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景炎三年（1278）臘月，大宋已經進入了倒計時。宋少保右丞相兼樞密使的文天祥帶領殘兵且戰且退，退到南海之濱的海豐縣，屯兵於五坡嶺，那天正值開飯時間，宋軍升火做飯，元兵望煙而至，宋軍來不及防備，文天祥被俘。此處後人建“方飯亭”紀念。
文天祥科場考上狀元，仕途官至宰相，在那個時候是男人最為成功的兩大標誌。可惜他生於末世，書生典兵，抗擊全球最強大的蒙古軍團，註定是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行為。被俘後他被押解北上大都，途中寫下了：“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悲壯中有絕望。
當時的文天祥已經抱以必死之心，曾服毒、絕食自殺未遂，後決定不能草草死於途中，隨元兵到大都，面見蒙元高官甚至最高統治者，言語抗爭，不屈而就義，以彰顯氣節。用現在的話來說，及時就義也要挑重要的地點和時間，有利於傳播。
可是，當時許多南宋士民非常著急，他們不是擔心文天祥的生命，想辦法去營救丞相，他們最擔心的竟然是：文天祥不死，最後投降元朝，這可是大宋王朝的奇恥大辱呀。於是，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千萬百計激勵甚至逼迫文天祥儘快當烈士。其中最積極的是文天祥的同鄉、舊部王炎午。
那時候沒有京廣鐵路，從嶺南去北京，走的路線是翻過南嶺，順贛江北上。王炎午洋洋灑灑寫了一千八百多字的《生祭文丞相文》，此文才華橫溢，情感飽滿，但核心思想只有一個：希望文丞相儘快自殺，成就烈士美名。
他唯恐文天祥看不到此文，抄寫了一百多份，沿押送文天祥軍隊的必經之路：贛州至吉安、樟樹、南昌、九江等地，張貼於驛站、碼頭、山牆、店壁顯眼之處。因擔心文天祥不能近觀，抄錄的文章字大如掌。在文天祥到達贛州之前，王炎午早早趕到贛江碼頭，親自貼了幾份“生祭文”，然後設了祭壇，焚燒紙錢哭祭一番；文天祥一行到南昌碼頭前，提前而至的王炎午亦是如法炮製。——當時蒙元對新佔領的地區統治力還是有限，竟然允許士大夫這麼搞。
祭文極盡鋪排之能，論述文天祥必須死，沒有活下來的任何理由：
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第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西，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用權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蹡，子胥脫走，可死。丞相自敘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已無愧，所欠一死耳。
他擔心文天祥苟且偷生，當不成烈士，文末告訴文丞相死的方法而且帶有威脅地告訴他，如果不死而活下來，將鑄成千古之大錯：
舊主為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而死，溺死，煨死，排牆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損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弒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
文天祥最終沒有讓王炎午等人失望，在大都囚禁了四年後，於至元十九年（1282年）十二月初九英勇就義，留下了“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的遺書。消息傳開後，王炎午一塊大石頭落地了，他敬重的文丞相做了烈士，於是他又發揮自己擅長做祭文的才華，又寫了一篇《望祭文丞相文》，開頭便說：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廬陵張千載心弘毅，自燕山持丞相發與齒歸。丞相既得死矣，嗚呼痛哉，謹哭望奠。
這簡直是有些得意呀，意思是說當初我生祭丞相，希望你不要活下來，你現在果然當了烈士。好呀！“嗚呼痛哉”簡直是惺惺作態。
