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大师二字，不禁让人想起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高校，总是培养不出优秀的人才？
关于这个尖锐的问题，又不禁叫人想到另外八个字：“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八个字，说起来容易，可要一个人付诸实践，很难。大到一所学校，一个国家的教育，更难。
而曾有一位大师，一生都守着这八个字不放，将其做到了极致。这位先生，便是陈寅恪。
他，或许就是答案。
——书单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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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岭南大学的校报突然登出一则新闻：“本校聘请到名教授陈寅恪。”
消息一出，国民党教育部长就坐不住了，多次跑到岭大劝说校长陈序经：“大陆局势动荡，不宜久留，你劝劝陈先生，去香港暂避。”
彼时，国民党颓势难挽，展开“抢救学人”行动，陈序经当然知道对方是何打算。
待到9月，解放军即将入城，教育部长又带上财政部长，二人对陈序经摊牌：“如果陈寅恪去香港，我给他十万港币和新洋房！”陈序经一听，拍桌子道：“你给十万我给十五万，我盖新房子给他住！”
为让陈寅恪安心任教，岭大给他开出的工资比一般教授高三倍。而已到台湾的傅斯年，多次致电给陈寅恪：“你什么时候来，我什么时候派飞机去接你。”
陈寅恪何许人也？竟值得双方如此大费周章？
李敖狂吧，早年也只当过历史学家姚从吾的助手。而姚从吾说：“陈寅恪先生才是教授，我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助教。”著名作家沈从文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狂儒刘文典向来瞧不起他，而一提到陈寅恪，毕恭毕敬：“联大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算一个，我刘文典顶多算半个。”
胡适也曾在日记中写到：“陈寅恪治学，乃当今最博学、最有识见的人。”向来脾气火爆的学者傅斯年更是直言：“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谁能想到，这样被尊崇的人物，却连张像样的文凭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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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陈寅恪生于湖南陈氏一族。说起这个家族，那可不简单。其祖父陈宝箴因抵抗太平军有功，深受曾国藩赏识，做到过湖南巡抚，后来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父亲陈三立，更是“维新四公子”之一，诗赋造诣甚高，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身处那个时代，父子二人都有救国之心。
不料变法失败，陈宝箴被慈禧革职，回乡不久后便病逝。陈三立也因革职不用，从此远离政坛。陈寅恪年幼时，父亲为他打下极为深厚的旧学功底，却不要他科举做官。在他13岁时，便送他出洋留学。后来更在国外求学长达16年之久。
自1909年秋算起，陈寅恪先后去了包括哈佛在内的4所大学。在柏林大学，掌握了藏、蒙、西夏、突厥等多种文字，在哈佛时，又学了梵文、巴利文、希腊文。多年后，曾有一位教授问他妻子：“外传先生会三十多种文字？”陈妻笑道：“哪有那么多，也才十七种而已。”
为何要学这么多种语言呢？目的只有一个，做学问。会的语言愈多，愈能直接阅读典籍原文，这样做出来的学问，才够深够透。
在陈寅恪看来，做学问是第一位的，所以求学十余年间，一个学位都没要。文凭在他看来，无异于废纸一张。别人出国留学，都是顶着博士头衔回国，他却对此不以为然：“若考博士，两三年被一个课题束缚住，就没有别的时间学知识了。能学到知识，学位不学位的，并不要紧。”
偏偏就是这个不把文凭放眼里的人，成了清华国学院的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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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意在整理国故，培养栋梁之才。为此，校方打算聘请四位大师来讲课。
当时，清华已请到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三位大家。本想请泰斗章太炎来，对方却瞧不上。梁启超便对校长说：“那就请陈寅恪先生吧。”校长问：“陈先生是哪国博士？”梁启超说哪国也不是。又问：“写过什么著作？”梁启超说：“什么也没写过，但他能教给学生的，比我所有著作加起来还有价值。”
这话不假，陈寅恪到清华讲课，没多久便圈粉无数。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每一节课都要求讲得比上一节精彩，为自己立下规矩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自己讲过的，我也不讲。”
