了法租界。到了这时，他仍没有建议鲁迅入院治疗。10月18日，鲁迅病情加重，呼吸紧促，冷汗淋漓，看上去十分危急和痛苦。须腾注射完一支日本产的激素类针剂后，许广平立刻焦急地走上前，询问病情，须腾不紧不慢地说:“过了今天就好了。”许广平这才稍稍安下了心。岂料，须腾的话居然是一语双关。次日凌晨，鲁迅便进入了弥留状态。终日喘息不止的他呼吸不再粗重了，而且越来越微弱。到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发生了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须腾带着两名日本护士闻讯赶了来，他们在床前左右摇晃，进行抢救。实际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天明时分，须腾摘下了耳上的听诊器，不得不沉痛地宣布，鲁迅已不治而去，死于心力衰竭。

许广平默默地立于一旁，望着面容安详，仿佛仍是过去辛苦写作一夜后，在早晨平静地进入了梦乡的丈夫，她轻轻地揽过幼小的独子周海婴，生怕再失去了什么似的，饮泣道:“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俩相依为命。” 一会儿，不少人赶了来，录制电影的、拍照的，大家的沉痛心情写满脸上。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叫奥田杏花的日本雕塑家，他提着一只箱子应内山完造的要求，亲自来到鲁迅床前，用凡士林油膏，涂在他的面颊上，从额头至下巴，均匀涂起，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一层层地搽匀，然后辅以细纱布慢慢敷几下，直到呈半圆形状。约半个小时后，奥田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鲁迅遗容的面膜就此剥离了出来，上面黏有十几根眉毛和胡子。随后，面膜被翻注一具，交由许广平他们作纪念，复制出的模具显得窄瘦，两腮凹陷。据推测，是鲁迅逝世后没能带上假牙的缘故。

50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许广平将那具珍贵的原始面膜捐献了出来，现作为一级文物，采用特殊手段保存在纪念馆内。鲁迅去世后，那位须腾医生不久回了日本，从此，便“蒸发”了，杳无踪迹。有人说他隐姓埋名，在日本一个乡镇行医，也有人说他死于战乱。总之，杳如黄鹤，没了音讯。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对此耿耿于怀，解放初，曾专门致信许广平，请求彻查鲁迅死因。直到晚年，他和许广平每每论及此事，始终充满了疑惑。再说鲁迅逝世的消息传出后，包括他的许多论敌都为之扼腕痛惜，前往吊唁或写文章，以不同方式表达和寄托哀思的人络绎不绝，全国上下自发地掀起了一场吊唁鲁迅的运动。

鲁迅在北京的家人，得到这个消息已是傍晚时分。周建人专程发去电报，向周作人通报了鲁迅逝世的情况。周作人握着电报，在第一时间如何反应，他本人没有表露，也无旁的资料可以显示，但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是肯定的。他连忙来到砖塔胡同，老母鲁瑞与朱安住在那里。像所有遭到不幸的家人一样，他捏着电报，唏嘘半天，方才鼓足勇气对老母说道:“刚才接到建人的电报，说老大已经……”

鲁瑞老人惊疑地望着儿子，已有了某种预感，忙追问道:“不是说好得快差不多了吗?”

周作人转过脸，缓缓说道:“老大今早就过世了。”说完，递上了周建人的电报。

朱安闻之，如泥塑一般。良久，眼泪奔涌而出，她凄楚地唤过一声“大先生”，便跌坐在了椅上。

老来丧子，鲁瑞老人的悲痛不言自明。她看完电报，忙将期冀的目光投向儿子，百感交集道:“老二，我以后就只有靠你了。”周作人则一脸颓丧，搓着手，不停地跺脚叹道:“我苦哉!我苦哉!”

