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半年後考入成都地質學院(成都理工大學前身)工程地質專業學習的;1983年考上本校碩士研究生，提前1年畢業，繼續攻 讀工程地質專業博士研究生;1988年，我以20萬字的博士論文——《複雜巖體力學環境條件下高陡邊坡穩定性研究》，順利通過了論文答辯，成為成都地質學 院培養的第一批博士。之後，我留校任教，一年後，我被地礦部破格晉升為副研究員;1992年我再次被破格晉升為教授;1994年，30歲的我成為我國當時 最年輕的博士生導師之一。一路行來，自己有幸成為學校和學界的幾個最年輕、幾個第一，也切身體會到了國家科技教育事業發展的足跡、對年輕人傾注的愛心和培 養：1992年，我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第一批優秀中青年人才專項基金;1995年，獲得了第二批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並被入選首批國家人事部 “百千萬人才工程計劃”……
30年彈指一揮間，我從一個青澀的青年成長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2007年我被授予國家教學名師稱號，並獲得何梁何利科學技術獎和李四光地質科學 獎，真是感慨頗多。仔細回首匆匆走過的歷程，特別是工作以來的這段日子，我做了三件大一點的事，那就是：一個實驗室，一個獎和一支隊伍;有三點體會：正確 定位、認真態度和創新精神。
第一件事就是繼承和進一步發揚了老一輩創立的學科優勢，建立了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大家知道， 我校的“地質工程”國家重點學科是以張倬元教授為學科帶頭人的老一輩群體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創立的，它有一個重要的平臺，就是地質災害防治與地質環境保 護國家專業實驗室。為了這個學科和這個實驗室，老一輩學術帶頭人是付出了畢生心血的。它不僅代表了一個學科在國家的地位和綜合實力，更重要的它是一個群體 共同的精神家園。90年代中期，隨著老一輩的學術帶頭人逐漸地退出學術一線和領導崗位，歷史就把擔子轉移到了我們這一代當時還年輕的一代人身上。我是 1995年擔任國家專業實驗室主任，1998年擔任環境與土木工程學院院長的。如何把這副歷史的重擔接過來，併發揚光大，這是我當時遇到的一個難題。在老 一輩學術帶頭人的指點下，我確定的基本思路就是抓重點實驗室的建設，重點實驗室是一個匯聚人才、科研實力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實力的綜合性平臺，是學科建設的 “物化”體現，重點實驗室的建設抓好了，就能帶動學科建設。在這個思想指導下，我們定下的目標就是把國家專業實驗室建設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我們清醒地認 識到實現這個目標困難是很大的。我們學校既不是重點，也不是211，更不是後來的985，學校的實力也不可能有很大的財力物力投入。但建設國家重點實驗室 是老一輩學術帶頭人不懈的追求，是幾代人多年的夙願。我們認定了就走這條路，5年不行，那就10年、20年……現在看來，這個目標的確定是正確的，它使我 們這個集體找到了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奮鬥目標。在學校幾代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我們這個集體沒有停下腳步，繼承著老一輩開創的事業，不斷地開拓前進。大家拎 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多少人加班加點，多少人沒有節假日，多少人犧牲了自己的個人利益，多少人放棄了本該屬於自己的位置，多少人把自己的科 研經費用在實驗室儀器設備的研製上……這十幾年的時間裡，我們一次一次地衝擊，又一次一次地無功而返。每結束一次衝擊，大家都問我同樣一個問題：“黃博 士，我們重點實驗室好久批得下來喲?”說實話，每次聽到這樣的問話，我心裡都一陣難受，但我還是面帶笑容自信地說：“快了，再努力一把就成功了”。不是 嗎?雖然我們一次一次地失敗，但是我們距離成功卻一次一次地接近：2001我們被批准為四川省重點實驗室，2002年我們被科技部和四川省列為“省部共建 國家重點實驗室培育基地”，2003年我們再次被國土資源部接納為部級重點實驗室。這一個個稱號，正是我們通向成功的一步一步階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一 次又一次地經受住了全國重點學科的評估，始終走在了全國同類學科的前列……終於，我們迎來了2006-2007的日子，在這接近兩年的時間裡，我們發起了 最後的衝鋒，我們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嚴格的考察、評估和篩選。最後，2007年4月，我們成功了，我們被接受成為國家重點實驗室了，幾代人的夙願終於實現 了!
