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家通常的觀點裡，朱棣執政的明代永樂朝，以及與之一脈相承的洪熙、宣德兩朝，有鄭和七下西洋，應該是一個對外非常開放的時代。然而，翻開歷史的塵扉，我們會發現，永樂朝的海禁實際上格外嚴格。
明成祖永樂二年（1404年）“下令禁民間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平頭船無法遠洋航行，這次朱明王朝再用釜底抽薪之法來達到海禁的目的，迫使海商失去交通工具，可見成祖的防範之心何等堅決。甚至對於洪武及建文時逃亡海外的商民，成祖也絕不放過。同年十月，他遣人赴海外，命令“逃若在彼者，鹹赦前過，稗複本業，永為良民。若仍恃險遠，執迷不俊，則命將發兵，悉行剿戮，悔將無及”。成祖言出必行，永樂五年，鄭和自西洋返至新加坡海峽附近的舊港，就剿滅了拒不歸就的陳祖義海商勢力。”
永樂五年(1405)七月，在武力平定安南後所設立的交趾布政司中，明王朝在新徵服區內也堅持推行海禁政策。在平定安南的詔書中，成祖申明“不許軍民人等私通外境、私自下海販豁番貨，違者依律治罪。”
在鄭和下西洋的影響下，永樂未年私人下海貿易的情況開始多起來。就在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於宣德八年七月剛回到京師，宣宗即下令申嚴海禁：
“命行在都察院嚴私通番國之禁。……私通外夷，已有禁例。近歲官員軍民不知遵守，往往私造海舟，假朝廷幹辦為名，搜自下番，擾害外夷，或誘引為寇。置重罪。爾宜申明前禁，榜諭緣海軍民，比者已有擒獲，各有犯者許諸人首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一體治罪。”
如此嚴格的海禁，絕非防控海盜和危險分子所能解釋的。為什麼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規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卻如此嚴格地實行海禁呢？莫非下西洋真的只是賠本賺吆喝麼？
讓我們來看幾條記錄。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又自永樂改元，譴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奇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矣裕。”
明英宗天順二年（1458年），太監上奏：“永樂，宣德年間屢下西洋，收買黃金、珍珠、寶石諸物，今停止三十餘年。府藏虛竭。”宣德時工部尚書黃福亦曾說：“永樂間，雖營建北京，南討交趾，北征沙漠，資用未嘗乏。比國無大費，而歲用僅給。即不幸有水旱，徵調將何以濟？”
從以上史料我們可以看出，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賞賜諸國，以求朝貢的目的。但是當諸國前來朝貢時，順帶進行的貿易無疑是互惠互利的。
進行海禁，壓制限止私人海貿，是為了將海貿官營化，收取其利，與漢代的鹽鐵官營一個性質。
宋元兩朝海貿極為發達，但由於私人海商往往漏稅、逃稅，貿易量巨大的同時，國家獲利甚少。因此宋、元兩朝都曾嘗試過海禁，卻因為政府控制力不強而作罷，直到明朝，才具備實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過度重商，也導致大片良田種植經濟作物，限制了糧食最高產量。元末人口不到9000萬，就因為人口飽和而爆發大型農民起義，以至於滅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業的作用，更知道商業的害處。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許多保護商業的條文，絕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將商業的額度控制在一個最恰當的範圍之內。對此，張明富先生的《抑商與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業政策》有非常詳盡的論述。
為了從有限的商業份額中獲取最大的利潤，官營海貿是王朝初期較佳的選擇，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貿，亦成為必備的輔助措施。
不過官營貿易也有其機械化、僵化的弊端。明代朝貢貿易一開始缺乏限制，對於上門販貨者來者不拒，到永樂朝後期，因為進入市場的蕃貨過多，導致蕃貨貶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於宣德之後，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斷下降，已經難以有組織有規劃地大規模進行官營貿易，所以明政府已經開始考慮放開私人海貿的口子。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開了對於東南亞海貿的限制。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羅船遭風飄到廣東境內,按規定這艘船屬於非朝貢的私船,不準進行貿易,但廣東鎮巡官卻准許其貿易,徵收其貨物稅以作軍需之用。禮部官員對此做法予以肯定,認為“泛海客商及風泊番船”既非救書所招,又非舊例所載,不是朝貢船,不屬市舶司的職權範圍,應由鎮巡及三司官兼管。廣東官員如此做法,明顯是否定了“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的朝貢貿易原則,它標誌著明初中國與東南亞貿易從此進入了私人海外貿易的新時期。
至於正德朝之後，仍然對西洋與日本進行海禁，原因在於。西洋人心懷叵測，難以揣度，而日本當時處於戰國時代，時局混亂，海盜海商往往混淆夾雜。因此到了隆慶朝方才開月港徹底馳禁。然而從明代的海貿來看，東南亞、南亞才是海貿收入的大頭，西洋與日本是否馳禁，在當時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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