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堅、王年一、範碩、王力說
1966年10月5日，經毛澤東批准、以中共中央名義批轉下發的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簡稱《緊急指示》），是“文革”中的一份重要文件。《緊急指示》原意僅針對軍隊院校，“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中央的批示卻大大擴展了其適用範圍：“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客觀地說，《緊急指示》存在兩重性。正如 “文革”史專家王年一所言：“《緊急指示》是適應‘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要求而產生的。它有正確的方面，為運動初期被冤屈地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人平反，這是正確的；但是總的說來，它有著十分嚴重的錯誤。它實際上規定了更大範圍內的‘踢開黨委鬧革命’，這是它的要害。”
至於《緊急指示》的由來，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稱：“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負責人，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1966年間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在其《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一文中，有著與王年一幾乎完全相同的說法：“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二醫大‘紅縱’一派的頭頭向毛主席和林彪反映說：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對群眾限制太多。林彪就下令要全軍文革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樣搞法。”
劉志堅是《緊急指示》起草人之一。從表面上看，《緊急指示》由來公開披露的時間，王年一早於劉志堅，但只是王年一在《大動亂的年代》中曾明言依據“劉志堅的回憶”。筆者推斷，“劉志堅的回憶”即《動亂之初的經歷和遭遇》，應早有一內部流傳的版本，王年一依據的，也應是這一內部版本。
1995年3月出版的《葉劍英傳》（由範碩任組長的《葉劍英傳》編寫組著），在劉志堅、王年一的說法前面加了一句話，變成“他們經過精心策劃，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由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說軍隊鎮壓群眾，與地方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制太多等。林彪下令要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立即發一個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做法搞”。
以後，範碩在私人著述《決定國家命運的大決戰》中，將上述這段話修改為：“這一天，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的嘍囉們唆使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的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林彪看毛澤東沒有反對錶示，就說軍隊這樣搞不行，要採取措施。回來以後，第二天下午，對軍隊院校‘文化大革命’作了‘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
所謂第二軍醫大學“紅縱”“一派的頭頭”或“一個負責人”或“一個頭頭”，姓甚名誰？劉志堅、王年一和範碩均未作交代。
王力在回憶錄中則直接點名道：“在天安門城樓上，有人向毛主席、林彪反映情況。據我瞭解，反映情況的是陶斯亮，她是陶鑄的女兒，第二軍醫大學的學生。”
陶斯亮否認與其有關
