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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宋徽宗期間，吃牛肉壓根沒問題。
吃牛肉--並不是體現反叛精神，而是民間老百姓的最愛
水滸裡面有個特點，就是牛肉出現的特別多，據統計有400，500處。
最早出現牛肉的，是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去史家莊借住的時候。太公不但讓他住下，還熱情招待他吃飯。
書中寫道： 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桌上，先燙酒來篩下。
放在今天大家似乎覺得沒什麼，不過是四個蔬菜，一個葷菜，還給了幾杯酒而已。但其實在那個時候，這就是相當高的招待了。自然，這個高規格招待並不是指這些蔬菜和酒，而就是指這盤牛肉。
還有林沖在大軍草料場的一段：
酒店主人道：“客人，那裡來？”
林沖道：“你認得這個葫蘆兒？”
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
林沖道：“原來如此。”
店主道：“即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杯，權當接風。”
店家切一盤熟牛肉，燙一壺熱酒，請林沖吃。
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吃了數杯，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些碎銀子，把花槍挑著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仍舊迎著朔風回來。
林沖當時的身份是草料場看守，算起來也算是這家酒店的近鄰，應該會經常來這家吃酒，自然要好好招待。
所以店主人立即拿住一盤熟牛肉說給他“接風”！
如果放在今天，大家也許會想，一盤牛肉有什麼了不起，算得上什麼接風？
其實，這還真的算接風，因為牛肉堪稱是當時比較貴重的美食了。
再說吳用去拉阮氏三兄弟入夥。吳用期間通過買食物贈送給阮家兄弟，作為拉攏，書中寫道： 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甕酒，借個大甕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
乖乖，看來這20斤牛肉，就算是很大的禮物了，阮氏三兄弟當時看了都很高興。
類似的內容，全書還有很多！重點就是牛肉這兩個字！
為什麼水滸裡面對牛肉如此看重，其實這是符合北宋歷史的。
自古以來，牛並不是用來吃的，而是重要的生產工具。對於傳統的農耕，有牛或者沒有牛是完全不同的。有頭耕牛，農業效率會提高太多，如果沒有牛，一些重貨只能靠人來幹，不但效率低下，而且對勞動者是一個很艱鉅的工作，即使青壯年往往也不能勝任。
所以自秦朝一來，歷代王朝對於私宰耕牛都嚴格控制。普通的老百姓，即使耕牛受傷不能再用，或者因為年老無法耕地，也必須上報官府。如果沒有上報，私自殺了，一般都是要嚴厲懲處。甚至到了新中國也是這樣，建國初期，一例數十頭耕牛死亡的事件，曾驚動中央，周總理親自下了批示，要求限期破案。甚至改革開放的1979年，國家仍然對耕牛的宰殺，販賣給予政策的嚴格限制。
北宋亦不例外，北宋初年的《宋刑統》中，明確寫道“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牛馬者徒一年”。乖乖，宰一頭管家的牛，居然要坐一年半牢，就是殺自己家的，也要坐1年牢！
到了南宋，由於北方淪陷，而南方的農業主要是稻米種植，對於耕牛，準確的說是水牛更是需要。所以南宋的法律更為嚴厲，殺官家的牛要坐牢三年，殺自己家的，也要坐牢一年半。甚至不要說殺，就算讓自己家的耕牛殘疾了，或者受傷無法使用了，如果是故意的，那麼也當做宰殺，要坐一年牢！
這裡就出現一個誤解了！
