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烈無聲》用一樁兒童失蹤案牽出了中國工業和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下一系列環境和社會問題。曾經是有山有水有樹林的農村因大量人口湧向城市而顯得毫無生氣，而電影中那些粗糲的畫面和愛與罪惡的抗爭讓其又多了幾分悲涼的隱喻，暴烈無聲或許是逐漸消亡的農村在有氣無力的求救吶喊。
張保民的形象是這個階層處境的縮影，順從和習慣讓他們在活下來的同時還心存感激，但在電影裡他又是那個不隨波逐流的“犟種”。他不是“不食嗟來之食”的英雄好漢，雖然接納了村支書給的補貼，眼神流露出的卻是對父母官的不屑和蔑視，其權力和威嚴的喪失意味著農民在逐漸失去可以信賴的人。
對於兒子的丟失，妻子乞求於迷信，張保民則拿著照片不停尋訪，卻都沒有報警求助，張保民的失聲就像當今社會中喪失話語權的弱勢群體，他們面對不公平的待遇時，舉動和話語權被現實剝削的體無完膚。社會底層的人物沒有意識或者並不敢奢求於上層的幫助，村書記唯利是圖的嘴臉已讓一丘之貉成為標籤，失望和無助已成為刻骨銘心般的傷害。
他就像一個沉默的羔羊，面對別人的撕咬，簡單暴力的反抗讓其找到了慰藉自己的武器。所以，在一次次尋子未果途中，被壓抑的情緒讓他敢於獨闖煤老闆的龍潭虎穴，怒砸辦公室。這樣看來，張保民強橫暴烈的外表下掩藏著是這個階級徒有的無力和悲壯，他們敢於拿起棍棒和鐵鍬與現實世界逞勇鬥狠，一次次被消滅扼殺，悲劇在重複上演的同時卻不絕於耳。
煤老闆昌萬年用金錢和暴力施展著生殺予奪的特權。他上身穿著精緻的西服，腳上穿的是布鞋，可想而知他也是從金字塔底部爬上來的。從出場吃西紅柿營造的變態感到到射殺獵物時獸性的展露無遺，從肆無忌憚的吞併競爭對手到對手下的草菅人命，從捐助小學到貼假頭髮，他用真善美來包裝企業和自己的形象，用一切不正當的手段來詮釋馬無夜草不肥。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暴烈的昌萬年是在社會中被落井下石的，而又有太多人願意重走這樣的道路去複製所謂的成功。
相較於張保民的無聲和昌萬年的暴烈，律師徐文傑則代表了處於中間的中產階級。張保民的摩托、許文傑的轎車、昌萬年的越野車，交通工具也讓觀眾對社會階層的劃分有了一目瞭然的效果。處在夾層中的徐文傑之類並沒有發揮雙面膠的作用來粘合這越來越大的階級豁口，相反，他們在社會急速的變革中變得懦弱、困惑和小心翼翼，沒有振臂一呼捨我其誰的暴烈，誘惑讓聰明的他們找到規則的擦邊球來換取社會地位的相對安逸。在電影裡，導演把張保民和徐文傑的命運綁在了一起，讓徐文傑也體會失去孩子的焦灼和痛苦，這種設身處地卻沒感化已成病態的麻木。
所以，個人覺得，作為律師的徐文傑並沒有把真相說出來，而是讓一個小孩用筆畫出來，這才是這個社會最大悲哀，是最不應該的“無聲”，卻也是血淋淋現實的存在。就像《第三度嫌疑人》中的解讀一樣，是真相把嫌疑犯殺死了，而在現實社會里，真相一旦涉及到某些人的利益就會被扼殺或者離我們原來越遠。
當然，對於底層人物被宰割的命運不是看似那麼簡單和直線化的。除了任人宰割，羊作為電影中的重要道具有了更深刻的隱喻。農民養羊，羊喝了被汙染的水，被宰殺後的毒羊肉送到昌萬年的餐桌上，這種自食其果的報應成了這條生物鏈上最意想不到的結局，成功的昌萬年敗在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和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法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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