第二件事是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我1988年博士畢業的論文是關於黃河上游某水電站高邊坡穩定性研究的。當時，我沒有想到我這一生事業就和“邊坡”這樣一種人類最常見的地質環境結下了不解之緣。
說起邊坡，大家不難理解，就是具有一定坡度的地形。它是我們經濟和日常生活中接觸最普遍、影響最大的一類地質體和地質環境;因為，邊坡不穩定，就會產生滑 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就會有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汶川地震導致了87000多人的死亡，其中有1/3是由於地震觸發邊坡失穩從而導致滑坡、崩 塌所引起的，地震不能控制，但邊坡災害是可以防治的。因此，研究邊坡的目的，就是要防治災害的發生。
“邊坡”問題在我們西南地區表現得特別的突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西南地區山高坡陡，峽谷地形突出，這樣就導致邊坡非常的高，自然邊坡相對高度數百米 到千米以上是常見的;第二是地質條件特別的複雜：複雜巖體結構、高地應力、深風化強卸荷等構成這個地區特有的地質環境條件;第三是工程規模特別的大，對工 程邊坡安全的要求非常嚴格，不能出事。90年代隨著西部大開發的推進，大江大河上的大型水電站已經建到了300米高，涉及的人工邊坡開挖高度更是達到 700-800米;山區高等級公路、鐵路及民用機場的建設也涉及到大量的高邊坡問題。因此，可以說，中國西南地區的高邊坡問題是中國最具特色的工程地質問 題之一，在全世界範圍內也具有特殊性、典型性和代表性。如何勘測、評價和設計這些高達數百米的天然和人工高邊坡，對我們這一代人是一個嚴峻的挑戰。這其 中，關鍵是如何創新高邊坡的穩定性分析理論，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如何認識高邊坡變形破壞和穩定性發展的動力學過程!為了這個問題，我們一干又是20年!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張倬元和王士天老師帶著我在黃河拉西瓦水電站進行高邊坡研究，那個工程有個叫Ⅱ號變形體的高邊坡，我們 花了很多時間分析這個高邊坡地質表現。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初步認識到了高邊坡，尤其是岩石高邊坡的穩定性問題與其形成的谷坡動力學過程具有密切的聯繫，是 一個動態的地質歷史過程，必須從“地質過程”的角度對其變形破壞機制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從而指導穩定性評價和災害防治。為此，我們建立了河谷高邊坡應力 場發育模式和巖體結構表生改造的觀點，並形成了初步的“變形穩定性”分析的概念。
20世紀90年代，我與同事在西南地區遇到了5個條件更為複雜和典型的高邊坡問題，一個是金沙江向家壩水電站馬布坎高邊坡，位於大壩壩前，高達600餘 米;一個是雅礱江錦屏水電站壩址左岸的高邊坡，高達300餘米;另一個是瀾滄江小灣水電站壩址左岸的高邊坡，高達700餘米。這三個工程都是西南地區代表 性的大型水電工程，上述的邊坡也都處於工程的關鍵部位，嚴重影響和制約了工程的可行性。還有兩個分別是：1989年7月發生於四川溪口鎮的由於高邊坡失穩 形成大型災難性滑坡，死亡人數達210餘人;1996年發生於貴州印江縣的“巖口”大型災難性滑坡。通過對上述典型工程和災害實例的研究，我們在認識高邊 坡發育的動力學過程方面取得重要的進展，提出了高邊坡演化的三階段理論;尤其是高邊坡演化“表生改造”和“時效變形”階段的提出和性質的界定，以及所提出 的一系列高邊坡變形穩定性“概念模型”，在解決實際問題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在團隊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在穩定性評價方面的工作逐漸走向成熟，並重點發展了災害防治措施的模擬技術。我們先後承擔了國內規模 僅次於三峽工程的水電工程——金沙江溪洛渡巨型水電工程，高邊坡的巖體結構特徵及其工程適宜性研究，並有幸參加了三峽船閘高邊坡施工期的變形預測和控制研 究。這一期間的高邊坡問題不僅是規模大、條件複雜，而且面臨若干處於施工階段的人工高邊坡;不僅涉及穩定性評價問題，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回答工程的適宜性及 災害防治和控制問題。針對這一難題，我們通過學科的交叉與滲透，建立了“地質災害過程模擬與過程控制”理論與技術，很好地回答了這一問題。這一體系的工作 方法很快在瀾滄江上最大的水電站——小灣水電站高達700m的工程邊坡開挖支護設計優化中得到應用。近年來，又在雅礱江錦屏一級、金沙江白鶴灘等世界級的 大工程中得到應用，獲得業界的高度評價。