次日，北京的各类媒体接踵而至，纷纷采访周作人，请他谈谈对鲁迅的看法。周作人特地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谈话:他对于鲁迅在上海的情况，了解不多，平时也极少通信，只知他患了肺病，今天早上接到弟弟的电报，才知鲁迅的死讯。以后，周作人写了《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在这些回忆文章中，他首次披露了鲁迅引领他走向文学道路的第一步。他赞扬说:“鲁迅做事不为名誉，只是由于自己的爱好，这是求学问、弄艺术最高的态度，并且是认得鲁迅的人平常所不大能够知道的。”

周作人对于写鲁迅的文章态度是节制的，尽管约稿很多，他只写了两篇。也许是一种巧合，他希望不要把鲁迅神化，鲁迅是人而不是神。结果后来，鲁迅果然在某种意义上被神化了。但周作人对鲁迅的评价，特别是说鲁迅思想消极，倾向虚无主义，便引起了左翼青年的愤怒。一位青年从武汉给他寄去一张明信片，指斥他“不懂鲁迅的学问，最好不要乱说。”还有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周作人此举是“想把鲁迅精神所影响的青年拉到他精致的苦雨庵里去。”

不过，许广平却表现出了相当的宽容与大度。看见周作人谈鲁迅的文章后，她亲自写信向昔日老师、今日的小叔子表达谢意。后来，中共地下党员，鲁迅生前的学生冯雪峰曾约请周建人出面，写信邀其南下，但为周作人所拒绝，他说，他害怕鲁迅在上海的党徒对他不利。其实，这里面也包含有鲁迅的意思，他生前曾希望周作人能走出书斋，为国家、民族做点大事，如北京的知识界发表救国宣言时，周作人居然没有署名。他可能至死都不知道，鲁迅生前曾公开说，周作人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第一流的，就连病重时，还在读他的文章。

文学巨匠-鲁迅哀荣备至

鲁迅弥留前留给许广平的暗示，曲笔两行，意蕴何在?场面盛大、哀荣备至的葬礼，究竟是中国共产党、宋庆龄等主持，还是鲁迅家人所为

鲁迅去世后，由上海救国会、宋庆龄、蔡元培、左联等共同发起和成立了治丧小组。签于上海市区不甚方便，宋庆龄建议，将鲁迅的坟地选在虹桥路万国公墓，那里离市区较远，有可供丧葬的坟地，同时，宋氏家族的墓地也在那边。

许广平会同周建人等亲属实地考察后，觉得甚为理想，便采纳了宋庆龄的意见。接下来，便是选购棺木。挑选棺木时，宋庆龄、茅盾夫人孔德芷、周建人夫人王蕴如陪同许广平母子到万国殡仪馆一带选购。他们一行先是看了几家中国人开设的棺木店，这些店铺陈列的棺木，从高中档到平民化，一应俱全。至于样式，则是传统的中国模式，板材厚重，油漆上光，森然鉴人。走了几家，大伙都觉不甚满意。后来，大家觉得购买西洋式的，既大方又符合鲁迅的身份。一行人于是又来到万国公墓附近的售棺展示室，许广平一咬牙，挑选了一个价格相当昂贵的西洋式棺木。

出殡时，万人空巷。许多人怀着悲痛的心情，自发地加入送葬者的行列。宋庆龄臂缠黑纱，面容哀戚，她和孔德芷等陪伴着许广平母子走在送葬队伍的中间，引人注目，鲁迅的棺木则由他生前喜欢的学生萧军领头，六个人抬着，缓缓走向墓地。棺木上覆有上海救国会会长沈钧儒题写的“民族魂”三个大字。整个葬礼由蔡元培、宋庆龄和沈钧儒主持。

事后，鲁迅之子周海婴称，整个丧葬费用实际上是由其母许广平自己出资操办的。但是，有人则指出，实际上，鲁迅逝世后，购买棺木、墓地乃至送葬费用，宋庆龄、上海救国会、中国共产党都曾介入其中，至于究竟是哪个所为，或出资多少，在鲁迅身后又成了一个谜。鲁迅生前，曾给许广平留下过这样的话:“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

许广平从1936年鲁迅去世直至她1968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北京，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与儿子相依为命，在心灵深处，固守着鲁迅之灵。哪怕青丝变白发，亦不曾有过再婚续嫁的念头。著名剧作家魏明伦曾不避尊者讳，斗胆放言，许广平在鲁迅身后矗立出了一座偌大的高级贞节牌坊，守的是另外一个意义的节烈。鲁迅的两行曲笔里，难道就是这方面的暗示?同样，许广平也有她独善其身、不再他嫁的权利。孰是孰非，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当然不可简单地一言以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