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發佈《休閒綠皮書：2017—2018年中國休閒發展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引起廣泛關注。
《報告》顯示，我國國民的休閒時間嚴重不足。2017年，國人每日平均休閒時間只有2.27小時，較3年前的日均2.55小時有明顯減少。令人驚訝的是，越是大城市居民，平均日休閒時間越少。
相比之下，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國民日均休閒時間約為5小時，是我國的兩倍多。
引人好奇：我們休閒的時間為什麼這麼少？
甚至對大城市中的上班族來說，回家吃飯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有媒體曾做過一項調查，表明我國大都市人的“戀家度”正明顯下降。在“北上廣深”，能準時回家吃飯的人已不足50%。
“倘不知道人民日常的娛樂方法，便不能認識一個民族，好像對於個人，我們倘非知道他怎樣消遣閒暇的方法，我們便不算熟悉了這個人。當一個人不在辦理應該辦理的事務，而隨自己的意興無拘束的行動時，他的個性才顯露出來。”這是著名作家林語堂說過的話。
從歷史上看，中華民族本是一個愛玩、善玩的民族。以作家老舍先生為例，有統計表明，他竟有70多種愛好，其中30多種愛好達到了半專業水準，如武術、書法、收藏、蒔花、養蛐蛐、養鳥等。
遺憾的是，近代以來，玩兒突然被汙名化，被認為是亡國滅種的罪魁禍首。
這一誤會是層積而成的。
明清兩代，隨著西洋船進入東亞，中國被動加入國際貿易大循環中。由於中國自古缺乏貴金屬，不得不大量進口白銀。白銀流入刺激了市場活力，將區域市場合併為全國市場，但代價是政府從金融監管中退出，任銀價自由波動，這等於央行交給了外人掌控。
在這種不合理的秩序下，中國逐漸成為世界的手工作坊，通過大量出口瓷器、絲綢、工藝品，以換取硬通貨。想獲利，只能增加工作時間、剋扣自身待遇。
明代中國農民年平均工作時間達3000小時，而同時期歐洲僅為1200—1800小時。超長勞動時間並未帶來更多利益，反而是90%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會遭遇一次饑荒。
在東西方文明的大分流中，西方選擇了資本密集的發展道路，而中國卻選擇了勞動力密集的發展道路，結果是片面強調生產的價值，忽視休閒與消費的作用。
商業是一個閉環，生產與消費、工作與休閒應該是彼此對應、共同發展的，偏重任何一方都可能引發失衡，從而傷害另一方。
明末出現了出口停滯，清末則出現了進口多於出口的問題，產品滯銷，則生產停滯，從業者收入下降，失去了購買力，由此形成惡性循環，最終引發社會動盪。
歷史經驗證明，消費與休閒同樣是一種積極的價值觀，不倡導消費與休閒，則勤勞就會落空。
多生產一點，少消費一點，多勞動一點，少休閒一點，這是農耕社會的價值觀，只匹配較低水平生產力的需要。作為現代人，我們應從平衡的眼光看問題，因為現代商業更復雜，與人們的關係更緊密。
其實，早在明代，許多冷靜的學者已經意識到“奢易治生”的道理，明代文人創造出大量有修養、有內涵的休閒方式。明代傢俱之美、室內擺設之妙、日常生活之精，只要翻翻謝肇淛的《長物志》，可知我們與前賢相比，是多麼的粗糙。
當然，休閒也需有節制、有品位。休閒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沉澱發展的成果。把金錢、財富、器物之類交給後人，幾代便會消亡，而休閒創造出來的藝術，卻能長久留存。歷史上多少名城已沉埋，可唐詩宋詞依然存在，而它們正是古人休閒的產物。
學會休閒，是每個人都應交出的答卷，那麼，我們能否答得像唐詩宋詞一樣精彩？為什麼我們就做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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