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辯護，理解共鳴什麼的是不需要的，又不是要交朋友。
---《第三度嫌疑人 三度目の殺人》(2017)
本期要推薦的佳片是來自日本導演是枝裕和2017年的作品《第三度嫌疑人三度目の殺人》，作為20世紀90年代日本獨立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枝裕和的作品的風格都充滿著人文主義色彩，尤其擅長通過家庭親情的詮釋來反襯社會關懷。例如2015年的《海街日記 海街diary》，2016年的《比海更深 海よりもまだ深く》也都是如此。
作為很少或從未涉及心理推理懸疑類拍攝的是枝裕和，可小編為什麼還單單會推薦這部電影，最主要的一點就因為感覺電影有些被低估了，至少不低於豆瓣7分以下的其他作品。
劇中的主線是由福山雅治扮演的律師重盛朋章接受30年前就有殺人前科的殺人犯三隅高司委託為其辯護，可是通過案件證據的收集以及與三隅的多次接觸後，原本供認不諱的“
殺人事實”漸漸開始變得撲朔迷離起來。而在同時尋找“真相”的過程中，因為情感的共鳴因素，讓重盛朋章陷入了“好人誤判”的愧疚中。
重盛朋章，曾夢想當法官的律師，“堅信法律策略就是真理”、“問我為什麼要包庇這種人，因為這是我的工作”，辯護中最注重的只有如何有效的幫助委託人減刑或脫罪，至於“真相”並不是他應該在意的東西。而對於起初“殺人事實”明確的三隅高司殺人委託案件來說，他的辯護目的很明確“
讓三隅免於死刑”。
可是當重盛朋章與三隅高司多次會面中，單調的雙人長鏡頭對話，讓劇情因為三隅的翻供而多次反轉，而劇中的人物衝突也因為重盛朋章的實際取證和三隅的口述變得更加湧動和撲朔迷離起來。
最初與三隅會面後，重盛律師訂出的最初的方案是“否認搶劫的故意性，將搶劫殺人變成殺人和盜竊；不是為了偷而殺人，是殺人放火之後才想到偷的”。
先不管證據如何，作為辯護方向，目標就在那裡 - 仇殺，因為被開除而心生厭恨。
為什麼？因為牽扯上錢或為錢殺人之時就會相對重判一些。
至於為什麼選擇仇殺，因為可以說是有不得已的原因讓人產生殺意，可以避開死刑。
可是卻因為三隅說是山中社長的妻子為了騙取保險金而買通他殺死自己的丈夫而翻供，而更直接的證據就是三隅的賬號有50萬日元的進賬。
因為三隅的直白翻供直接打亂了重盛的“法庭辯護策略”，但是未自亂陣腳的重盛對自己或者團隊給出的“心安理得似的解釋”是“要選擇對委託人有利的方向，除此之外還有我們需要考慮的嗎？反正也不知道到底那邊是對的，那不如選擇更有利的一方”。
如是他的第二套應對方案是“同謀犯罪，將山中社長妻子山中美津江弄成主謀，三隅與山中社長妻子之間的有男女關係”，在人道主義求情的基礎上，讓三隅免於死刑。
因為對三隅背景的深入調查，讓重盛朋章追查到30年前讓三隅免於死刑，更是減刑的法官是自己的父親。而作為前法官的重盛父親重盛彰久，30年前對三隅的判決是“因為三隅不幸的幼年、貧困等理由，非常酌情的減刑了”。彰久認為30年前為什麼會有這種的判決，是因為時代的因素，認為犯罪是社會造成的想法還存在如世，就像他不支持廢除死刑論一樣。“殺人的人和不殺人的人之間，有一條很深的鴻溝，是否能跨越它，出生的時候就決定了”，儘管最後重盛朋章不認同父親的觀點，認為那是“不相信重新做人”、“傲慢”的觀點，但是實際上他還是走上了父親的同樣道路。
律師川島輝認為“沒有被生下來才好的人是不存在的”而反駁了三隅的觀點，而重盛朋章卻認為“生命是被動的被挑選著，不需經過本人的同意，人就這麼被生下來了，然後不明不白地被奪走生命什麼的”。而這一點，也開始慢慢證明重盛朋章已經潛移默化的與三隅有了情感共鳴的開端。當然，當劇情發展到最後，當同樣的話語再從三隅口中說出來後，一向思維敏捷的重盛朋章才詫異驚恐的發現，防彈玻璃後面的那個人，某些方面漸漸趨向自己的思維寫照。
重盛朋章問三隅“為什麼要給原法官寄明信片”，最初三隅的答案很模糊，但最後他吐露的真相卻讓重盛朋章感到了恐懼，“因為我羨慕他，法官他不是能自由地操控人的生命嗎(30年前讓他免於了死刑)”。
