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国时期佃农悲惨生活为创作原型的舞台剧《白毛女》在海内外广泛传播。新华网记者 马曹冉摄）
总是有一些“民国粉”将民国时期理想化，认为当时的社会重视教育、农民富足、经济繁荣、社会和谐。其实，依据历史资料来看，这些看法过于美化民国，可说是“民国粉”们的一厢情愿。
从经常被人提起的民国教育来看，普及程度不高，“文盲遍地”才是描述当时民众文化程度的贴切词语。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指出，民国确实有大师，也有办得不错的大学，但跟绝大多数人没什么关系。民国时期，能上大学的人绝大多数来自地主、富农、商人、学界、政界、医生、军警，而来自工农阶层的人非常少。至1936年，全国的大学不过百所，解放前夕到1949年前后中国只有89所大学和52所专科学校，在校生是8万人。民国从1912年算起到1949年，38年间一共有21.8万人获得大学毕业文凭，平均算下来能拿到大学文凭的一年不到6000人。根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记载，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大约是80%，而且被视为识字的20%的人当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只认识几百个中国汉字的人和在今天只能列为半文盲的人。也难怪蒋介石都曾在讲话中感叹“共产党最重视的就是教育，他们什么经费都可以少，教育经费一定要筹到，反观我们，部分地方的高小学校就完全停下来了，常常拿教育经费来做旁的用。”
再来看看经常被部分电影、小说描绘成田园牧歌式的民国农村生活，其实也多是想象。民国时期的农村生活好不好，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最有发言权，而身处其中的外国记者群体忠实地记录下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美国记者韩丁在其《翻身》一书中称，民国农村人民的处境就像一个人永远站在齐颈深的水里，一个小浪就足以把他淹死。在地主阶级的统治下，率众起义的农民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剁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作为中立人士的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称，蒋介石政权从中国农民那里榨取的财富，恐怕比中国悠久而曲折的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多。在过去的华北和现在的蒋管区，新年对于贫农和佃户是忧愁难熬的灾殃。佃户们被迫出门东躲西藏，以逃避地主及其狗腿子追讨年关债，而这番景象在国民党统治区非常普遍，天天都在发生。
民国时期的经济更是远称不上繁荣。有人称民国时期的上海很繁荣，但这是有原因的。在当时，整个国家90%的产业还是农业，大部分人也住在农村，工业产业结构非常落后。从全国层面看，投资超过100万的只有69位资本家，投资超过10万的只有1439位资本家，而投资中的绝大部分在上海或者是东北。所以，在当时，繁荣的上海只是个例，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的发展情况。事实是，民国时期的经济增长很慢，1914年到1936年的GDP平均增长率才只有2.7%，其中也包括了国民党政府“黄金十年”阶段。从历史数据上来看，民国的经济表现在当时也输给了大部分的非洲国家。虽然现在常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代表贫穷，但是，1949年，跟非洲比，中国仅仅比四个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高，其他的非洲国家的人均收入都比中国高，印度也比中国高。
总之，从以上各方面的历史数据可见，民国还真不是一个多理想的时期，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生活困苦”可能是对当时更为贴切的写照。
（参见：《民国是“黄金时代”？这才是真实的民国》《民国真的有那么好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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