每逢上课，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学生不提前做功课，根本听不懂。而只要认真预习，便能听出其中趣味。久而久之，隔壁几所学校听闻大名，有人专程来听他的课，途中经过荒野会有土匪出没，以至于教室角落里摆满了防身用的农具。不止学生，连朱自清、吴宓这样的大咖教授，也会跑去听课，以至于后来大家都称其为“太师父”“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学识之丰，实在令人佩服。一次，金岳霖上门找他，只见一学生问一个问题，陈寅恪拿过问题一看，说：“你去图书馆找这本书，翻到这一页，下面有一个注解，你把它抄下来，根据它再去找其他的材料，就是你的答案。”金岳霖在一旁，听得目瞪口呆。
有时候，学生尽找些闻所未闻的历史人物来问，仿佛是想考一考老师。陈寅恪看罢，直接告诉学生找某志某卷某条。顺着线索去找，十有八九都是对的。甚至有一次，学生在旁边诵读《资治通鉴》，陈寅恪突然打断道：“等等，你少读了一个字。”学生不信，翻回去一看，果然是少读了一个字。
记性好到如此程度，简直匪夷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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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父亲陈三立忧愤难平，在梦中狂呼要杀日本人。身体每况愈下，他却拒绝服药进食，五天后便弃世而去。
直到弥留之际，陈三立还在问儿子：“外传马厂之捷确否？”
父亲的品格骨气，显然深深影响了陈寅恪，并一路伴随他此后的人生。
早年熬夜看书，他视力便不好。为父治丧期间，视力更是严重下降，最后视网膜也剥落。医生劝他赶紧手术，得知手术后要静养一段时间，他说：“北平将沦陷，我得赶紧走，不能在日本人身边教书。我要留下这条命，为中国著史。”
就这样，任由右眼瞎掉。
为继续学术研究，陈寅恪将大量藏书寄往长沙。书上是他数年积攒下来的“眉批”，包括各种思考、见解和引证，乃前半生的心血。不料在运送途中，资料被炮火烧毁。不久后，清华迁校昆明组西南联大，陈寅恪带着仅有的藏书上路，途中又遭遇强盗。如此一来，前半生学术研究的基础，全都丢失。
即便如此，也丝毫未动摇陈寅恪做学问的决心。在西南联大，他硬是靠着自己的记忆力，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写就《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两部经典学术著作，为后世研究提供了范式。
这两本书有多牛？曾有历史学家感慨说：“看到这两部书，无法不对陈寅恪先生又敬又怕。读他的著作，仿佛西天取经的唐僧，等要提笔发表一些见解，又觉得自己像孙猴子，怎么都跳不出陈先生的五指山。”
为这两本书，陈寅恪几乎以命相博。西南物质条件极差，吃饭都成问题。陈寅恪靠着一只眼睛，凭着豆大的灯光，坐在床前小板凳上一写就到深夜。当时他身体太差，傅斯年不放心，便对住在他楼下的邓广铭说：“要是陈先生拿脚跺一下地板，你得赶紧上去，千万别让他出事。”
一天，邓广铭听见楼上跺脚，疯了一样跑上楼去，只见陈寅恪躺在床上，呻吟自己身体快不行了。邓广铭不知所措，没想到陈寅恪紧接着说：“但我要坚持，我不能死，我就是死，也要先把这两本书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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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用眼过度，陈寅恪左眼的视力也开始下降。1939年，命运终于向其抛来一线曙光。英国牛津大学聘他做汉学教授，并授予皇家学院研究员职称。这在国内乃首屈一指的荣誉。陈寅恪正好可以去伦敦治眼疾。
可惜欧战突起，陈寅恪只能先等一年。待第二年又从香港借道去伦敦时，太平洋战争又爆发了。香港失守后，陈寅恪与家人进退维谷，只好先在香港教书。日军入侵后，与内地的通讯、票汇全部中断，陈寅恪饿到“粥不饱腹，卧床难起”。
就算如此，在贫病饥饿中，陈寅恪躺在床上校对完了多达12册的《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在连天炮火和日军骚扰中，他连着两次校读《新唐书》，重读《北史》，只待将来回到大陆时能再著述成书。
鉴于他在学术界的威望，日伪一方劝降的人接踵而至。一个学生前来劝说，陈寅恪直接让他滚出去。不久，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又带一所日伪大学的校长登门威逼，陈寅恪知道硬扛不过，便卧床装死，陈璧君只好悻悻而去。
又过了没几天，做了汉奸的北大前秘书长钱稻孙以两千元高薪利诱他北上，为日伪做奴化教育。陈寅恪听了，反问对方：“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紧接着那半年，陈寅恪与妻子贫病交加，断水断粮，经常把红薯连皮带根煮来吃，连鸭蛋都当作珍馐美味。忽一日，有人敲门，送来一袋面粉。来人是谁并不认识，陈寅恪一听口音，便知对方是日本人。双方把面粉推来推去推了半天，对方最后扔下面粉跑了。陈寅恪便对家人说：“我不吃，你们也别吃，可以送给街上吃不饱的人。我绝不吃日本人送的粮食。”
如此骨气，也预示了他后半生的不幸。
