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年輕的時候可是一個長相英俊的好小夥。個頭大，國字臉，長得亮堂，人也精神。
鄉下人去趕集，逢單趕程集，逢雙趕胡廟。我爸爸二十啷噹歲，和村裡的壯小夥子們一起騎著洋車子，一口氣蹬了十來公里跑到程集去湊熱鬧。
小街小道稀罕多，半晌午擠到理髮店前，鐵鉗子外形類似大剪刀放到燒得火紅的煤炭上烤一烤，烤熱了捲起頭髮，那麼一燙，呲呲啦啦一陣響，伴著一股子頭髮燒焦的香味，時髦的髮型就成了。
我爸爸人大馬憨也愛美，大大咧咧往小板凳上一坐，要燙頭髮。老師傅手腳靈活，燙髮不傷人，手上從來不出錯，奈何一上午煤炭燒到底，我爸爸燙了一半，灶肚裡沒了火，老師傅無奈，只得囑託我爸爸下集再來。半頂雞窩頭好風光，圍觀的年輕男女笑哈哈，我爸爸臊紅了臉蹬起車子往家跑，圍觀的姑娘裡就有我媽媽。
我爺爺奶奶子女多，四個兒子，三套土房子，兩個兒子成了家，兩個兒子到了年紀沒著落，家裡只剩一套房。我爺爺奶奶託人說親，說到麻龍家。
兩個年輕人頭一次見面，我媽媽就認出了大集市上鬧笑話的愣頭青。我爸爸人憨性子直，第一次見面，老底都抖落出來，對著我媽媽講：“我家窮，爹孃只有一套房。我三哥個子矮，娶不著媳婦，房子要留給他。”我媽媽欣賞他孝順爹媽，一來二去，這門親算是定下。
我爺爺沒房子，我姥爺沒男丁，兩個人思索一夜，琢磨到天明，我爺爺道：“在哪不是個住，兒子給他！”我姥爺想：“人到老，膝下哪能沒有抬棺的人，女兒再親也是別人家，一個女婿半個兒，索性收下他。”我爸爸兩塊錢買一雙舊皮鞋，五塊錢買個粗布呢子的西服外套，半截火棍頭也沒帶，風風光光走去我姥爺村裡成了家。
五大三粗的漢子，住在老丈人家，寄人籬下，鍋碗瓢盆，磕磕絆絆，金窩銀窩，到底不如自己的狗窩。打工風潮還沒吹到王小莊，一畝三分地，手上無閒錢，年輕的小夥子血氣方剛，無力養家。
年年回村給自己老爹媽貼門對子，哭哭唧唧不願回家。沒房沒有立錐地，不是自己的房子不算家，時間長了，王小莊一起長大的半拉橛子們人人得了房，成了家，說話也利亮，玩玩鬧鬧各自回家，人人都有自己的老婆孩子熱炕頭，我爸爸棋牌散場沒處去，承不承認，都慢慢被人排擠開，回村成了客。
再到我姥爺村裡，一村一個同姓大宗族，人人姓韓，村東頭到村西頭，不出二里路，人人也要抱團，怎麼能忍下一個雜姓王。封閉鄉村，事事講究人情，婚喪嫁娶，你來我往，我爸爸沒有插話地，人也憋屈。
我姥姥性子直，我姥爺脾氣暴，生閒氣，話趕話，難聽話也說出來，趕他走，我爸爸忍不下這口氣，當真回了自己家。我媽媽兩頭受氣，大著肚子還下地，頂籮筐，種生姜，得了兒子沒足月，體虛發熱就要送醫院，差人去找我爸爸，年輕的小夥子二鍋頭喝得暢快悶頭睡，我奶奶信迷信，找了農村的婆子，又唱又跳，清水碗裡放鍋灰，活活耽誤了一條小生命。我爸爸酒醒，後悔了一輩子。
村裡打工風潮興起來，我爸爸揣著一件勞動呢子褂，一雙手納的新布鞋跟著村裡人離了家。
平原土疙瘩上長大的小夥子，到浙江沿海去打漁。幾個人一艘小破船，按網上的魚蝦斤數算工錢。遇到海上有風浪，不死也掉半條命，沒有風浪太陽大，照在水面上，海浪一波接一波，繞的人頭暈眼花，一起去的小夥子個個打了退堂鼓，轉而幹起岸上接網、卸魚、補網的活。
我爸爸不蒸饅頭爭口氣，人要臉面樹要皮，出海打漁咬牙堅持到年底。打漁的活還沒幹幾年，孩子一個一個落地，工錢全部寄回家，還是沒給自己掙個半磚片瓦。