水滸的作者施耐庵由此認為，在北宋吃牛肉的人是很少的，多是一些膽大妄為，不在乎官府法律的人。所以，施耐庵幾百次提到牛肉的目的，主要是宣揚水滸的好漢們的叛逆。
其實，這就是施耐庵老先生歷史知識不足了。
誠然，北宋初期，整個南宋時代，都嚴令不允許宰殺耕牛，但並不代表水滸的時代也是這樣。
實際上，北宋初年經濟不發達，大部分地方都缺乏耕牛，禁止屠宰自然是正確的。但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宋的地方經濟一下就突飛猛進，導致徽宗時代人口都超過了8000萬人。
到了大宋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時代，還是嚴禁殺牛，甚至連王公貴族殺牛也要重罰。宋真宗以身作則，連自己也不吃牛肉。史料記載，宋真宗的御廚房一年吃掉40萬斤羊肉和4000多斤豬肉，卻沒有一兩牛肉。
作為一個九五之尊，要什麼有什麼的皇帝，能夠做到這樣真是不容易！
但即使是極端嚴厲的真宗時代，也不是鐵板一塊。
當時宋朝民間已經出現一定的私宰牛的現象，而且逐步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所謂法不制眾，當時官府就已經網開一面，默許部分地方可以宰殺耕牛。
《宋會要?刑法志》記載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司勳員外郎孔宗閔進言：“浙民以牛肉為上味，不逞之輩，競於屠殺，事發即逮捕滋廣，請釋不問罪。”
宋真宗見私宰耕牛在浙江已經成為風氣，而且浙江確實也是耕牛過剩，也就不便於嚴厲打擊，隨機下詔書曰：兩浙諸州，有屠牛充膳，自非通議烹宰，其因緣買者，悉不問罪。
到了下一代的宋仁宗時代，變化就更大了。仁宗時代，宮廷的肉類仍然是羊肉，皇宮每天要宰殺200多隻活羊，但民間卻不同了。北宋經過三代皇帝的和平時代，經濟突飛猛進，耕牛也到處都是，很多地方出現嚴重過剩的情況，不再是什麼稀罕物了。
耕牛過剩，不需要用這麼多牛來耕地，又不能殺，難道白養著這麼多牛做老爺的嗎，這豈不是不合情理的怪事。
所以當時民間意見很大，一些地方官為了緩解民怨，開始巧妙的迂迴政策。他們一面提供官府同意殺牛的手續，一面進行收稅。
這樣一來，不但養牛的人得到好處，愛吃牛肉的人欣喜不已，官府也得到了實惠。
宋朝的王公貴族對牛肉並不在意，這主要是從中醫養生角度考慮。但為什麼牛肉如此為老百姓喜歡？
原因也不復雜，一來，耕牛雖然養殖時間較長，但出肉很多。宋徽宗大觀四年一份資料寫道：一牛之肉不下三二百斤。相比豬樣雞鴨，一頭牛出的肉很多，而且當時宰殺的多是不能耕田的耕牛。一頭牛的肉，就可以提供給幾百人食用，挺不錯了。
二來，牛肉的味道是獨特的，是其他肉類無法相比的。牛肉蛋白質含量高 ，而脂肪含量低，味道鮮美。直到今天，不但中國人多吃牛肉，西方更是對牛肉愛不釋手。宋朝民間老百姓非常喜歡吃牛肉，對牛肉的評價很高。就如同水滸中寫道的：店小二把四支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筋，放了四盤菜蔬，打一桶放在桌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
小二哥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似好肥肉！”
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
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桌上。
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吃了幾塊便吃不得了。
那三個狼餐虎食，吃了一回。
到了宋仁宗時代，由於民間耕牛實在過剩，而且私下交牛肉稅就可以宰牛已經成為普遍現象。當時一頭活牛販賣給別人，只能賣到5至7貫，一頭牛的肉，卻可以賣到20到30貫
當時的宋仁宗順應民間，開始逐步放開對宰殺耕牛的限制，最終完全取消了這一限制。
