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經黨中央、國務院批准，重慶成為全國第一個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大城市。緊接著在1984年，武漢、瀋陽、廣州、西安、哈爾濱、大連等大城市也很快納入了改革試點。重慶能在改革試點中領先其他大城市一步，與蔣一葦和林凌這兩位經濟學家的推動作用是分不開的。
蔣一葦
蔣一葦和林凌都是老革命，蔣一葦是川東地下黨的老同志，曾與紅巖英烈陳然共同辦《挺進報》，文革後擔任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林凌解放前在北京從事地下工作，1950年南下重慶工作，從此與重慶結緣，文革後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當時，這兩位學者活躍在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理論研究的第一線，因觀點相近成為學術夥伴。他們有個觀點，認為“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實踐性極強，無法從上到下做好規劃再搞，只能自下而上的衝，他們稱為“撞擊反射”。
林凌
蔣一葦和林凌非常關注重慶的改革，對重慶的情況非常熟悉。重慶是我國重要的老工業基地之一，1980年前後，重慶工業總產值佔四川四分之一，西南六分之一。但是，在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重慶市的發展受到很大束縛，存在很多問題和困難。一是市一級財政收入很少，沒有能力進行城市基礎設施的改造和建設；二是當時重慶市的行政地位是地市級，經濟活動被封閉在行政區劃範圍內，無法發揮城市對周圍地區的經濟帶動作用；三是重慶有幾百家大中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但大部分歸中央各部和省各工業廳局分散管理，企業之間難以形成專業化和協作關係。另一方面，四川省和重慶市的企業改革起步較早，搞得比較好。
更重要的是，1979年林凌陪同中央財經委員會四川調查組對重慶作了一次比較全面深入的調查。調查組提出“城市是經濟的中心”，要對城市的體制進行改革，發揮重慶的經濟中心作用。當時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非常贊同這個觀點，同意在重慶進行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但是後來此事因為各種原因耽擱下來，沒有實行。林凌對上述情況很清楚，這也為他們後來提出在重慶而不是其他大城市首先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埋下了伏筆。
1981年起，為穩妥起見，本著先易後難的原則，國務院先後選擇湖北沙市和江蘇常州這兩個經濟關係相對簡單的中等城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隨著全國城市改革實踐的推進，下一步選擇經濟關係更為複雜的大城市進行試點並把試點經驗推向全國，已經呼之欲出。但是，到底何時開始大城市試點，選擇哪一個大城市進行試點，在當時還不明朗。
在這個節點上，蔣一葦和林凌的一份調研報告對重慶成為全國第一個進行試點的大城市，起到了關鍵推動作用。
這份報告是1982年4月他們到首鋼調研企業擴大自主權時寫給中央的。在這份歷史性報告中，他們附帶提了一條建議：企業改革和城市改革有密切關係，城市不改革企業很難搞好，建議選擇一個經濟關係比較複雜的大城市進行試點，並建議選擇重慶。這份報告送上去後，很快得到國務院總理批示，原則同意在重慶搞綜合改革試點，並要國家體改委對在重慶進行綜合改革試點的建議進行研究。
由於這份報告，重慶正式進入了國家決策層視線。
報告被批准後，蔣一葦和林凌等人立即趕到重慶進行調研，重慶市委、市政府對此非常歡迎，積極支持調查工作，並派人去沙市、常州瞭解試點情況。在北京，國家體改委也抓緊研究如何在重慶進行城市改革試點。
1982年11月，蔣一葦和林凌在寫給國務院的報告中，強調了選擇重慶進行改革試點的4條理由：第一，重慶經濟關係複雜，搞好重慶的改革，可為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提供實踐經驗，有利於發揮重慶及其他經濟中心城市的作用，同時，重慶國防工業集中，搞好重慶的改革也有利於發揮國防工業的作用；第二，強調了重慶是改革最早、改革領域最廣泛的城市之一，有很好的基礎條件；第三，強調了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對重慶的關懷和希望；第四，認為重慶屬於非省會特大城市，容易在經濟上同省裡分開，可以在重慶實行“點”內“試”，將“點”封閉起來，在點內打破常規，大膽試行一些特殊的體制和政策，在試驗成功之前，其他城市不得仿效。這份報告，消除了當時一些關於重慶是否具備改革試點條件的疑慮，對中央下決心在重慶試點起了重要作用。
重慶市委、市政府在爭取、推動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中作了大量工作。國家體改委、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市政府領導，對重慶經濟體制綜合改革進行多次溝通，達成了一些原則意見。到這裡，關於在重慶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試點的前期調研和準備工作基本完成。之後，進入重慶市、四川省、中央之間的層層上報和審批程序。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准了四川省委、省人民政府《關於在重慶市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意見》。重慶正式成為全國第一個進行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的大城市，計劃單列、重慶與永川地市合併、企業管理體制、流通體制、財政稅收金融體制、勞動工資體制等各項改革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這是重慶改革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可以說，這一時期重慶改革獲得的政策空間和在實踐中取得的成果，為重慶後來發展成為中央直轄市準備了重要條件。
中央文件下達後，1983年2月19日，《四川日報》和《重慶日報》同時發表了林凌和郭元晞的長篇文章《發揮重慶經濟中心的作用》，在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進一步為重慶試點製造了輿論。
此後，蔣一葦和林凌兩位經濟學家沒有就此淡出重慶改革，他們與10多位國內經濟理論界知名學者一道，被聘為重慶市政府經濟顧問，繼續為重慶推進城市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提供理論支持和決策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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