長期在海上，風吹雨打太陽曬，骨頭變形，風溼傷身，海上出了大機器，不再靠傳統人力，打漁吃飯越來越不景氣，只有另謀生路。海南天涯海角也去過，新疆頂著毒辣的太陽拾棉花，一路走南闖北，到海邊到草原，求生艱難，過年回家還是苦哈哈。
我爸爸人快到三十，喜得千金三個，還要靠我姥爺幫襯養家。年輕的小夥子，一晃就要到中年，茂盛的頭髮慢慢謝了頂，亮堂的高個慢慢變了形。
萬事艱難，從頭再來，沒有本錢，就從收廢品幹起。借來腳蹬的三輪車，二手市場買個電瓶自己裝上，在大城市裡走街串巷，到大工廠裡收廢電腦，廢鐵，沒有文化，全靠體力。撈得第一桶金，回家不敢跟老父母說自己在外面乾的啥。
我爸爸在杭州收廢品幹了五年，才算能養家餬口，有了人生第一筆存款。那時候，手機在大城市市場上開始時興，在農村還不多見，翻蓋諾基亞，翻蓋摩托羅拉，好使又結實，進水磕碰都不怕。
我爸爸拿出存摺裡所有的錢，跟著老闆去了深圳，夜裡住二十五塊錢一晚的發黴小旅社，白天啃饅頭就著一塊錢一瓶的礦泉水帶回來一袋新手機回杭州，翻賣賺了錢，轉了行，有了能在老父母面前說出口的營生，回家才算抬起頭。
我爸爸用賺的錢翻新了我姥爺家的舊瓦房，成了村裡第一個住平房的人。我姥爺慢慢老了，我爸爸說話有了分量。韓姓輩分小的來攀親，酒桌上一來二去，就要認乾親，兩人不過相差四五歲，姑爺變乾爸。結婚十多年，我爸爸在韓莊才有話語權。
蹉跎十來年，我爸爸憑藉一部小小諾基亞發了家。生意慢慢做得好，錢包充實，腰桿也硬，時間長了依然發現人生不足，有錢沒文化，依舊遭白眼，有文化就有腦子，沒文化就要靠體力。
這把年紀，我爸爸這輩子不再奢望兒子，專心培養膝下三個女娃娃。我姐姐十一歲考進鎮裡中學，十二歲就可以用英文寫日記，十五歲寫劇本被搬到市裡的舞臺上演出。而我，相差一歲，差距就跟一個天一個地那麼大。十一歲上三年級，十五歲上初中，初學英語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它不識我，我不識它。
我爸爸在外做生意還要每週打電話問功課，我說英語難學，外國人講話聽不懂。我爸爸在電話那邊沉默了一下，然後問我：“‘學生’的英語拼法是不是s t u d e n t？”我爸爸用漢語拼音的讀法給我拼了一個英語單詞。又跟我講當年我爺爺家窮，在農村裡到處攬工，供他讀書到初中，可是他當時不懂生活苦，年少不知愁，讀書不知用功，輕輕鬆鬆下了學，人到中年才了悟，沒有文化走彎路。
我爸爸更加嚴格要求我們，早上五點就要醒，站在平房房頂讀英語，從村東到村西，人人都道，王賀峰家的閨女又在讀外國話，女兒也要當狀元。晚上放學要加時，去當地小有名氣的老先生那學書法，學國畫。中午練字半個小時才能去上學，墨水用盡就兌水，宣紙用盡換冥紙，從床頭櫃到水泥板，到處都是梅花篆。
二零一二年的時候，我爸爸已經頭髮花白謝了頂，人也發了胖，王小莊的新一代小孩子已經不再認識他，韓莊的韓姓宗族裡始終沒有血親的家窩人。王小莊沒有他的祖基地，韓莊沒有屬於他的片磚片瓦，這個上門女婿蹉跎半生，只得在外面花高價買了地，安了家，蓋了一套完完全全屬於他自己的房。
杭州的老闆找到他，幾個人要合計投資開廠，我爸爸憋著一口氣，奮鬥半生要證明自己，這時卻遲了疑，小女兒中考，二女兒高考，大女兒還在讀大學，到處都要用錢，人到中年，一身拖累，早已身不由己。