所以到了水滸他們的宋徽宗時期，民間已經不限制殺牛，到處都可以殺牛，也可以賣牛肉。
這是到了南宋時期，由於北方領土基本丟失，大量人口湧入南方，必須增加農業開發，耕牛又變成了稀缺物，這才重新開始禁止殺牛。
呵呵，施耐庵老先生畢竟是明朝的人，對歷史又不太瞭解，他只知道北宋初期和南宋時期都嚴禁殺牛，並不知道北宋末期這個政策已經放開，所以犯了一個錯誤。
實際上，在宋徽宗時期吃點牛肉根本算不了什麼，就如同吃豬肉，吃羊肉一樣。
如果誰有膽量在宋太祖時代私宰耕牛吃牛肉，那才是真正的又反叛精神。
------------------------武松在景陽岡吃的幾斤牛肉。當時牛肉產業很火的，到處都是宰牛的作坊。本來牛基本都是用來耕田或者拉車，但宋代也出現專門為了吃肉的肉牛。但牛肉價格並不算便宜，一般老百姓一個月也就能吃上幾斤。所以水滸所謂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口號還是很有吸引力的！
薩沙
比起《水滸傳》小說裡，各路好漢們動輒大塊吃牛肉的熱鬧景象，放在真實的北宋年間，吃牛肉的代價，可以說十分巨大。
因為在漫長的古代農業社會里，耕牛就是生產中的重要勞動力，對於國家發展來說，更是重要戰略資源。隨隨便便殺了吃？那就是嚴重的資源浪費。所以歷代王朝都出臺嚴格法律，嚴打亂殺亂吃耕牛現象。
特別是北宋年間的法律，別說吃牛肉，就算是殺耕牛，後果都是非常嚴重：以《宋刑統》的法律條文，就是殺死自家的耕牛，也要勞動改造一年。南宋年間更變成“勞改”一年半。理論上說，在宋朝“大塊吃牛肉”，就基本難逃牢獄之苦。
但實際操作起來，好些宋朝“聰明人”，也早找到了空子：法律上說的不許殺耕牛，那牛病死了總可以吃吧？於是偷殺偷賣牛肉的風氣，從宋初時就屢禁不止。很快官府也就想開了，既然抓不過來，何不趁機抓抓創收？於是高額的牛肉稅很快推廣各地，只要交足了稅，官府也就睜一隻眼。照著宋仁宗年間名臣張周物的吐槽說：“官禁屠牛，而州場稅膀有收算之文”。一邊不許宰牛，一邊大收牛肉稅，您這不是自打耳光？
靠著這“自打耳光”的操作，饒是把“勞改一年”變成“勞改一年半”，兩宋年間吃牛肉的現象，三百年裡就沒斷。浙江地區的大型宴會上，牛肉都是必須有的硬菜。合法專營牛肉的店鋪，也在各地大量出現。基本是有錢就能買到牛肉吃，可價格卻水漲船高。以《宋史》記載，宋徽宗年間時，一頭牛的價格不過五千多錢，可要把這頭牛殺了賣肉，一斤牛肉可賣上百錢，一頭牛身上的牛肉，通常能賣到三萬多錢。
所以說，放在《水滸傳》的時代裡，梁山好漢能吃上牛肉不假，但想像小說裡的武松們那樣，頓頓都大口吃好幾斤？得先問問身上的錢夠不夠。除了宋江柴進等個別有錢人，真沒幾個好漢能頓頓吃。
那既然這樣，為何整部《水滸傳》小說裡，吃牛肉的橋段卻如此多，以至於讓人誤會牛肉是宋代的家常菜呢？除去作者的寫作思想外，應該和作者的生活環境，也有很大關係。
《水滸傳》雖說寫北宋故事，但作者施耐庵卻生活在元末明初。其實在元代開國時，對於偷殺耕牛的禁令就已放鬆，原先的流放變成打板子。一線大城市裡，牛肉消費也更火熱。以《元典章》記載，元初時“內外官員士庶之家，凡是婚姻慶賀一切宴會，往往宰殺馬牛食用”。大小官員只要辦宴會，基本都吃得起牛肉。待到施耐庵創作水滸的元末明初時，那些扯起反元大旗的起義軍，歃血為盟的儀式上，常見抓起牛肉大嚼。
這些生活經歷，應該都是施耐庵寫《水滸傳》裡的牛肉宴席時，順手拈來的素材。
而到了《水滸傳》火熱暢銷的明朝中後期，老百姓吃牛肉？那更不是稀罕事。明朝嘉靖年間，造訪廣州的葡萄牙人克魯士，就記錄了大段明朝市民吃牛肉的場景。比起宋元時代吃牛肉要高價的景象，歐洲傳教士筆下的中國南方城市，每個集市上都有大量牛肉出售，價格更比歐洲便宜得多。可以更容易吃到牛肉的明代讀者，讀到《水滸傳》裡的吃牛肉橋段，當然也不會見怪。
一盤牛肉，就是中國古代民生經濟發展的見證。
歷史風雲錄
歷史研習社
《水滸傳》介紹雷橫出場時有一句:“殺牛放賭”，把“殺牛”和“開賭坊”，“放高利貸”這種遊走在法律邊緣的高危行業放到等同位置，可見“牛”的重要程度和牛肉的資源稀缺特性。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長期處於農耕社會，耕牛對於種地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就如同現在的信息社會，如果把你的手機拿走，哪怕只有一天就都像丟了魂似的。