2015年春節後，筆者有機會兩度見到陶斯亮。就筆者關心的有關她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傳聞，陶斯亮爽快地作了回應。她所回憶的事情經過，與坊間說法相距甚遠。
陶斯亮說：1966年9月13日晚，我們二醫大五名女生，在哈軍工“紅色造反團”赴滬串聯的學員鼓動下，離滬乘火車赴京。10月1日，我在天安門城樓上碰見李訥，李訥熱情地叫我一起去見主席——她的父親。她把我帶進了城樓上一間頗大的休息室，只見主席一個人在裡頭抽菸。〔據陶斯亮《我和聶力、李訥、林豆豆》一文：陶斯亮見到毛，“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站在那兒訥訥地說：‘毛伯伯，您還認識我麼？’毛澤東微笑著，用濃重的湖南口音說：‘亮亮麼，陶鑄（他將鑄念成巨）的女兒。’”〕我父親（陶鑄）進來一會兒又出去了，他對主席說：“亮亮是逃跑出來的。”主席問我怎麼一回事，我慌亂地、前言不搭後語地將學校不讓我們串聯、我們“衝破阻力”到北京的事說了一遍。主席聽了說：“李訥，你就沒有亮亮的造反精神。”主席好似並不特別關注我的告狀（我的表達也是混亂的）。他談笑風生，還拿我的名字開玩笑說：“陶斯亮，陶元亮（陶淵明字元亮），你就是如此這般的陶淵明。”
陶斯亮說：偌大的休息室裡，只有主席、李訥和我三個人。林彪自始至終不在場。說我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群眾，有什麼人能證明？我一個軍校小學員（陶斯亮時為第二軍醫大學軍醫系應屆畢業生），敢當著林彪的面向主席控訴軍隊鎮壓學生嗎？借我個豹子膽也不敢啊！
陶斯亮又說：與主席談話，本來是一個機緣巧合的事兒。有人說什麼“他們經過精心策劃”，又說成是“江青嘍囉們唆使”，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針對坊間有邱會作得知“陶斯亮等幾個人”向毛澤東告狀而“請人幫忙湊過去聽”這一奇談怪論，陶斯亮重申：那天見主席時，除李訥外，僅有我一人在場。凡進過天安門城樓休息室的人都明白，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之下，想搞什麼偷聽，沒門。
陶斯亮最後說：見過主席，我並沒有到處宣揚，連同學們我也沒有對他們說。那麼，所謂“告狀”消息，是怎麼第二天就傳到林彪那兒的，劉志堅又是從哪兒得知的，我確實一頭霧水，無從考究。
汪志傑的說明
帶著未解的疑團，筆者請教了當年第二軍醫大學“紅縱”核心——勤務站的成員汪志傑。汪志傑訴說了他所瞭解的一些情況（當然，汪所說的僅代表了他本人及“紅縱”一派的觀點）：
第二軍醫大學學員“逃兵”問題
“1966年8月底，二醫大學員中的少數派（可以說是‘紅縱’的前身）部分骨幹成員在海醫系操場碰頭，討論了學校的‘文革’形勢。參加者有軍醫系及海醫系多個年級的代表，包括我和×××在內，十人左右。大家對於運動以來學校黨委的許多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特別是‘八一八’之後學校領導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做法更令我們十分氣憤和擔憂。當時我們只是覺得問題的癥結在學校黨委，必須儘早向上級彙報，由總後黨委來解決和糾正學校領導的問題，否則學校的文化革命有可能夭折和流產。”
“×××自告奮勇去北京，8月29日就帶了兩位同學啟程。×××走後的第二天，整個學校就沸騰了，一批又一批的大字報指名道姓地將×××三人稱為‘逃兵’，聲言要抓‘逃兵’。大字報幾乎完全變成了對少數派的圍剿，不同觀點群眾之間的對立情緒開始顯現並愈加明顯。”
“×××等走後，上述骨幹曾數次碰頭，就學校運動的形勢交換了看法，認為目前學校運動的形勢已經變得更加糟糕。由於×××走後我們無法與她取得聯繫，覺得必須設法把她離開學校後發生的這些情況帶去北京。時間到了9月中旬，我們覺得不能再等了，要儘早去北京，而且去的人要多一點兒，才能形成聲勢。於是，我和軍醫六二級一名學員、軍醫六一級的五名女學員和海醫六二級的五名男學員同時離開學校，於9月15日到達北京。第二天一早，學校就掀起了第二波抓‘逃兵’的熱潮。”其實，總參、總政於9月12日已發文同意軍隊院校學員有組織地分批到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二醫大校方有沒有及時傳達貫徹總參、總政的通知精神，我們未得到詳細資料。到了9月下旬，二醫大學員的大部隊已有組織地抵達北京。
“紅縱”成立時間