錯過了這次機會，我爸爸悶頭在城市間奔波，捯飭自己的老本行。生意場上瞬息萬變，商機遍地有，有心人同在。一波一波的年輕人介入進來，年輕有衝勁，有膽不怕賠，腦子夠活，手段夠變通，這片生存地很快成了年輕人的天下，上頭貨商被壟斷，下面散客被爭搶，我爸爸做起生意越來越吃力。
二零一六年杭州G20峰會，所有外來人口遣散回家。我爸爸在這個城市從他的咬牙奮鬥的青年走到小有所成的中年，從蕭山的西興村到杭州的商品批發市場，從借來三輪車收廢品到自己做生意當老闆，這個城市有他太多的汗水和辛酸，但是這個時候他才意識到，杭州沒有真正接納他，就像王小莊不再是他的家，韓莊一直排擠他一樣，時光再怎麼變遷，改變不了同姓宗親血脈裡的排外，他成了一個無處可依的漂泊者。
和我爸爸一樣，我十歲從王小莊搬出，異土異鄉，在外生活又是十多年。我回不去兒時生活了十年的王小莊，現在的我與那裡的泥土、白楊格格不入，夢裡是鄉，十年夢醒，早已身是客。
我融不入韓莊，於韓莊人而言，我是一個闖入者，是一個異鄉客。時光走過兩代人，我還是成了一個和我爸爸一樣心靈漂泊，無鄉可歸的人。
二零一七年，政府文件下來，阜陽即將多設一個西湖區，潁州西湖附近的程集鎮、胡廟鎮全部歸為西湖區。村莊推倒，溝壑填平，王小莊也好，韓莊也好，住戶全部遷出，東奔西散，昔日村莊變麥田。
從封閉鄉村搬進新農村，東家姓李，西家姓韓，獨門獨戶，各家各院。無地鋪張，婚喪嫁娶一切從簡，不再講究什麼宗親出力，同姓幫忙，飯店裡擺幾桌樂呵樂呵，熱鬧散盡，各回各家。
至於我爸爸，老韓家的上門女婿這一說法沒人再提，倒是羨慕他，命裡無子人爭氣，一手供出三個女兒，個個有文化。
（返鄉導師汪成法，安徽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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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王梅，安徽大學17級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生。安徽省，阜陽人。我從小在阜陽的一個村莊長大，後來慢慢搬離老家，離故鄉越遠，故鄉的樣子在心底越來越模糊。我們可以離故鄉很遠，甚至慢慢淡忘掉故鄉最初的樣子，但是故鄉給予我們生活的智慧，對待生活的態度和觀念，卻一直伴隨著我們。
第三篇文章，以“我爸爸”為主角，鄉村上門女婿，窮人家的男孩，去富有的只有女孩的家庭裡。被村裡同姓宗族排擠，鄉村男性話語權的反例。這也是封閉鄉村開始外出的一代，摸索，跟隨時代潮流，被迫不斷融入，又不斷幻想打工緻富，但始終沒有被城市所真正接受，他們心裡也沒有真正的想在城市生活。土地不能滿足人的生活需求了，手裡有了自己的房子，才有了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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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 梅 出品｜頭號地標
人文指導 | 葉開（中國頂級文學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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