當時政府法律對於保護耕牛的苛刻程度，這也可以理解。
但是，這並不代表那時的人們就普遍吃不上牛肉，有句話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面不論你下的政策有多嚴厲，下面總會有變通之術來應對，正所謂“掛羊頭，賣狗肉”嘛。
另外，馬克思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一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會膽壯起來，10％會保障他在任何地方被利用；20％它會活潑起來……300％就會使人不顧犯罪，甚至不惜冒絞首的危險了。
我想，北宋末年的人們並不比現在的人笨多少，又有利益的驅動，只要你不是頂風作案，別說牛肉，鱷魚肉都有可能給你端上來。
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既然有魯智深，武松這些好漢愛吃牛肉，就會有雷橫這樣“殺牛放賭”的人幹這營生，滿足前面他們的需求。
久而久之，這就成了一個公開的秘密。所以說，《水滸傳》中的好漢如果要吃牛肉，這個真的“可以有”。
田獲三狐
有朋友說，北宋時期民間是不能經常吃到牛肉的。其實這不過是以訛傳訛罷了。
在北宋，牛肉是下等人的吃食，有社會地位的士大夫階層是不屑於吃的。如果吃，他們也只吃孔廟中用於祭祀的牛肉，而羊肉才是宋朝時真正難以吃到的珍饈美味。
宋朝是中國曆代王朝中比較弱的一個朝代，北宋時期的疆域不含蒙古、寧夏、青海這樣的牧區，到南宋以後淮河以北都屬於大遼國了。因為沒有適合放牧的區域來養羊，所以宋朝時期的羊非常少，價格也非常的貴。宋朝時期的主要肉食中，羊肉最貴，每斤要賣到幾百文，貴的時候要賣到上千文。（《夷堅丁志》卷17《三鴉鎮》載：“吳中羊價絕高，肉一斤，為錢九百”），豬肉一斤賣二、三百文，牛肉最貴的時候二百文一斤，最便宜的時候二三十文錢一斤。（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五十二）
俗話說，吃不著啥饞啥，羊肉在宋朝是屬於高端食品，只有官宦人家和財主豪強才有錢買來吃。比如水滸傳中的小旋風柴進，宋江落難到柴進府上，柴進吩咐殺牛宰羊款待，一方面體現出對大哥宋江的重視，另一方面也是說明了只有柴進這樣的豪紳大戶才能吃得起羊肉。
北宋紹聖元年（公元1094年），北宋文學家蘇東坡被貶往惠州，在集市上發現一個市集一天只有一隻羊供應出售。肉少客多，價格自然高的驚人，老百姓是買不起的，蘇東坡作為一個犯了錯誤的下放幹部，自然也是囊中羞澀。蘇東坡喜歡吃羊肉，是歷史上有名的吃貨。為了解饞，只好去買相對便宜的羊骨頭食用。（參見蘇軾著《仇池筆記》捲上之《眾狗不悅》）
相比之下，牛作為農業社會時期的最重要的畜力，是政府和種田農戶必須要擁有的。而且，牛飼養起來不需要太大的面積，可以圈養育肥。所以，老百姓的養牛積極性很高，養牛業也非常發達。在宋朝，每年都有相當大數量的育肥牛出欄，在牛隻過剩的情況下，宰牛賣肉也是想當然的事情了。即使有政府監管，也沒有太大的效果。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宰牛隻要避著點官家就可以了。
宋朝的皇帝中，宋太宗、宋神宗、宋仁宗、宋真宗、宋高宗等皇帝都曾經下過詔書，嚴令民間禁止宰牛賣肉，也不允許百姓買牛肉吃。宋太宗淳化二年，開封府有人宰牛賣肉。宋太宗“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斬”（《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四）；意思是說，對宰牛賣肉的人，要殺頭。而宋真宗更是為了加強對牛羊畜只的管理，專門成立“牛羊司”。負責從國外進口牛羊進行養殖，育肥成功後供朝廷使用，剩下多餘部分送到市場銷售。同時，母畜和仔畜堅決禁止宰殺。
