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務院確定了下半年積極寬鬆的財政政策，有一條非常引人注目——
就是減稅，這也成為業內頻頻討論的熱門話題。減稅對企業、居民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都是利好。早在2009年，《福布斯》全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位列第二，排第一的是德國。一直以來，社會各界人士都曾為減稅減負而吶喊。
市場經濟把整個社會分為三個部門：政府部門、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企業和居民要向政府納稅。
稅收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稅收指的是政府的純稅收收入，廣義稅收指的是政府的所有財政收入（一般政府收入），廣義稅收包括狹義稅收和各種非稅收入（對企業和居民來說是非稅費用）。
非稅收入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含社保基金）、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入、罰沒收入和土地出讓金收入（賣地收入）等。
橫向對比：中國宏觀稅負壓力偏高
據2017年數據，中國狹義稅負（稅收/GDP）已為17.5%，低於發達經濟體，但是明顯高於俄羅斯、印度、巴西等新興經濟體。而
中國廣義宏觀稅負（一般政府收入/GDP）高達27.6%，已和大部分發達經濟體相差無幾，這表明中國各種非稅費用負擔明顯偏高。
需要注意的是，在當前的算法中，是不包含社保基金收入、國有資本（包括國企）收入的，如果把社保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也算作政府收入，中國廣義宏觀稅負將突破30%。
所以，目前中國的稅負水平還是很高的。發達國家的高稅負往往伴隨著高福利，而作為新興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福利水平跟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
縱向比較，稅收增速高於經濟增速
從縱向趨勢來看，1994-2017年間，中國財政收入、稅收收入增速持續高於GDP名義增速。90年代，我國財政收入、稅收收入佔GDP的比重為10%左右，而到了2017年，其比重達到了17.5%、27.6%。
其中稅收收入增長較慢，而非稅收收入增速較快，其中非稅收入增長5倍。表面上看，企業和居民稅負水平並未高漲。
但是非稅收入和土地出讓收入的徵收對象主要還是企業。其中土地出讓（賣地）收入又通過地價傳導至房價，最終由居民承受。
所以，探討社會總體稅負痛苦指數不能只看狹義稅負。
企業承擔稅負高達80%，遠高發達國家水平
根據納稅主體劃分，我國的企業部門納稅佔比超過80%。當前我國共有包括增值稅、消費稅、進口環節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城建稅、契稅、土地增值稅等18 個主要稅種，其中企業兩大納稅稅種增值稅和企業所得稅在2017年總稅收中的佔比分別達到39%和22%，企業納稅佔比合計超過80%。
而從廣義宏觀稅負的角度來看，企業的稅收負擔也很重。除了狹義的稅負以外，廣義宏觀稅負主要包括非稅收收入中的
各項費用、土地出讓金和社保基金繳納，也主要由企業承擔。
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國的企業稅佔比明顯偏高。按照企業稅佔總稅收的比重來計算，2017年我國企業稅佔比超過80%，相比之下，主要發達國家美國、加拿大、英國、德國企業稅佔比僅為34%、42%、50%和52%。可以說，中國企業的稅負水平在全球範圍內都是非常高的。
而從稅收佔企業利潤的比重來看，我國的企業納稅負擔也相當重。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17年我國企業納稅規模佔利潤總額的比重高達67%，僅僅略低於巴西。無論是和歐美的發達國家，還是和亞洲其他新興市場國家相比，我國企業稅費佔利潤的比重都過高。
企業稅負過重將降低企業生產活動的積極性，因此合理減稅是未來激發企業活力，託底經濟的重要手段。