“10月5日《緊急指示》公佈當晚，在北京後勤學院（二醫大學員在京住地）召開了各年級相同觀點骨幹會議。到會人員有十餘人。對於軍委《緊急指示》，大家感到非常激動和興奮。對於《緊急指示》中央決定軍隊院校文化革命與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理，表示完全贊同，決定也成立一個群眾組織。由於此前從未想過軍校也能成立群眾組織，所以對於組織名稱一時拿不定主意。到會人員比較了當時地方各高校群眾組織的名稱後認為：我們這個組織的名稱，與他們應該有所不同，不要簡單地照搬別人什麼‘造反隊’‘造反團’之類。經過反覆討論，決定為我們這個組織取名為‘第二軍醫大學紅色造反縱隊’。”換言之，10月1日，“紅縱”並未成立，所謂當日“紅縱”“一個負責人”或“一派頭頭”或“一個頭頭”向毛澤東、林彪告狀的說法，都是不準確的。
陶斯亮在“紅縱”的地位和作用
“陶斯亮確實擔任過‘紅縱’勤務站勤務員，時間從1966年10月5日《緊急指示》公佈、‘紅縱’成立之日起，至1967年1月4日她父親被打倒時止，滿打滿算正好三個月。陶斯亮在‘紅縱’勤務站裡屬‘溫和派’，從不張揚，從不盛氣凌人，沒有什麼過火的地方。我至今難以理解，當年陶斯亮怎麼會參加‘紅縱’？1966年‘紅縱’在北京批鬥邱會作時她在上海，1967年‘紅縱’二上北京批邱，並組織三座門靜坐時她已退出‘紅縱’。”
“‘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後，陶斯亮從未告訴過我，我也從未聽說過她上天安門當面向毛和林反映二醫大的事。”
反映者另有其人
其實，在“文革”期間和“文革”結束後都有材料表明，向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群眾”、促使林彪下決心並經毛澤東同意發佈《緊急指示》的，並非陶斯亮而另有其人。
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稱：“此時，又有上海二醫大‘紅縱’的一個紅衛兵代表，拿著‘血衣’，來見林彪、葉群，要求給予支持。林彪腦子一熱，又要採取行動了。1966年的國慶節一過，林彪告訴趙根生，立即把全軍文革的負責人找來。他指著二醫大送來的血衣對大家說：‘如果我們不支持學生造反，就要犯大錯誤。’接著他指示，要對軍隊院校被打成‘反革命’的學生一律實行平反，要銷燬一切有關他們的‘黑材料’，要允許他們搞‘四大’，要支持他們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准許他們去全國各地‘大串聯’。林彪指令全軍文革據此擬一份軍委命令，準備以佈告形式張貼出去。”
王力也說：“還有一姓屠的，也是高幹子女，她到林彪家裡反映軍事院校鎮壓群眾。因此林彪決定要發一個緊急指示，說軍事院校要按地方的搞法。這個文件是林彪聽取了情況反映後口授的。”
張雲生、王力所指，其實都是×××。但兩人所說均不甚準確（王力甚至連姓名都搞錯了）。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來自當年“紅縱”自己辦的報紙《紅色造反報》。該報1967年2月4日出版的第六期第一版的一篇報道《葉群同志會見“紅縱”等革命造反派代表》稱：“［本報北京二十五日訊］昨天深夜至今日凌晨，葉群同志（全軍文革小組成員、林副主席辦公室主任）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的委託，帶著林副主席和陳伯達同志對我們的親切關懷和親筆信件，來到我校‘紅色造反縱隊’勤務站，會見了我‘紅縱’代表和總後機關，四、七醫大，獸醫大，後勤學院的革命造反派的代表，聽取了我們的彙報，並作了重要指示……代表們彙報由邱會作一手策劃的鎮壓革命學員的‘九二七’事件時，葉群同志告訴代表們，《緊急指示》與此有關。有件衣服（指×××受圍攻時被撕壞的衣服）撕掉了釦子，還有一封血書。林豆豆拿著衣服給他爸爸看，幾位副主席都在場，我在旁邊看著哭了。林副主席看了很生氣，由他建議起草了《緊急指示》。”
上述材料表明，《緊急指示》的確與陶斯亮無關，而與×××有些瓜葛。筆者認為，更重要的是，無論×××抑或是其他什麼人的反映，在《緊急指示》形成的過程中，不過是一劑催化劑而已。正如王年一在20世紀90年代修訂過的《大動亂的年代》一書中所加的一個註釋所言：“林彪下令，不是因為‘紅縱’一人（學生）反映了什麼，而是因為所謂‘無產階級司令部’有此需要，一學生的反映不過適逢其會而已。在《緊急指示》定稿的當天，中央就加以批轉，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中共中央當日就轉發了《緊急指示》，充分說明了毛澤東對這個文件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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