听闻陈寅恪的处境，西南联大的教授多方奔走。终于，经地下组织营救，陈寅恪和家人顺利回到了内地，随后去往成都任教。12月12日，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陈寅恪像往常一样起来洗漱，准备去上课。走到镜子前，突然眼前一片昏暗，他赶忙将女儿叫来，让她通知学生，今日暂停上课。
随后，在夫人陪同下，陈寅恪前去就诊，才得知自己左眼的视网膜也已脱落。待这时，英国医生也好，美国医生也罢，全都无计可施。
从此，他便什么也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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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8年国民党的“抢救学人”计划中，陈寅恪一早就成了重点关注对象。但他留守大陆，与岭大开出的条件并无关系。从一开始，他就反感蒋介石，早早看出蒋意图控制学界。这是陈寅恪最不能忍受的事情。
早在1927年，一代名儒王国维投湖自尽。追悼会上，教授、学者们都是三鞠躬。陈寅恪吊唁时，一进灵堂，“咚”地一声磕在地上，行起大礼，惊煞旁人。何以如此隆重？在为王国维撰写纪念碑文时，陈寅恪给出了答案：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这八个字是陈寅恪向王国维表达的最崇高的敬意，也是陈寅恪一生做学问的标尺。做学问若脱离这八个字，他是瞧不上的。去台湾，在蒋介石政府的控制下研究学术，他当然不乐意。
所以，1953年，中科院成立历史研究委员会，邀请他去做中古所的所长时，他立马就拒绝了。当时，郭沫若出任上古所所长时说：“研究中国史，应用马列之方法。”一切学马列，这在建国初期是学界不争的话题。哪怕是和陈寅恪有同样威望的学者教授们，无一不开始研究马列思想。
陈寅恪见状，立马表示：“我不去。”
不久，他的学生汪笺听闻此事，向研究所主动请缨，说自己一定能说服恩师北上。来到岭大，汪笺以一种近乎教育的态度要求陈寅恪“照顾大局”。不待他说完，陈寅恪勃然大怒：“你给我出去，我没你这样的学生！”
汪笺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找师母去劝。经与妻子商量，陈寅恪写下一封《对中科院的答复》。在信中，他提出两个条件，否则绝不北上：其一，允许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其二，令毛、刘二公给我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石破天惊。学界之中，还没有第二个人敢如此直白地提出这样的要求。陈寅恪敢，而且理由无可辩驳。在信中，他说：
“思想自由、独立精神是必争的，且以死相争。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我决不反对当今政权，宣统三年，我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的原文，但我不能先存马列，再去研究学术。我不要我一人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请来的人，我带的学生，都必须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若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即便以前是，现在也不是……”
拿到答复，汪笺神情落寞地离开了陈寅恪家。直至多年后，他与恩师的关系也未能缓和半点。对此，陈寅恪的女儿回忆道：“父亲绝不会因为学生学问不够而动怒，他是为他们撇弃了学术独立性而痛心。”
那一年历史研究委员会的三位所长里，没有陈寅恪的名字。
他在岭大获得的短暂春天，也即将迎来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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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岭大的头几年，陈寅恪过得相当舒心。他的工资最高，受到的优待最多。学校甚至在他的住处周围修了一条白色水泥路。因其双眼尚未彻底失明，还能分辨一点强光，修路只为方便他散步。
包括全国物质最紧张、许多人都吃不饱饭时，陈寅恪还能拿到一定量的牛奶和面包。知道他喜欢戏曲，市长给他送收音机，知道他身体不好，就派去几个护士。
一些人看他受如此优待，非常不高兴：“凭什么陈寅恪能被照顾得这么好？”校方理由也简单：“你要眼睛看不见，还有他的水平，我也给你派护士！”
因其失明，学校给他配了助手。无论讲课还是著书，陈寅恪都只用口述。上他的课，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全凭自觉。学生要是不下课外功夫，基本是浪费时间。那时，陈寅恪手边能接触到的资料，都是图书馆里的大路货，人人皆可得之。可只有他，仅凭口述便写出一本精妙绝伦的《论再生缘》。他一个学生后来任教，找来一帮研究生让他们口述论文，结果连5000字都讲不出来。
1957年，反右开始。从来无心于政治的陈寅恪，最终还是没能逃脱厄运。就像张爱玲在《半生缘》里写的：“你不找政治，政治却会找上门来。”
