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2017年暑期，应《教育名家》杂志社邀请，七月中旬在武汉光谷实验中学举行的“首届教师写作与研究能力研修班”上作命题演讲。题目由方腊全社长拟定。
演讲当时，与会人员神情专注，会场掌声热烈。演讲后，受到该校马国新校长的邀请接见，在此表示感谢。
承蒙厚爱，文稿登载于《教育名家》杂志7/8期合刊上。发表时有少量删节。现将原文奉上，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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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命题作文。
这个题目有点意思。
教育写作，对一个乡村教师的有哪些改变？
其他的人有什么改变，我无法知道，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但我先不说改变，先说一下没变的。
第一，我的性别没变。我依旧是个男人，不会因为写作而变成一个美女；你是美女，也不会因为写作而变成一个帅哥。但读书、写作也许会让你颜值更高一些。
第二，我的身份没变。我依旧是个乡村教师，没有因为我写作、发表、出书，而变为一个城区教师，也没有成为一个公务员。
第三，我的职务没变。十年前，我被任命为副校长（那时可能与写作有点关系）；但十年后，我还是副校长。这十年来，尽管我一直笔耕不辍。
第四，我的应试功能没变。我是初中语文教师，一直带着一个班的语文教学。并没有因为是副校长而改带思品或历史，也没有因为写作而不需要应试。我每天还得考虑，学生愿不愿意帮我把语文多考两分；期中、期末考试，我还得考虑尽量有个好名次。我目前所在的这所学校，老师们太敬业了，太会应试了。
第五，我的经济条件也没啥改变。发表一篇文章，可能获得几十或者顶多一两百块钱的稿费，学校里也许能领一些奖金；出版一本书，也许能挣个几千甚至一两万块版税。但这钱挣得太不容易，远远不如补课、办培训班。尤其是最近两年，我几乎没什么兴趣投稿了。所以，还房贷还得靠工资。
没有改变的，自然还有许多，比如，我照样还得吃饭，喝水，呼吸空气，享受阳光。
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坚持教育写作呢？
是呀，我为什么还会十几年来如一日，一直伏案笔耕、马不停蹄呢？
这便是因为有一些东西改变了。
想想，大概包括以下这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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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写作，让我爱上了阅读。
我是个没读过几年书的人，初中毕业后便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两年之后，终于获得了一份工作——民办教师。但那时还不知道要读书，只是偶尔读一读梁羽生，读一读琼瑶。之后考取了师范，转正了，也还不知道读书，只是装模作样地读一读金庸，读一读《红楼梦》。
直到调到了初中，而且是教语文，忽然有一天，我问自己，我靠什么来忽悠学生呀？我靠什么来和老师们比拼呀？我靠什么来写成文字呀？
于是，便开始读毛泽东，读魏书生，读李镇西，读《古文观止》，读卡耐基，读雷夫，读苏霍姆林斯基，读公民教育，读哲学。比如，2016年，我几乎整个一年时间都泡在胡适、冯友兰、柏拉图、尼采、杜威等古今中外哲学大师的著作上，并写下了三万字的读书笔记。
到底是因为阅读而写作，还是因为写作而阅读，我似乎说不清，道不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愿意为买书而花钱，每逢暑假或“双十一”，碰到图书打折时，我便一次性网购十多本。就这样，每年大概要读三四十本书吧。
在我看来，古人所说的“书非借不能读也”，现在应该改为“书非购不能读也”，因为自己买来的书，我可以随性地在书上圈点勾画，可以随意地读个十天半月，还可以给家里增添一些书香。
我真羡慕那些既不需要读书，也不需要写作，而还能在课堂上有滋有味、大喊大叫的语文老师。
但我也很疑惑：你的“一桶水”还能保鲜吗？你的“一桶水”还没倒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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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写作，让我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信。
我是一个没有多少信心的人。我的自卑远远多于自信。这大概与家庭环境有关，也与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关。
记得早年（其实也不早，也就35岁以前），我一直认为，发表文章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是那些专家学者的专利。
就包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也大多依赖于教参，似乎教参上所说的一切都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许多时候，也都以为那些名人大碗的观点和话语，都是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
当自己的文字，在《湖北教育》，在《中国教育报》，在《语文教学通讯》，在《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报刊发表后，当一些人写作或讲话引用我的观点和语言后，我发现，这个世界也有许多人在聆听我的声音。
