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人「綜藝變主業,音樂成副業」,才能藝人外流,綜藝咖缺失

文丨Suri

縱觀2018上半年綜藝嘉賓的構成,楊迪參加了11檔綜藝節目,何炅參加了8檔,劉維參加了14檔,張傑參加了9檔,大張偉、華晨宇參加了5檔……綜藝勞模們串場出現在各種類型的綜藝節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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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發現,“綜藝勞模”中音樂出生的嘉賓佔據了半壁江山,這些音樂人除了熱衷於參加音樂類節目,還頻繁出現在遊戲戶外真人秀、脫口秀或出任主持人等與音樂專業全然不相關的節目中,音樂人儼然已經超越了傳統的通告藝人,成為了綜藝熒屏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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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困境還是曝光需求,音樂人對綜藝的執著

“說實話,我這一段時間真的需要錢”,這句話出自2016年的朴樹之口,當時他正站在《跨界歌王》總決賽的舞臺上,受邀與王子文現場同臺演唱經典歌曲《那些花兒》,朴樹一句話揭開了音樂人頻繁上綜藝一個口子——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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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國內絕大多數的音樂人來說,錢一直都是困擾他們的最大問題,如何帶著音樂夢想生存下去,成為越來越難的問題。

在實體唱片時代,盜版光碟十分猖狂,對於版權意識不強的國人來說,盜版光碟意味著“物美價廉”,而對音樂人來說,專輯銷量不佳意味著沒有錢賺,公司解約,不能生存。2015年李志在北京演唱會上,說了這樣一句話:“所有的專輯銷量加上演唱會門票,還不足以承擔在工人體育館辦這場演唱會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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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實體唱片走向沒落後,數字音樂的大潮仍然沒能為音樂人帶來多少好處,相反大環境變得更糟。很長一段時間裡,各種盜版音樂網站都可以下載海量免費數字音樂,人們已經養成了免費使用音樂作品的習慣。

而這時,綜藝行業嘉賓天價出場費,為音樂人的生存之路帶來了“曙光”。從天娛傳媒公佈的2017年收入構成來看,藝人經紀業務收入為2.57億,其中華晨宇單個藝人貢獻創收9000多萬。這樣近一半的比例對於一個傳統的純粹音樂人而言,著實是個不小的數據。

除了可觀的收入,音樂人上綜藝立人設,圈粉無數的案例在圈內不斷上演。如被網友調侃為“拼命掙奶粉錢”的張傑此前一直被部分媒體以“閏土”、“木訥”的形象報道,而周杰倫則被誤認為“耍大牌”、“脾氣差”,直到張傑初為人父後參加了一系列綜藝,“好老公”“好爸爸”的形象逐漸深入人心,周杰倫在《中國好聲音》中的“小公舉”形象也讓觀眾認識到他的風趣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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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人在綜藝節目中適當的曝光,用於維持自身熱度,擴展知名度,為自己的音樂作品鋪路值得理解。但大範圍廣撒網式的參加非音樂類綜藝,比通告明星和傳統的演藝圈明星更甚,關於“炒作”、“撈金”的質疑也不絕於耳,音樂作品輸出漸成副業的行業亂象值得深思。

音樂行業回暖,音樂人卻成“綜藝咖”

2015年7月國家版權局發佈的《關於責令網絡音樂服務商停止未經授權傳播音樂作品的通知》被稱為“最嚴版權令”,消息來得突然也成效斐然,通知下發不到2個月時間裡,有220餘萬首未經授權的音樂作品從各大音樂平臺下架,不付費使用音樂作品的時代已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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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下載的惡性循環得到了緩解,行業的春風使國內音樂人在“餬口”上的壓力相較之前減輕了許多。現在整個音樂產業正朝著良性的方向發展,整個音樂市場正在變得更加規範和有序。國內版權環境得到好轉的同時,上綜藝不再是音樂人不得已放棄音樂夢想的“救命稻草”。

對於部分在綜藝領域“一路狂奔”的音樂人而言,想要停下來專心做音樂已經越來越遙遠。當音樂人不靠作品上綜藝,而是靠“段子手”“深情”“好模範”的人設出現在節目中時,與傳統的通稿藝人已經別無二致。如被稱為“段子手”的薛之謙、大張偉、李健,都是因為具有很強的綜藝感和網感所以受到綜藝行業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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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沒有代表作品最終淪為單純“綜藝咖”的音樂人不在少數,如活躍在《天天向上》《七十二層奇樓》《蒙面唱將猜猜猜》《我去上學啦》等一眾綜藝節目中的大張偉堪稱“綜藝勞模”。但如果不是宣傳自己的新專輯《陽光彩虹小白馬》,許多人都已遺忘了他歌手的身份,曾經的大張偉也創作過《嘻唰唰》《倍兒爽》等膾炙人口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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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隨著他以獨特的京味搞笑逐漸在綜藝行業獲得認可後,便一發不可收拾,再無具有代表性的音樂作品面世,勉強以綜藝維持熒屏熱度,正如他宣傳自己新專輯時所調侃的那樣“我這專輯四年出一次,跟奧運會似的。”

當“綜藝感”成為一個藝人是否吸粉的關鍵,業務能力逐漸被弱化時,也恰恰反應了綜藝行業藝人的缺失,全能型綜藝嘉賓更是難尋的生態現象。“楊迪”們的走紅便是來源於此,能夠恰當拋梗接梗,懂得營造綜藝節目效果,成為綜藝嘉賓的重要參考維度。

結語

從綜藝行業來說,更具有網感和綜藝感的嘉賓受到歡迎是必然的,近年來國產綜藝同質化現象嚴重,綜藝咖音樂人應只是綜藝生態走上正軌的過程中的過渡手段而非使節目長盛不衰的法寶,根本解決之道仍在於抓住“全能綜藝咖”和自身形式的創新。

目前綜藝行業節目形式不斷推陳出新,如最新播出的《幻樂之城》,融合了音樂劇、話劇和電影等藝術形式,通過攝像機多角度、多機位運動和唱演者的配合,打造了畫面空間的真實感和一氣呵成的整體感,為觀眾帶來了新的審美體驗和情感共振,從綜藝本身形式本身而非“綜藝咖”選擇出發,原創精神值得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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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對於音樂人而言,國人版權意識的增強和政策的推動使更多音樂人不必為了生計被迫參加綜藝,雖然音樂人希望獲得更多曝光度和經濟支持適當參與綜藝無可厚非,但“綜藝主業,音樂副業”的行業亂象也應得到重視,對綜藝和音樂兩個行業來說,這個問題都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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