很快，有人贴出大字报，说陈寅恪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脱离人民群众，拿着高工资、高稿费，生活待遇优厚，整日养尊处优。一时间，群情激愤。在一次讨论会上，他的学生刘节站起来拍了桌子：“批判陈寅恪就是兴文字狱！”
然而事态已成定局，在失控中，陈寅恪成了众矢之的。不久后，陈寅恪愤怒地表示：“第一，我不再开课。第二，马上办理退休，搬出学校。”他告诉家人：“说我误人子弟，实在是伤了我的心。”
助手劝他复课，他心情沉痛道：“是他们不要我的东西，不让我教的。”
回到书房的陈寅恪，并未就此沉沦。在助手帮助下，他依然勤于学问，写下《柳如是别传》。柳如是乃明清易代之际的青楼女子，南明将亡时，知识分子都屈志降清，唯独她还保留着骨气，誓死不降。陈寅恪对一个烟花女子的一生细细考据，不过是为了倡导做人治学的气概风骨。
拿他自己话说：“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1962年，由于在洗漱时突然摔伤，陈寅恪的右腿股骨颈折断，从此卧床。然而盲眼也好，膑足也罢，都未能动摇他著书的决心。他每天依旧工作十余个小时，最终写成了长达80万言的《柳如是别传》。
他并不满足于此，心头尚有余力。战乱时，几经漂泊，为生计所困，为眼疾所折磨，他早想写一本《中国通史》，始终未能如愿。《柳如是别传》之后，他曾打算集中心力，再写一部更宏大的著作。
可就在这时，他迎来了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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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时代浩劫来袭。很快，陈寅恪的助手被赶走，三个护士也不知去向。鉴于陈寅恪的研究和过往历史，红卫兵将其判为“不学无术的学术反动权威”，陈寅恪只能苦笑：“既然不学无术，怎么又是学术权威？”
没多久，便有人上门抄家，勒逼财物，焚烧书籍。见陈寅恪无法下地走动，红卫兵就将一张张大字报贴到屋内的墙壁上、书柜上、床头上，甚至陈寅恪盖的棉被上。作恶想象力之丰富，真令人拍案叫绝：他们见陈寅恪眼盲足膑，就抢走他拿来听戏的收音机，在他床头吊一个高音喇叭，天天通过喇叭批判。久而久之，陈寅恪听得浑身发抖，乃至尿湿裤子……
1968年初的一天，有人来通知陈寅恪的家人：“明天把他抬到广场去，我们要批斗他！”当时陈寅恪卧床6年，去了必死无疑。学生刘节听说后，自愿代老师出场。站上批斗台，皮鞭狠狠地抽在身上，红卫兵问他作何感想，刘节高声叫道：“能代陈先生挨批斗，我荣幸的很！”
不久后，陈寅恪又被撵出房子，存款工资均遭冻结。想当初，他不吃日伪的饭，不收日本人的米，甚至战时窘迫，胡适前来送钱，他都坚持拿自己珍藏多年的典籍去换，骨头硬得铮铮作响。而这一次，一身傲骨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口述了一封“申请书”：一、因心脏病需吃流食，可否申请一些牛奶活命？二、护士走后，妻子疲惫不堪，无力再照顾我，恳求一位老工友来扶我上厕所。如今妻子有病在床，无人可以照料，恐怕死了也没人知道。
不知他是以何种心情写下这份申请的。
写完申请，陈寅恪深感妻子会比自己先死，于无限的悲伤中，为活人写下挽联：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看先生早年的照片，虽眼盲，但目光始终如炬，站在画幅中，无一张不是腰杆笔挺，一副傲然模样。而这时的他，目光终于暗淡了下去。他不再说任何倔强的话了。亲友前来探访时，他沉默不语，只是双眼不住地流泪……
1969年10月7日，在秋日萧瑟而稀薄的晨光缓缓照下来时，陈寅恪因心力衰竭，溘然长逝。45天后，妻子也随他而去。
对于这个世界，陈寅恪未留下只言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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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人说过，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学识、见识、胆识。要说前二者，并不算难办。有天赋、勤奋，或者智性与意趣，总能到达一定的层次。唯独胆识，这涉及一个知识分子治学做人的风骨与气节，非一般人所能及。
一个文化人，该如何在时间和时代的洪流中抱守真理，如何在权力面前坚持自己的人格理想，在陈寅恪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写下这十个字时，陈寅恪便决心将其视为一生学术事业的标尺与追求。在日后的岁月里，无论遭遇怎样的磨难和苦痛，他都矢志不渝。
这份坚定，恐怕比三百年来第一人的渊博学识，更为宝贵。
毋庸赘言，做陈寅恪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一个不谈气节只谈实利、精致利己主义泛滥的时代，要不为风气所动，不为现实所困，做一个寂寞的守志者，更为不易。
易中天就写过一篇《劝君莫谈陈寅恪》。为何？只因“最是文人不自由”。
但我想，前人树起过那样高的精神丰碑，后人能够仰望它，即便达不到，也好过我们凭栏望去，把它当作一块平平无奇的石头。
精神是不怕死的，可怕的是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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