一個高官被敵國被俘後，自殺明志或慷慨就義，當然值得敬仰。但如果他選擇馮道、洪承疇那樣投降敵國而活下來，也是他自己的選擇，為此必將揹負千古罵名。而其他人尤其是舊部，又有什麼資格催促別人去當烈士呢？
以王炎午為例，他在歷史上留下一筆，也就是因為生祭文天祥，逼著老首長當烈士。而文天祥就義後，留下的遺孤過得很慘，也沒見王炎午照顧文天祥子女的記載。此人雖然沒有仕元，但一直活到元泰定甲子(1324)年，以七十三歲高壽而逝，距文天祥就義42年！
如果王炎午能在文天祥當了烈士後，自殺以追隨文天祥為大宋殉節，我敬他是條漢子，可他活得好好的，烈士卻讓別人去當。這就是垃圾。
北京文天祥祠，當年文丞相囚禁處
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後，有一個人無意中做了和王炎午一樣的事，促成了譚嗣同當烈士。但他最後的選擇卻大不一樣。
據朱德裳著《三十年聞見錄》一書中《戊戌四軍機章京之死及株連》載：
政變起，帝被囚。嗣同至旭寓，意態甚激昂。謂“我輩之頭顱可斷，中國之法不可不變也。”旋謂“吾素善日館中人，君如欲行，當為紹介至日使館，蘄其保護出險。”旭日：“君如何？”嗣同泫然曰：“天下豈有無父之母乎？吾決死此矣。”旭亦不肯行。遂均被捕。又嘗聞人言，嗣同先以行止謀之於其友曾某（官某部員外郎，其名失憶待考），曾曰：“君逃固善，惟今上能偕逃乎？”曰：“不能也。”曾又曰：“老伯（指同父繼洵）能偕逃乎？”曰：“亦不能也。吾知所以自處以。”留京之意遂決。六君子遇害之日，曾聞某市口殺人，慮嗣同難免，亟往觀。嗣同瞥見之，以目未意告別。曾歸而大慟，謂復生之死，實我殺之也。遂仰藥而死雲。
從這段記載可知，譚嗣同找過一位姓曾的朋友商量對策，逃走亦是選項之一，而這位朋友實話實說。因為譚嗣同主張借袁世凱的部隊包圍慈禧所居的頤和園，連累了光緒帝被囚；他如果逃走，慈禧肯定會洩恨於其正在做巡撫的父親。那麼即使他活下來了，也要揹著不忠不孝之惡名。
譚嗣同在如此生死關頭所找商量大事的友人，一定是他最為信任的至交。這位曾姓朋友便是譚嗣同的湖南老鄉，亦為世家子弟，而且門第遠比譚家顯赫。他就是贈太傅、諡忠襄、一等威毅伯、做過兩江總督的曾國荃之孫曾廣河，其父是曾國荃的長子曾紀瑞。
曾廣河1874年出生，當時24歲。曾國荃1890年去世時，其兩子紀瑞、紀官已先行亡故。當時朝廷的恩詔如此說：“伊孫特用主事曾廣漢，即著承襲一等伯爵，毋庸帶領引見；附生曾廣江，著賞給舉人，準其一體會試；監生曾廣河，著賞給員外郎，分部學習行走。”因此他蒙祖蔭特賞副司長，在刑部供職。朱德裳是湖南湘潭人，對曾氏一門應該很瞭解，他為什麼忘記了勸譚嗣同留下的人是大名鼎鼎曾九帥的孫子，不解。
曾國藩的長孫曾廣鈞（曾紀鴻之子）之女曾寶蓀當時正隨祖母住在北京，其在回憶錄中可佐證曾廣河仰藥而死的史實：
那是戊戌八月裡的一天。那天清早有濛濛雨。我家裡從祖母起，都起得極早（注：這是曾家家風）。那時我父親已於七月離京，家中只有二叔父母（注：曾廣鎔）七叔父母（注：曾廣鍾）及其餘女眷。我只看見家中叔父們還有聽差的出出進進，往來奔走，有時大聲呼叫，有時附耳細語。連教書老師也沒有上新書。我們三個學生，只想知道是甚麼事。只聽見說菜市口殺人，又說有湖南人，又說虧得我父親走了！過了好幾日，又聽說我們忠襄公（曾國荃諡忠襄）房下的伯航三叔服毒自盡，可見我們曾家也是新黨。我的祖母郭太夫人（注：即曾紀鴻之妻郭筠，江蘇淮揚道郭沛霖之女，著名的女詩人）最有見識，當出事的那一天，便吩咐七叔去湖廣會館，把門簿拿去燒了，否則按圖索驥，不知道會株連多少人了！
曾寶蓀所說的“伯航三叔”就是曾廣河，號伯航，應該取《詩經》中“誰謂河廣，一葦航之”的意思。
我以為曾廣河和王炎午還不太一樣，曾廣河並沒有一定要讓譚嗣同做烈士，出身於功勳之門的他低估了政治鬥爭的殘酷性，也有可能譚嗣同要包圍頤和園武力解決慈禧太后的計劃並沒有告訴曾廣河，曾廣河只是以為維新變法觸怒太后，罪不至死，所以不建議他逃走，做一個罔顧君父死活的不忠不孝之人。
當譚嗣同被殺，曾廣河有著深深的負罪感，認為是自己的建議讓譚嗣同留下來，送了性命。譚嗣同做了烈士，他只能一死殉友。
自己敢去死的人才有資格勸別人做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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