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夏天，15年來評分最高的華語電影——《我不是藥神》成為了縱橫暑期檔的最大贏家。
徐崢扮演的一個起初為錢、終而為義的藥販子程勇，在面對吃不起天價抗癌藥的慢粒白血病人渴望與祈求時，拼上身家性命鋌而走險，為白血病人代購便宜的印度仿製藥。入獄那天，他救過的白血病人自發站滿了街道，為他送行。
影片的最後，程勇案引起了國家高度重視，天價的抗癌藥格列寧最終被納入醫保，無數白血病人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當熒幕上跳動著“進口抗癌藥零關稅，符合條件的納入醫保”的字樣時，無數人長吁了一口氣。不少人說，“醫保”這兩個經常跳動在每月工資單上的字眼，在看完這部電影以後，忽然變得格外有意義。正如影片中說，世界上只有一種病，就是“窮病”；但是醫保的存在，大大減緩了看不起病、吃不起藥的壓力。
但是，我們必須要知道的是，一個國家完善的醫療保障體系，必須建立在完善的國家財政的基礎之上。
一方面，財政是基本醫療保險基金的重要籌資來源，在部分大病保險基金中，財政補貼還是額外籌資的來源；另一方面，醫療救助資金完全由財政撥款構成，負擔了城鄉貧困居民的基本醫療保險費以及部分應急醫療費用和大額醫療費用，社會保險事業費用和基本醫療保險經辦成本由各級財政提供必要經費支持。
用“人話”來說，國家母親有收入，國家的兒女就有保障。所以說，一個成熟的現代國家，重要的標誌之一，就是建立完善的財政制度。
無聊的科普時間結束，以上的知識點估計大部分人都心裡有數。
但是，你們知道我們國家的財稅制度，是從什麼時候邁入現代化的嗎？解放後？民國？
NO！其實，從晚清開始，咱們的老祖宗就在列強的壓迫下，創造出了令人心悅誠服、五體投地、歎為觀止的現代財政制度！
是的，你沒看錯，就是那個在歷史上被定格為民不聊生、飽受壓迫、貧窮落後的大清帝國。
清朝末期在歷史書上是黑白照籠罩下暗無天日的封建王朝，但斯蒂芬·哈爾金的《追尋富強》，卻給了我們看待清帝國的一個另類視角。
很多電影和小說，會不遺餘力描繪農民在苛捐雜稅下求生無門的慘狀。的確，在清朝統治的前200年，公共財政很大一部分依靠農業稅制度。
但在太平天國起義前後，不斷惡化的安全環境改變了近代中國的稅收、資源分配以及政府支出的模式。缺錢的清政府需要增加軍事支出、購買軍備、修建攻防、整編部隊，用來保護它的子民——或者說它自己——不被列強一口吃掉。
當然效果是槓槓的——據斯蒂芬記載，到19世紀60年代以後，稅收從1842年的銀4200萬兩到1911年的超過1.2億兩，總共翻了三倍。
時至今日，翻開這本書，可以看到大清帝國為了自救而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值得被記住。
“劫富濟貧，支援邊疆”
貧富差距這件事自古以來就存在，但清朝在“殺富濟貧”方面還是有一套。四爺雍正他老人家，不只忙於宮鬥，他和臣民還將中國各省劃定為自給自足、稅收不足和稅收盈餘三類地區，對資源進行重新分配，將東部繁榮地區的錢物分配到北部和西部的落後地區。
所以，支援邊疆這件事，從幾百年前就開始做了。
這些來自兄弟省份的資源，不僅用來支援軍事開支，派駐新疆的士兵還會大搞屯田來種植穀物，軍隊還經常幫助當地建設以及修繕運河和灌溉措施等水利基礎工程。
厘金局
19世紀中期以後，清政府日子過不下去了。
太平天國運動造成的人口損失，把清政府的收入打了個對摺還多——1850~1853年的政府收入下降到太平天國運動之前的40%。
王朝的生死存亡取決於能否找到其他的收入來源，所以，當局開始對中國境內商品的流轉加徵新的稅捐，並且創立了一個新的行政機構——厘金局。
厘金——大概就相當於，商人若想從此過，必須留下買路財。雖然當時的厘金給中下層的百姓帶來了難以承受的負擔，特別是在江南，當地商人平均13裡就要遇到一個稅卡。但是，從農業稅到商業稅的轉換，的確在當時拯救了大清帝國。
這些商品稅收入用於支付軍隊開銷，為國家提供建設資金，來直面外來威脅。
海關
1950年後，中國商品經濟的活力讓政府得以拓展其資源基礎，而在新增稅收中，除了厘金，佔份額最大的，就是海關了。
儘管國際商貿只是中國總體經濟活動的冰山一角，但海關的收入還是在不斷增長。19世紀中期大清帝國海關的創立，為國防開支提供了鉅額資金。扣除通脹因素，1890年的海關稅增長至1860年的4倍，然後再甲午戰爭後穩定在每年1800萬兩雙俠。到了清末，關稅總收入至少佔總收入的12%。
所以，在清朝統治的最後30年，公共稅收的結構發生了進一步改變：大清帝國的稅收，從農業型成功轉型為商業型。
在近代早期歐洲弱肉強食的國際環境下，財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但在我們印象中，孱弱無能的清政府，至少在財政體系上，從直接農業稅到間接的商業稅捐再到現代稅收的三階段發展進程，與近代早期英國的經歷如出一轍。
關稅和厘金支撐起了軍事基礎設施的建設，工程師們沿著海岸線築起了火炮炮臺，在江南一帶，國防規劃的完善度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斯蒂芬在《追求富強》中感嘆，清政府在晚期“創建的公共稅收新制度，似乎可以反駁王朝衰落說”，它所表現出的制度創新性、重要性和可能性，是超乎我們大部分人想象的，在帝國晚期，中國就已經為創建一個軍事—財政國家邁出了第一步。
現在我們喜歡調侃：大清國早就亡了一百多年啦。但是，歷史卻證明，這個亡了的大清朝，其實有著不為人知的、顛覆性的另一面。
儘管，在大多數中國人的歷史書上，晚清被描述為一個苟延殘喘、腐敗不堪的封建帝國，它當時所面臨的的內憂外患，已經無藥可醫。但是，在斯蒂芬·哈爾西的《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一書中，清帝國在最後的幾十年，這個國家仍然在不斷地、努力地尋找著自救的方案，它不斷改革、不斷創新，拖著沉重的鎖鏈向現代國家邁進。
很多人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會吃驚自己因為一本學術書而感動到熱淚盈眶。的確，“追尋富強”是中國人從未停息的一個夢，它早就融化在國民的骨血裡。 所以，不如認真讀一讀，看看我們的上幾代，曾經奮鬥不息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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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富強：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1850—1949》
[美] 斯蒂芬·哈爾西 著丨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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