就這樣，一步一步，通過20年結合工程實踐的不斷探索，我們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國西南地區複雜巖體高邊坡穩定性評價的理論與技術體系，並在近百項重大工程實 踐中得到了具體應用，不僅解決了我國西部地區重大工程建設和重大地質災害防治中一系列工程技術難題，而且為防災減災，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取得了實實在 在的成績。比如，2005年的四川丹巴滑坡……在大半個縣城即將被滑坡摧毀的關鍵時刻，我們挺身而出，為打贏“丹巴縣城保衛戰”立下了汗馬功勞。
20年的歷練，三代人的艱苦付出，我們終於有了回報。2005年，我們完成的項目“中國西南高邊坡穩定性及災害防治”獲得了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這是一個單位，一個完整的團隊，獲得一個完整的國家一等獎!來之不易，真是20年磨一劍啊!
第三件事是培養了新的一代學術團隊。學術團隊是一個學科生存和發展的基礎和載體，越是高水平的學科越需要有優秀的學術 團隊。在我的成長道路上，特別慶幸的是自己身處一個和諧包容、團結創新的團體中。我校地質工程學科經過多年的艱苦創業，形成了以張倬元教授為學術帶頭人的 老一輩地質工程學術團隊。他們不僅奠定了我校地質工程重點學科堅強的基石，而且以博大的胸懷，甘為人梯，獎掖後進，培養和造就了這支嚴謹求實，勇於創新， 不斷開拓，奮發向上的科研和教學團隊。老一輩帶頭人有很高的戰略眼光，花了很多精力在團隊建設上，特別是對年輕人的培養上，這方面的例子不勝枚舉。記得上 世紀80年代末，我剛剛獲得博士學位時，自己曾想換換環境而打算離開學校，其時張倬元先生正重病在院，當我去看望他時，有些猶豫地說出自己的這一想法。正 在病榻上的張先生一聽就急得撐起身來，拉住我的手，難過地差點流出淚來。我當時既感動又羞愧，打消了離開的念頭，專心一意地融入團隊的共同發展中。
90年代中後期，當自己也逐漸成為團隊的領頭人後，我深切領悟到老一輩學者在團隊建設上的博大胸懷，深刻認識到“團隊”和”團隊意識”對學科發展的極端重 要性;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團隊理念，這個理念就是：對自己要講奉獻，對別人要講寬容。人這一輩子講奉獻是很重要的，我堅信：一個人有時會吃些虧，但如果他 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社會、奉獻給集體、奉獻給別人，那他總有一天會得到豐厚的回報。講寬容，就是團隊成員，尤其是帶頭人要有寬廣的胸襟、海納百川的心 態。團隊不只是讓別人成就自己，更重要的是培養他人成就團體。團隊是由各種各樣的人組成的，而人總是有缺點的，不能只看其弱點，用人要用其所長。每當提起 一個人時，我腦海裡首先想到的是他有什麼長處，哪怕他有一些毛病，但只要有利於學科的整體發展，就要大膽引進、放手使用、努力保障他們發揮作用。團隊的帶 頭人要有協調能力，要讓團隊中的每個成員都能在這個團隊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自己的發展方向;要把他們的命運和整個團隊的命運緊緊的聯繫在一起，這樣就 有戰鬥力了!這些道理，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還是很困難的。開初我們也遇到了很多的阻力，也有人心不穩的時候;但我們努力地按照自己的理念去做了，去實踐 了;很快，我們就把隊伍穩定了下來，並從追求數量，進入到了提高質量的良性發展階段。
正是靠這樣的理念，近十年來，儘管老一輩學術帶頭人和學術骨幹逐漸退出教學科研一線，但我們又逐漸凝聚和形成了一支很有戰鬥力的年輕一代學術群體，今年這 個團隊還被評為地質工程國家級教學團隊。團隊之中已經有了一批在各自領域內有一定知名度的年輕學者;試想，再給他們5年、10年，他們難道沒有機會成為某 一方面的“大家”嗎?完全可能!如果是這樣，你還用擔心我校地質工程學科的發展前景嗎?一位院士最近很有感慨地給我說，中國工程地質界保留了你們這樣一個 有戰鬥力的團隊，真是解決了不少問題啊!