隨著山中咲江向重盛朋章坦言了她口中的“事實真相”，她與三隅有往來，而自己從14歲開始一直以來被親生父親性侵，而三隅是為了她而殺人的。
而早就陷在“事實真相謎團”中的重盛朋章，開始反思自己為三隅的辯護，是“制裁”呢，還是“拯救”？
暗灰色色調旋律和背景下，透過手指縫隙的光影，他眼中彷彿觸到了真相，似若親眼目睹了“三隅”和“咲江”江邊殺人的全過程。
當重盛開庭前再次面對三隅，並轉述咲江要在法庭上說出“真相”之時，三隅在重盛朋章面前再次翻供說自己沒有去河邊，也沒有殺人，只是因為威脅社長要把偽造食物的事情曝光，並搶了他的錢包而已。
更是直接控訴之前的律師和檢察官教他“只要承認殺人，就不會判死刑”。而他自己也認為“比起在那個工廠裡靠封口費活著，不如呆在監獄，不用騙人來得輕鬆。 ”
早已同三隅情感共鳴的重盛，還是被他的再度翻供弄得思維紊亂，更是直接打亂了他的“法庭辯護策略”。當律師同事攝津大輔開始質疑重盛朋章的意見“只要本人否認，作為律師就應該支持他的主張”之時，直接激動的咆哮著“做這種事(殺人燒屍)
的人，是正常人會幹的嗎”。
“這種父親被殺是理所當然的”不由的從重盛朋章口中蹦出，失落的攝津不禁想到此前檢察官筱原一葵對重盛直言的那句話“他這樣的律師，只會妨礙罪犯面對自身的罪行(直面真相)”。
至如重盛朋章為什麼會這樣，也許這可以轉過頭去說下導演為重盛朋章預設的那個女兒結花。他的女兒結花因為超市偷竊被保安所抓，卻因為接到電話趕去的重盛朋章遞上一張自己律師的名片而使問題草草了事。事後，重盛問自己的女兒“為什麼不聯繫母親”，她直言道“因為覺得律師的身份在這種時候比較好用”。而重盛朋章心裡卻明白女兒是故意偷竊的，只是為了想見到自己而已。
就如結花電話裡和重盛說，“如果發生了什麼，你還會來幫我嗎？不會裝著不認識？”
電話這端眼角微微泛紅，說著“抱歉，應該更多的時間和你在一起...”這一點，何許更能解釋作為父親的重盛朋章會說出“山中社長這種父親被殺是理所當然的”的話吧。
最終三隅高司被法庭判處死刑。
坦然面對判決的他，起身握住重盛朋章的手錶示感謝，更是在走過咲江身旁之時做出了放飛金絲雀的動作，上揚的臉頰似若為恢復自由的金絲雀感到最終的欣慰。
從“認罪”到“翻供”，再到“坦然判決”，通過一系列的言語衝突和心理揣摩，無不在認證著導演到最後也沒有給出的明確答案 - “事實的真相”到底為何。
身為律師的重盛朋章一廂情願的猜測三隅翻供“否認殺人”，只是為了不讓咲江說出那些痛苦的證詞。
而三隅或者說是導演是枝裕和直接用“如果”二字，將真相再度掩蓋在迷霧之中。
我以前一直想自己要是沒生下來該多好，只要我存在就會傷害周圍的人，如果你說的是真的，即便是這樣的我，也能幫到了別人。
當然前提是你猜測的這件事是真的。
由最初的同意律師、檢察官的“承認殺人可以不死”到不斷的翻供，以及最後的“提前十天付房租”和坦然接受判決，也許不單單是因為父母、妻子的死而認為自己是“不詳之人”的最終以死來自我救贖，更多的是為了那個與自己30年未見的親生女兒一樣腿腳不好的山中咲江。
因為三隅自己的罪行，讓自己親生女兒無法在小鎮生活不下去，更直言希望“那種人早點死去”。當他得知咲江要在法庭上說出那段“不堪的真相”之時，他不想又一個孩子身上“揹負著父母的罪行”而生存下去，他不想再因為自己“這個不幸的人”造就另一個家庭的更加不幸。
儘管那個金絲雀墓上的“十”字符號象徵著“制裁”，但我更多的認為是為了反襯對“那隻飛走的金絲雀”的救贖；儘管枝裕最終說的“正如，那個人所說，這裡(法庭)的誰都不會說實話，誰制裁誰，由誰來決定”，直接反襯法庭上的一切都是謊言；儘管最後雖然站在十字路口，但是卻有兩條“死路”的重盛朋章，他抬頭仰望的未嘗不是那剩下的百分之五十的希望。
雖然導演是枝裕和潛意識已經通過三隅高司說出了“那隻金絲雀是自己有意放走的”，但是還是以三隅最終的自我“審判”，來向咲江印證 -
你已擺脫桎梏，逃離拘禁的囚籠，你已得到救贖。閱讀更多 Mark電影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