我便窃喜着，庆幸着，进而习以为常着。
我原本最怕在大众场合讲话，尤其是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时，我几乎是心惊胆战。但随着积累的增厚，讲话逐渐地由对稿，到脱稿，再到即兴演讲，老师和学生们听得越来越认真了，他们越来越喜欢听我的忽悠了，我信心满满，激情四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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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写作，让我的思维方式更加系统化。
这是个愤青时代，也是个建设时代。然而，我们的一些愤青，许多时候都是偏感性的、偏浅层的、碎片化的。
我也喜欢愤青，尽管有人说，二十岁之前不愤青，一辈子就废了；三十岁之后还愤青，一辈子也废了。但我一直认为，社会的进步，文明的生长，往往都是从愤青开始的。
但那种仅仅情绪化的愤青，是无法推动社会进步的。而那种理性的、深层的、系统化的愤青，则更具有建设意义。我们都是建设者，我们应当有建设的义务。
比如，我曾在《中国教育报》上发表一篇《我是一个分管人事的副校长》。文章开头的愤青，曾让一些领导很不痛快：
“不客气地说，分管人事的副校长，其实就是一个幌子，或是一个托儿。分工文档里白纸黑字，实际工作中束之高阁；锦上添花（如提拔）时与你无关，釜底抽薪（如辞退）时逼你出面。这，似乎是一种不成文的规则，但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但我也认识到：“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在其位我们就得谋其政。只要我们能摆正心态，顺势而为，照样能履行职责，甚至是别开生面。”
文章的主体部分，我从三个角度来论证：“直面：用一种大局的观念，去面对那纠结的情”；“温情：用一种共情的思维，去安抚那受伤的心”；“助长：用一种积极的作为，去影响那身边的人”。
我认为，这样的愤青，会更有意思一些，也更有意义一些。
再比如，《做一个有专业底气的副校长》（也是《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它实际上也是一篇愤青文章。
“有人开玩笑说，一个教师能够做个中学副校长，便已是‘祖坟冒青烟’了。此语虽为笑话，却也道出了一个副校长的来之不易。但如果要成为一个有专业底气的副校长，笔者认为，至少需要在以下‘四得’上下功夫。”
哪“四得”呢？一是站得讲台，二是写得文章，三是懂得管理，四是坐得冷板凳。
这样的文章从构思，到行笔，应当都是很有价值的。至少让自己找到了人生的坐标系和发展的线路图，同时对于年轻人的成长应当有一些借鉴意义。
教育写作更多的还是学理探究，比如教育叙事、教学反思、文义辨析等。许多时候，我写的也是这类文章。
思维方式的系统化，在我的专著《乡村教师突围》和《公民教育与现代学校》更能体现出来。
比如《公民》一书，我便从公民教育、公民学校、公民校长、公民教师、公民课堂、公民家长、公民学生等七个维度加以论证。这样的论证，使得自己对教育有了更全面、更前卫、更深入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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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写作，让我更接近教育规律，少犯些错误；教育写作，让我的学生更加喜欢我的忽悠，也让我的语文课多了许多笑脸和笑声；教育写作，让我浪得了一点虚名（比如受邀到一些学校讲学，其中还有大学），也让我能在浮躁中尽享孤独和宁静；教育写作，让我越来越喜欢阅读和作文，还让我拉起了一支“读写大队”。
今年植树节那天，不知是心血来潮，还是久存于心，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则消息，想民间组织一个团队，通过微信公众号，读读写写，交流心得，抱团取暖，结伴而行。
并公示了理念：“一群人，一个梦。用读写的力量，改善身边的教育小生态。”
当天就有多位朋友陆续响应，一个“读写大队”迅速竖起了大旗，次日便开始运作。
经过四个月的运行，读写大队由最初的三五人，发展到十五人，再到四五十人，已经形成了一个“读写公社”了。
四个月来，围绕教育叙事、教育杂谈、家庭教育和读书札记等四个方面，共推出了原创文章将近两百篇。
也在这四个月里，读写大队的关注数已发展到数千人。
更难得的是，我们的一些队员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形成了自己的写作风格。比如：余向红的晓余家书，蔡林秋的教育人生，桂琼的课堂逗娃，蔡庆玉的吾家有女，周翠霞的人物刻画，石伟华的童话创作等。
围绕一个方向，不断挖掘，只会越挖越深，越写越好。
这样的写作方式，是我们最乐于看到的。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们都会有自己的专著，自己的品牌。
当他们的品牌形成之日，我们的读写大队这个品牌也必将唱响黄冈，唱响湖北。
我们有这个梦想，我们有这个信心，我们有这个力量，我们更欢迎你的加盟！
事实上，我们周围的环境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一些读者，每天早晨从梦中醒来，第一件事便是打开手机，看读写大队的文章；一些读者，已经从读者变成了作者，由圈外人变成了圈内人；一些读者，茶余饭后，经常谈论读写大队，谈论读书写作。
也许，这就是教育写作，对于乡村教师、乡村学校、乡村教育的最大改变：改变行走方式，改变生活习惯，改变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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