下面我談三點體會：
1、要有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與國家的需要、學校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在不斷地追求中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整體來看，我能有今天的成績，是因為我把自己的發展與國家的需求緊密地結合。長期以來，我主要從事兩個方面的研究：重大工程建設的工程地質問題評價和地質 災害防治。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趕上了改革開放，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好時機，我也抓住這個時機給我帶來的一次又一次的機遇。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的西部 大開發，帶動了大型工程的不斷開工建設，這為我施展才華提供了一個廣闊空間。另一方面，國家的經濟發展帶動了社會發展，國家越來越關心地質災害、環境保護 等民生事業，使我有機會參與了包括三峽工程庫區在內的一系列重大地質災害防治工作，在另一個舞臺上為國效力。因此，在我個人身上，既能看到改革開放以來國 家對年輕人成長的關愛;同時也可以看到一個年輕人在他的成長過程中，如何把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發展、社會的進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只有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 經濟發展，才能讓我在科研上做出一點的成績。
從小的方面來看，我是把自己的成長是與學校的發展緊緊的聯繫在一起的。由於歷史原因，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學校出現了中青年教師的斷層，因此學校 各級領導和前輩對我的成長都寄予了很高的希望。有一件事讓我感慨很深：自己參加1991年破格答辯教授時，幾位老專家問了我不少的問題，以至有位老師忍不 住說：“今天我們問的問題是不是多了點?”另外一個老先生馬上接著說：“對年輕人就是要嚴格要求，因為他們是今後學校的接班人啊。”這讓我深深體會到了老 一輩對我們寄予的厚望!也油然而生一種承前啟後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後來，當我學術上有一定成就後，也有很多著名的大學希望我去做“長江學者”，有的學 校甚至校領導找上門來，不僅帶來了申請表格，而且提出了許多現在看來也是很優厚的條件，我都沒有去，我捨不得離開這個學校，離開這個集體;我的命運和前途 是和這個學校這個集體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
2、講認真，講付出
毛主席說過：這個世界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員最講認真。實際上，主席的話已經深刻地闡明瞭一個道理，那就是：認真是成就事業的基石。回顧走過的這三 十年，我最大的體會就是認認真真做事;每一件事，不管是大事還是小事，只要你認認真真做了，就一定會有收穫，有成果;你可能收穫了成功，也可能收穫了經 驗，對你個人來說，總會是有益的。因此，我要說“認真”是成功之母。如果你不能認真去做某一件事，你乾脆就不要去做，因為這樣的結果：一是失敗，二是落下 一個不好的名聲。每一次涉及到編寫課題申報、撰寫工作彙報或請獎等等，審閱材料的專家都說：黃潤秋的材料是整得最好的。儘管不一定每次都成功，但這句話就 是很不錯的收穫了。2005年報國家獎，評委答辯前，為了讓外行能夠聽懂我們的專業內容，一個月時間，我在下面試講了不下100次;國家重點實驗室的申請 答辯也是如此。每當實驗室有重要的領導和專家來檢查指導工作，我都要樓上樓下跑幾遍，大的問題沒有，我專門看角落的地方有菸頭沒有，有就撿起來。別人說： 這不該你做。但是，就為了一點點小事，也許就是舉手之勞的事，我們把它弄得很複雜,有必要嗎?