宋朝的皇帝對牛羊的屠宰管理如此嚴格，甚至買牛肉的人都要被判處兩年徒刑、流配千里。為什麼還有人從事宰牛賣肉的行當呢？其實，宋朝的禁令民間都是不太當回事的。而且中下級政府的管理也是時松時緊，飯店作為專門的飲食機構，沒有平常人家吃不到的珍饈美味也就不會有什麼生意了。
宋朝時候能不能吃上牛肉，不在於政府管不管，而在於你口袋裡有沒有錢。宋朝年間的中下級官吏對於牛肉買賣處於基本放任的態度，在市場中賣肉是要繳納牛肉稅的，民間根本就不怕官府，該怎麼買還怎麼買，該怎麼賣還怎麼賣。
宋朝流傳下來一個話本叫《鄭節使立功神臂弓》，講的就是東京汴梁有幾個生意人在花園裡喝酒，一個小販挎著籃子走過來，切了一大盤牛肉，給他們送到桌上。幾個人大口吃起來，並不忌諱這是犯禁的事情。
綜合以上來看，整個宋朝時期的民間飲食中，牛肉是比較容易得到的一種吃食。因此，《水滸傳》中梁山好漢大口喝酒、大塊吃牛肉的情況也是真實存在的。
徒步說史
梁山好漢不是大觀園裡的鶯鶯燕燕，人家在大觀園裡食不厭精膾不厭細，梁山好漢一般都是在鄉野小店“切五斤牛肉，打兩角酒”，或者來兩盤“黃牛肉包子”。但事實上梁山好漢頓頓大碗燒酒大塊牛肉，那幾乎是不可能的，且不說他們吃不吃得起，就是吃得起，也會在上梁山之前統統被官府關進小黑屋，拷問他們牛肉從哪裡來的。
已經窮得要當褲子的阮氏兄弟，跟前來給他們挖坑的吳用來到一個鄉村小店，那店小二就介紹：“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 且不說阮氏兄弟已經輸得一乾二淨，就是放在今天，每月五六千元收入的一般白領，一頓吃十斤牛肉，那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被刺配滄州去看守草料場的林沖，大雪之夜去小酒館，店家先切一盤熟牛肉，“權當接風”。沒吃飽的林沖還自己又買了些牛肉，走的時候還打包了兩塊牛肉。
其實按照宋朝的法律，就是宋江不殺閻婆惜，阮氏兄弟不搶生辰綱，他們僅僅因為吃牛肉就該坐牢，那個賣牛肉的可能要把牢底坐穿。《宋刑統》規定：“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殺牛馬者徒一年”，也就是說，殺牛在宋朝是重罪。到了南宋，刑罰更重，“諸故殺官私馬牛徒三年”。即便是致傷致殘，只要影響了正常使用，一律按殺死罪對待。如果殺死自家養的牛，則要勞動改造一年半，一下子比北宋多出了半年。
宋代耕牛奇缺，有一年全國普查，耕牛隻有五千頭。連達官貴人也吃不起，因為當時牛肉的價格是豬肉的十倍。因為緊缺，所以很多人都以吃牛肉為奢侈享受。那個不洗臉不洗衣服的“拗相公”王安石，一生吃穿都不講究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但是卻寫了一篇文章，為自己一個月也吃不到一次牛肉而牢騷滿腹。
雖然施耐庵先生寫《水滸傳》，可能是為了歌頌梁山好漢的義氣，但施耐庵跟劉伯溫是元朝的同榜進士，劉伯溫幫著朱元璋打下了天下，而施耐庵給張士誠當謀士，被打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深知耕牛的重要性，所以明朝法律規定：“故意殺死他人馬牛的，杖七十，徒一年半；私宰自己馬牛的，杖一百。耕牛傷病死亡的，不報官府，私自開剝，笞四十。”
作為失敗者張士誠的嫡系，施耐庵自然要跟朱元璋甚至整個明朝法律體系作對，他在小說中極力渲染好漢們大吃牛肉，實際是一種教唆：你看梁山那些英雄好漢天不怕、地不怕，只要造反就能天天大碗喝燒酒、大塊吃牛肉，即使沒有膽量造反，也要搞點破壞生產的活動，比如殺牛吃肉，也很牛……
半壺老酒半支菸
一般來說很難吃到，但也並不是不可能。
先說一下為什麼很難吃到。
編訂於北宋初年的《宋刑統》中，有這樣的法令：
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
主自殺牛馬者徒一年。
在北宋的時候，牛和馬都不能殺，因為一個是生產業的支柱，一個是交通業的支柱。
