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在笔者看来，《西厢记》自唐不断被改编至元，逐渐占据文学史的重要位置，即归功于这一经典名句。戏曲艺术作为勾栏瓦肆之间世俗老百姓消遣娱乐的重要手段，相较于其他文学形式而言则显得更加通俗易懂，贴近生活，这句话将故事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都趋向完美地迎合了广大人民的胃口，从而获得一致好评。
《西厢记》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爱情的美好，青年男女自主恋爱，到步入婚姻殿堂的行动，其主题思想甚至与同时代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人性的张扬，欲望的解放。这个故事里面，莺莺虽然很是大胆地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但莺莺并没有一味地大胆，她是进退有度，隐蔽中留下痕迹，这种东方女人的气质，柔中带刚的含蓄又坚定的心，叫几人能承受得起。才子配佳人的同时，《西厢记》最终还是情胜过功名了。
这部元曲，落实的一个字就是 “情”。开篇张生因崔莺莺而 “‘十年不识君王面，始信婵娟解误人。’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突出为了情，名利放在身外，最终两人修得正果。作为剧中保守势力的代表，老夫人提出: “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则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媚，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儿，得官呵，来见我; 驳落呵，休来见我。”［第四本二折］ 然而莺莺并非如此，在她看来，“妻荣夫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第四本三折］。老夫人还嘱咐: “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
这场婚姻是最原始而美丽的，张生为了莺莺停留，没有进京取功名，也为了莺莺应了老夫人的诺言进京考取功名; 莺莺因为对真爱的执着而大胆地许身张生，无论张生考取功名结果如何，都强调早些个回家团聚。个中意趣不仅成全了老夫人想得到的门当户对，更体现出男女对自由恋爱婚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才子配佳人，更体现出了婚姻不是建立在荣华富贵的功名基础之上的思想内容，让后人对莺莺充满钦佩。
我们能够看出，王实甫改变了 “董西厢”“张生闻语意如狂”的美色迷恋，着力对诗谈情，从诗句中获得心灵的沟通，将肉欲上升一个档次，但跟宝黛的爱情相比，张生跟莺莺则停留在凡人的七情六欲上，而 《红楼梦》里 “黛玉夺了手道: ‘这可该去了。’宝玉笑道: ‘去，不能。咱们斯斯文文的躺着说话儿。’说着，复又倒下，黛玉也倒下，用手帕子盖上脸”。多么美的画面，岂能允许在此时此刻落下人世间浊淖的云雨玷污了纯洁而又神圣的爱情! 更有这轻描淡写的一段，让读者动容: 宝玉黛玉到薛姨妈家去玩，临走的时候， “小丫头忙捧过斗笠来，宝玉把头略低一低，叫他戴上。那丫头便将这大红猩毡斗笠一抖，才往宝玉头上一合，宝玉便说: ‘罢了罢了! 好蠢的东西，你也轻些儿，难道没见人戴过? 等我自己戴罢。’黛玉站在炕沿上道: ‘过来，我给你戴罢。’宝玉忙近前来。黛玉用手轻轻笼住束发冠儿，将笠沿掖在抹额之上，把那一颗核桃大的绛绒簪缨扶起，颤微微露于笠外。整理已毕，端详了一会，说道: ‘好了，披上斗篷罢’”。
这种暧昧缠绵，在宝钗、薛姨妈、李嬷嬷众人面前的缠绵，如涓涓细流般诉说着黛玉对宝玉的款款深情，实在令人拍案。黛玉鄙视功名，宝玉作为贾府光宗耀祖首选之人，却与黛玉不谋而合，他们从“眼熟”到追求着诗意、自我的人生，与士大夫的权利功名毫无关系。他们的行动诠释着男女爱情要求平等自由的终极追求，而从西厢与红楼追求爱情的不同层次而言，读者似乎早已看到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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