當然，“認真”是有代價的，這個代價就是“付出”。你得付出時間、付出精力，你得沉下心來，忘我地工作。所以,講“認真”,就是講付出。工作20年來，我 為這“認真”二字確實付出太多、太多……但是，看到你的“付出”獲得了回報，我相信你心裡面的愉悅一定會超過你“付出”的艱辛。不信你試試，但前提一定 是：先有付出，後有收穫!
3、創新是發展的靈魂
如果說，團結是我們這個團隊結合在一起的基礎，那麼創新就是這個團隊得以發展壯大的靈魂。團結和創新對於一個高水平的團隊來說一個不能少。
科學上的創新首先要講的是持之以恆的精神和穩定執著的心態。我們的校訓說得好，窮究於理，成就於工。“窮究於理”就是要追求萬事萬物發展的真理，這裡的 “窮”是“不斷”、“持之以恆”的意思;“成就於工”講的是結果，這個“工”指的是實際上是“功夫”。兩個句子的意思就是闡明一個道理：要不斷地持之以恆 地探索和追求事物發展的真理，“功夫”到了，就會取得成功。這個校訓告訴我們的是做學問和做人的道理。科學研究的創新從來就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地質科 學的研究，帶有很強的探索性和認知性，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在很短的時間內要觸及事物的本質，掌握髮展的真理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持之以恆的積累才能做到對事 物真理的一步步逼近。我們20年做高邊坡一件事，最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因此，對創新的理解，我認為首先要在持之以恆上下“功 夫”!
其次，要想實現科學創新，還要在學科的交叉與滲透上下功夫。在我們團隊裡，三代人的研究正體現了這樣一個過程：我們老一輩的學者，也就是我們這個團隊的第 一代學術帶頭人，他們有很強的地質基礎，他們的貢獻是對各種工程地質問題和地質災害現象的分析已經有了很好的地質模型，或者說是“概念模型”。但是，定量 描述和理論深度的不夠是他們工作的最大不足。我們這一代人(第二代)，數學、力學基礎比較好，我們就把這些學科的知識引進來，解決如何從量化的角度，對地 質現象進行數學和力學模型的描述，這在理論上就上到了一個新的臺階。我在整個研究生期間和畢業後的10年時間裡，都在致力於開展計算機數值模擬在工程地質 和地質災害領域的應用，提出並建立了崩滑地質災害全過程動態模擬的數學-力學理論，解決了理論不足的問題，體現了現代工程地質學的特色，顯然這是學科交叉 與滲透的成果。直到現在，我每年還在給研究生講授《工程地質數值方法》的課程。而我們的下一代呢(第三代人)，他們把現代系統科學的知識引用到了我們學科 領域，從非線性的角度觀察和描述我們的研究對象，這在理論上又上到了一個新的臺階。就這樣，通過不斷的學科交叉與滲透，使我們對客觀事物的理解越來越深 入、越來越量化，越來越接近對客觀世界真實的描述，一步一步逼近對真理的認識;而這每一步的逼近，都是一次創新，都是在將學科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總之，30年的改革開放，造就了我本人，是國家培養了我，是學校培養了我，是我身邊無數我知道和不知道的老師、同事、學生成就了我。我除了努力工作，無以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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