到了南宋，刑罰更重：
諸故殺官私馬牛徒三年。
連殺自己的牛，都要判刑三年，更別說殺別人的了。
其實不僅在宋朝，在周朝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說法，《禮記》中記載：“諸侯無故不殺牛。”
那麼，《水滸傳》的好漢們如何能夠在明令禁止的制度下，吃上大塊牛肉呢？即便是好漢們不怕事，那些店家不怕事嗎？
其實在古代，牛作為主要生產力，基本上是家家必備的，那時候的牛，絕對要比現在的狗多。
不說古代了，就是二三十年前，你到農村裡看看，哪家沒有牛？
那麼多牛，肯定有很多自然死亡的，這樣就不算是殺死了。在宋代的時候，自然死亡的牛，要先請官府派人來確認並出具文書，然後再由主人決定是賣是吃。
吃掉自然死的牛……為什麼有一種細思極恐的感覺。
於是這些老死的牛，一般都賣給了酒店。
當然，雖然牛很多，但自然死亡的牛，絕對滿足不了人們的食慾，那接下來怎麼操作？
有人的地方，就有交易，有交易的地方，自然也就有黑市。
黑市上面，往往可以提供非自然死亡的牛，酒店購買之後，將之剖解，與自然死亡的牛放在一起，這樣基本上無懈可擊。
還有一種地方，就是天高皇帝遠的那種，比如梁山泊，在上面宰牛，肯定沒有官府管的。
戲曲說
宋代的牛肉跟現在的“雞”地位是一樣的。
政府禁止，但是在執行力度上，顯然存在偏差。
而且法律規定的是：有“諸故殺官私牛者，徒一年半。”也就是說，不管什麼原因，更不管是殺的是公家的牛還是私家的牛，只能有證據證明是是你殺的牛，那就要流放一年半。但是，這條法律顯然沒有考慮到“沒有消費就沒有殺害。”，也就是說對吃牛肉的，和貶賣牛肉的是沒有相應的處罰條例的。現在“雞”的消費者，可是要負法律責任，但“雞”滅絕了嗎？所以從側面證明，這條法律到最後，也是民不舉官不糾。
而且，我們要考慮到，中國是農耕社會，歷代保護耕牛的想法與現在“保護耕田”的出發點是一樣的，這個是屬於“中央精神”，但這一精神到地方上就未必會被貫徹執行，地方上要考慮地方上的經濟發展，特別是第三產業的收入。東莞的成功就很好的體現出禁殺牛肉的無助來。至於不定期的受到打擊，那也僅是向民間表明官方的態度和底線。
依我看法律上禁殺牛肉，民間卻大吃牛肉，體現的未必是法律的尷尬與執行不力，恰恰相反，更好的體現了法治精神的人文一面。
蔡員外1979
在《水滸》傳裡，那些吃貨們每次吃飯時有兩樣東西是必不可少的。這兩樣不管是在《水滸傳》裡的機關食堂還是荒村野店，不管是公務宴請還是私人聚會，從五星級大酒店到鄉村大排檔都有它們的身影，一樣就是酒，一樣就是牛肉。
牛，在中國，在古代一直都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因為中國是農業大國，耕牛是不允許私自宰殺的。而且牛還是受法律保護的重要對象。漢朝就有法律規定“不得屠殺少齒”。犯者當誅。宋朝時吃羊肉很火，從皇家到貴族士大夫們，宋真宗時御廚每天宰羊350只，仁宗時每天宰280只，羊肉成了皇家每天喜涮涮的頭等原材料。豬肉此時只是下層貧民的副食品。牛肉是禁止食用的。
《水滸傳》裡牛肉出現的頻率雖高，但是在當時肯定不可能。
沐容劍秋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實際很複雜。首先，要從牛肉的來源說起。我們國家自古是這個農耕國家，因此，在古代，耕牛一直是重要的生產資料，如果宰殺，不但要是報廢的耕牛，而且要得到官府的特別批准，否則，要被處以嚴厲的刑法，因此，在古代一般人是吃不起也吃不到牛肉的，並且，社會風氣上已經形成了一種以吃牛肉為恥的觀念！只有兩種情況下才可能大量吃牛肉，一是戰亂的年代，二是造反者，《水滸傳》中的描寫，就屬於第二種情況，這樣的情況，並不是褒獎，而是一種貶低！說明好漢們不遵從於禮法，對勞動人民不夠熱愛，至於說能不能大量的吃到牛肉，答案是否定的，因為，沒有那麼多賣的，再說，他們也不敢，因為，打著“替天行道”的大旗，卻吃著勞苦大眾賴以生存的耕牛，只有傻子才會做，放到好漢身上，可能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