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第五子想必沒有太多人知道，但他的一個後人無論是在民國時還是在新中國成立後，在文化圈都有著很大的威望，他就是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之稱的梁漱溟 。不過我們今天不聊他（明天會聊的），我們聊聊培養出梁漱溟的人——他的父親梁濟。
晚年梁漱溟
如果說梁濟像誰？我的想到的第一個人物就是“蘇軾“，蘇軾所處的時代就是一個變革的時代，他在王安石變法時反對王安石太過激進，到了司馬光之時又譴責司馬光不顧大局。同樣梁濟也是這樣的人，他身在清末變革之際，在維新改革之時他同維新派一樣對保守派的矇昧主義深痛惡絕，同時認為維新改良派又不足以解決中國的問題;他是一個正統的儒家，而不是明清的理學衛道夫之流，他深得儒學的入世——務實的精髓。
梁濟先生一家
梁濟先於遺書中關於自己為清殉是這樣說的，“吾因身位清朝之末，古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倫理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頭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故而梁先生的“殉清”並非遺老之舉，那什麼是他在六十歲生日當天投了淨業湖吶？
民國七年親朋好友為梁先生立碑
如若說他不知變通，那就大錯特錯了，他的一生都在變通之中；於陳獨秀先生之前，他就與友人辦了《京話時報》將“賽先生”推向了北方各地的廣大民眾，新式教育還在萌芽期是作為士大夫的他就主動將子女送入了新教育之中。梁先生曾說，他內裡是極贊成共和的，可是觀共和七年間，袁世凱之流軍閥混戰，百姓深受之苦，舊的禮教突然崩敗，新的社會道德風氣無法建立，“今世風比二十年前相去天淵，人人攘利爭名，驕諂百出，不知良心為何事，蓋由自幼不聞禮義之故。”先生如是說。他在遺書中道，“國性存否，雖非我一人之責，然我既見到國性不存，國將不國，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後喚起國人共知國性為立國之必要”，故而梁先生是為世人之“亂德”悲憤而殉，為喚起國人的道德人性而殉，實乃華夏大義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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