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長恨歌》是以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為題材來結構全篇的，因受到佛教變文乃至道教仙化故事的影響，其中還有白居易不能與自己所愛女子結合而產生的深誓戀情、憾恨之情的投射，成為一篇在一定程度上脫離歷史原貌，以詠歎李、楊愛情為主，充滿感傷情調的“風流”詩。因此，歷來學者對它的研究可謂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長恨歌》以傳說作為素材，所謂“感其事”，當然是對唐玄宗和楊貴妃生離死別的同情，而作者創作此詩的同時，又意圖通過這一事件，批判統治集團因腐朽荒淫而招致禍亂，垂作歷史教訓。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因而使得詩的主題思想複雜化，從而成為學術界爭論的焦點。
為愛情而作：真愛悲劇的必然
《長恨歌》前半部分雖然對李楊荒淫誤國有所不滿和諷刺，但全詩主要描寫了李楊的愛情遭遇，他們愛情的純真性得到了肯定，而且這種愛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學者褚斌傑在其《關於的主題及評價》中指出，“《長恨歌》中所描寫的主人公雖然是一個皇帝，一個貴妃，但詩人在詩中並不是向他們歌功頌德，或者是把他們當做封建社會神聖的權威來加以粉飾和擁護，而描寫的是他們另一方面——即他們的愛情故事。”
所以，白居易是借李楊愛情故事“歌頌了愛情的堅貞和專一。”不僅“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這樣的愛情契合唐人浪漫的審美心態，是當時民眾所渴望的經典愛情，而且“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又飽含了對李楊的同情，揭示了愛情悲劇的必然性。
為諷諭而作：由盛轉衰的嘆息
諷諭說起源甚早，進入20世紀以後拓展更寬，延伸更遠。“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在開篇首句即點明意圖。中國文學史研究專家譚丕模就直接了當地指出，“《長恨歌》是通過了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戀愛故事暴露了統治者荒淫無恥的生活。”
有詩為證：“侍兒扶起嬌無力，始是新承恩澤時。雲鬢花顏金步搖，芙蓉帳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君王不早朝，只顧春宵苦短，其結果必然就是“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落得個“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悲慘下場。可見，白居易對唐明皇執政不慎導致唐朝由興盛轉向衰落的歷史鉅變充滿了深深的痛心，其勸諷之意不言而喻。
但無論哪種觀點，都建立在一定的考證與分析基礎之上，雖孰優孰劣實在無法妄加斷言，但他們各自提出的富有啟發性的見解，對《長恨歌》的學術研究都將會產生更加豐富的價值和契機。
而白居易在一氣呵成的舒捲之中，有著曲折離奇、自具首尾的情節描寫和完整鮮明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其本身具有的多重主題解題涵義和折射出的完美永恆的藝術魅力，永遠值得後人去探討、去傳承，一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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