從宏觀視角來看，我國居民個稅負擔並不算重。16年我國個人所得稅稅收收入佔GDP比重僅1.4%，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甚至低於墨西哥（3.5%）、巴西（2.6%）、智利（1.8%）等新興市場國家。以個稅收入佔稅收總收入比重來衡量，我國仍處於偏低水平，16年佔比僅為7.7%，不及美國的五分之一，與智利（8.8%）、巴西（8.1%）等新興市場國家較為接近。
窮人稅負痛苦度高於富人
表面上看，中國居民稅負水平並不高，甚至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但居民實際感受並不輕。為什麼這樣？
一方面，我國稅制結構以間接稅為主，雖然看似居民直接稅收負擔不重，但向企業徵收的增值稅、消費稅等稅種會有相當一部分最終轉嫁給居民承擔。簡單的道理，絕多數居民的收入都來自於企業，
如果企業稅負過重，經營成本過高，企業勢必將這個壓力轉嫁給員工，主要體現在工資上。如果整個社會企業的稅後利潤高，那麼通過市場傳導機制，整個社會居民的工資水平也必定提高。因為對企業來說，最重要的競爭力就是人才，只要有足夠的利潤空間，企業一定會拿出更多的預算來吸引優秀人才，這樣以來，整個社會的人工成本都會增加，相應的就是居民收入的增加。反之，居民收入就降低。
所以，企業部門的高稅負最終都會很大程度轉嫁到居民部門身上。
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稅收結構尚有待調整和完善，所得稅所佔比例太低，而增值稅佔比過高。儘管個人所得稅籌集的稅收收入相對有限，但稅種設置的主要目的應是調節居民間的收入分配，如果收入分配調節效果不佳，勢必使得居民感覺“稅負重”。
不同收入群體在收入來源上存在差異，高收入群體更加依賴於財產性收入，而低收入群體則依賴工資性收入。 但我國個稅對資本利得部分徵稅偏低的結構特點下，對財產性收入的課稅不及工資性收入，甚至可以說：窮人交稅高於富人。
由於這個原因，廣大窮苦百姓的稅負痛苦度還是很高的。所以曾有人吐槽：中國的稅收是劫貧濟富。
如何減稅？
總結一下：
1、從廣義稅負來看，中國稅收負擔明顯是很重的，高於發展中國家水平，跟發達國家相持平，但福利水平僅相當於發展中國家。
目前市場上有說中國稅收水平不高的主要是隻看狹義稅負和直接稅負，忽略了間接稅負，或者忽略了社會福利水平而僅談稅負水平。
2、非稅負擔過重，主要體現在各種非稅費用、土地出讓金、國企壟斷等。非稅費用增加企業經營成本；土地出讓金增加企業經營負擔並通過房價增加居民生活負擔；國企壟斷社會資源，導致資源配置不合理。
3、企業部門承擔了中國80%以上的稅負水平，遠高於發達國家30%到50%的水平；居民賬面稅收水平不高，但企業的高稅負會轉嫁給居民。
4、稅收結構不合理，窮人稅負痛苦指數遠高於富人。
出臺減稅措施也主要是從以上幾個方面下手。
減稅帶來的利好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政府調節宏觀經濟的兩個重要手段，積極寬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能夠刺激經濟發展，而緊縮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能夠給發展過熱的經濟降溫。
特朗普上任以來，首推減稅政策，而減稅是積極財政政策中最重要的手段。兩年內，美國經濟受減稅刺激非常明顯，甚至在全球經濟都有下行壓力的背景下，美國經濟一枝獨秀。
實體經濟的強勢必將反映到股市上，從2016年底開始，美股加速上漲，各大指數連創新高。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經濟的調控主要體現在貨幣政策上，其次才是財政政策，而積極的財政政策則主要體現在擴大開支搞基建。問題是，搞基建花的錢最終還得通過稅收和賣地轉嫁給居民和企業，讓後兩者買單。
所以減稅才是從根本上對經濟的積極刺激。
當然，這次減稅主要是為了對沖目前的危機形勢，是保命措施，國務院定的目標是全年減稅650億元，跟一年財政收入20萬億相比可謂九牛一毛。想最終大幅度的刺激經濟乃至刺激股市還是很難的。所以，不要對出現大牛市產生太多幻想。要知道美國的減稅可是大規模的，直接把企業所得稅從35%降到20%！
不過想讓政府大規模減稅也是很難的，因為目前地方政府揹負著40萬億的負債，還要面臨擴大開支的壓力，確實沒辦法大規模減稅。
但不管怎麼說，國務院還是確定了減稅的計劃，利好還是存在的，再加上央行偏松的貨幣政策以及最近的資管新規的放鬆，中期一波上漲還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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