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京京，生物醫藥學博士
從2010年山西疫苗風波，到2013年乙肝疫苗事件，再到2016年山東疫苗案，最後到今天的“疫苗之王”漩渦，幾乎每隔兩三年就有一次關於疫苗的負面信息大爆炸。一位已經做了媽媽的朋友問我：每隔兩三年就焦慮一次，心臟實在受不了啊，為什麼總是管不好疫苗呢？
真要說，有三個問題先反問一下。
▌所有的負面信息你真的都已經知道了麼？
誰都不會否認，像疫苗質量這類“生死攸關”的資訊，比明星八卦重要得多。奈何，今天老百姓接觸明星八卦卻是最容易的。食品藥品質量信息，很多人既不知道在哪看，看了也未必對那些枯燥的數據產生什麼興趣。只有當這些信息以一種電影故事化的方式組織起來，有利慾薰心的壞人，有遭遇悲慘的受害者，有關乎金錢的陰謀，有神秘出手的舉報，才能吸引到足夠的關注。
這倒是符合行為經濟學的研究結果——捐錢的時候，我們更願意給可識別的病例個案捐款，但如果一個醫院拿抽象的統計數據出來募款改善醫療設備，卻往往少人問津，即使後者的意義可能更大。這是人類在演化中形成的心理規律。
就拿這次的事件來說，國家藥監局對長春長生的飛行檢查結果7月15日就出現在網上了，吉林藥監部門對長春長生的處罰決定書7月19日也上了網，但當時似乎並沒有很多人在意。直到頗多“內幕故事”的《疫苗之王》在朋友圈流傳，這事才“火爆”起來。
社交媒體沒爆出來的信息，會不會實質上更嚴重？
舉個例子。山西省前兩年曾經對自己的疫苗質量管理體系進行過一次調查，結果發表在2017年12月的《中國合理用藥探索》雜誌上，全世界做學術搞科研的人應該都能看到。其中有一條，“120家縣級疾控中心，其中47家未配備冷庫”，“很多單位由於條件有限，無法配備專用的冷藏設備，只能用家用冰箱替代用之，由此引出的可導致質量風險比例佔到了30%”。
疫苗不能按照要求冷藏，可能保持效力，也可能失效。2010年的山西疫苗質量受到懷疑就是與此有關。如果按照最壞的情況假設，只是假設，山西省30%的疫苗失效，恐怕比25萬支問題疫苗銷往山東要嚴重得多。所以，山西省這篇報告的作者在文內坦言：疫苗質量管理存在較大漏洞······無法保證當地疫苗質量安全。
▲ 藥品冷鏈物流各個環節示意圖。 © 醫學經濟報
然而，這個更值得擔憂的數字，似乎沒有媒體報道，也很少有公眾討論。真討論起來，恐怕大家心情更不好了。
▌我們對疫苗是否期待過高？
網上有人說：疫苗應該百分之百沒有質量問題，孩子絕對不能有事。
可以理解這種心情。我也堅決支持：誰造成了質量問題，誰就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
但客觀地說，這種過高的期待，也是公眾焦慮的成因之一。
為什麼說這個期待過高？中國一年疫苗接種大約10億劑次，這10億劑疫苗從製造到打進人體內，中間經歷無數個環節，任何一個環節的微小變動，都有可能影響疫苗的質量。以中國地域差異之大，城鄉差異之大，再加上時隱時現的不法分子，要求疫苗百分之百不出問題，恐怕不是今天的中國能做到的。疫苗安全也是個全球性問題，很多綜合國力高於或接近中國的國家也發生過疫苗負面事件。例如日本2013年的宮頸癌疫苗風波，“世界藥房”印度近年也曾有過疫苗召回。
▲ 國內疫苗市場總規模約為200億美元，年均增速約為8%。 © 醫學工程在線
其實，這種過高的期待也出現在其他醫藥領域。醫生既然給看了病，就得給看好，怎麼能有治不好或者不良反應這麼一說呢？藥廠既然發明出了疫苗，怎麼會出現問題疫苗呢？人命關天，我們在這事情上絕不含糊。
是啊，客觀規律歸客觀規律，事到臨頭，人的情感往往做不到如此理性坦然，受傷害的概率再小，真傷到自己或家人的身上也是天大的事兒。
所以，公共衛生其實並不是純粹的科學問題，它也是個情感問題。公眾在情感上牴觸疫苗，不去接種疫苗，就會影響整個傳染病預防體系的效果。
一個可以考慮採用的緩和公眾情緒的策略組合是：
A）對合格疫苗導致的異常反應，政府應該完善無過錯補償救濟機制，幫企業分散風險，也讓公眾消除接種疫苗的後顧之憂。這個制度中國有，歐美也有各自不同的經驗，不少學者也進行了分析研究，似乎中國的制度還需要縫縫補補，例如：補償金的來源不夠穩定、各地區的補償標準存在較大差異、對異常反應的鑑定程序尚需完善等等。
B）對不合格的疫苗，信息透明、深入調查、依法審判、堅決處罰。如果對不合格的疫苗諱莫如深，遮遮掩掩，反倒增加公眾的疑惑。在大家的心目中，政府在這方面有時候底氣不足。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曖昧”關係、時不時發生的跨省追捕，都讓人忍不住浮想聯翩。其實，媒體的深度調查和輿論監督，可以補政府之不足。2010年疫苗風波之湧起，與記者王克勤的調查報道很大的關係。
C）經常參與社會事務討論及決策，熟悉不同議題的多元意見。當你知道本地社群的疫苗接種單位資金不足、設備落後、人員素質不高，又有機會參與財政預算和改革方案的討論，你就會對不同領域的複雜與無奈有更多的理解。從這個角度來看，理性的公民正是在社會民主實踐討論中歷練出來的。越隔絕公民與實踐討論，群體心理就越不穩定，社會風險就越是難以控制。
▌監管疫苗，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大多數人能做的，恐怕就是在出事之後轉帖、評論了。
我自己的觀察是，藥品疫苗這個領域的監管屬於“上層監管”，跟日用品有很大不同。食品的製作過程和要求，大家多少都有些經驗，餐廳大廚不戴口罩，咱們一看就不答應。但藥品疫苗都是高科技，普通百姓不懂，套個術語，叫做“信息不對稱”。那就只好由專家來監管專家，政府負責從中組織，百姓負責翹首以盼了。至於專家夠不夠力，政府負不負責，百姓也不知情，只能靠想象。這一想象，過高的期待就出來了。中國豈能管不好小小一支疫苗？然而，現實無情，當因果不明的負面事件一次次呈現出來，當小道消息夾帶著分配不公的怨氣漫天飛舞，想象和期待頓時脆弱不堪，迅速就會轉化為極度的不信任，焦慮也水漲船高。
但是我們也可以監督“監管者”。比如，這一次事件中有人爆出，一位當年因為三聚氰胺事件受到處分的官員，後來去管了疫苗。我們現在無法知道，這位官員和疫苗風波的因果關係究竟是怎樣的。但如果，大多數的公眾覺得這個官員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後就不應該再從事要職，我們可以持續性地向政府發出聲音，要求政府改變人事安排，或者給出解釋。
也許有人覺得：我們也想參與討論和決策，但奈何無門啊。
這世上本沒有門，推的人多了，也就有了門。美國當年的《平權法案》也是很多普通人一點一滴努力爭取來的。國情可以有不同，但“天上不會憑白掉餡餅”古今中外無不如此。我們找不到那扇門，還是因為我們覺得很多事比“開門”更重要。那至少，有人努力嘗試去開門的時候，我們不要沉默，給他們一些支持，無論是什麼形式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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