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務員規模究竟有多大？時政頭條網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的“官民比”問題一直為社會各界高度關注。特別是在2004和2005年間，學術界和輿論界出現了一場關於中國政府官員規模的討論，“官民比”也一度成為了網絡政治的一個“關鍵詞”，許多學者、官員、媒體和公眾都過網絡直接或者間接參與了這場討論。從表面上來看，各方在具體的“官民比”數據上存有分歧，但實際上提出了一些需要高度關注的深層次的問題。

第一，中國的公務員是多了還是少了?現階段中國公務員的數量有沒有現實合理性，繼續壓縮的空間還有多大，它是否己經到了某種底線?

2008年“大部門體制”改革推動之初，原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柏林發一言時曾建議，為改革能順利進行、平穩過渡，編制不縮減。此言論一出，立即引發了網民們的高度關注，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批評和質疑的聲音，而批評主要針對的是所謂此次改革“編制不縮減”的提法。這也反映出，在中國，精簡機構、裁撤人員仍是輿論關注的集中指向，基本可以說己達成了某種“共識”，也即機構改革幾乎等同於精簡人員。可見，某種程度上講，在當前中國，壓縮公務員規模，不僅僅是技術的和公共管理問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選擇。

輿論界和普通公眾認定官員規模“臃腫”不堪，其實主要是對當前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現狀很不滿意，當然也與潛在的官民對立情緒有關。但是，有實證研究表明，在1978—2006年間，每次機構改革的當年或後一年，都是行政管理成本支出增長最快的年份。機構少了，公務員規模小了，行政管理成本卻增加了。這也意味著，公務員數量不是行政管理成本膨脹的唯一因素。

國內公開的統計數據也顯示，從1992年到2002年，公務員總量只增加了約45萬，相對數量基本沒有增加。當然，這與歷次機構改革的“精簡”努力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公開的數據似乎與公眾一般的認識存在著巨大的反差。國外學者在評價90年代中國編制精簡時，也認為並沒有完全成功，一些地方政府的編制不僅沒有縮減，反而有所增加。但不論如何似乎可以繼續壓縮的空間己經很小了。這也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當前中國政府維持的公務員的“數量值”(2008年公務員佔總人口的比例約為0.97%)有沒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它是否己經到了某種底線?進而下一步的機構改革，是要繼續大幅度削減人員，還是去探討公務員的“數量”背後更深層次的問題，以尋求正確的解決思路呢?

第二，公務員占人口的比例多少為宜，是越少越好，還是存在著一個滿足基本需要的問題?客觀上是否存在著一個底線性的參照比例?

在中國的“官民比”問題上，大致出現了1: 34, 1 :26, 1 : 198, 1: 18 , 1:203, 1:125等多個版本的認識，評價上更是天壤之別，處於主流地位的看法仍然是“過大”。比如，近日廣州市成立城市管理綜合執法局，將全市3196名城管人員通過過渡的辦法納入行政執法編制，全部實行公務員管理。部分網民對廣州市政府3000多行政編制從何而來提出了質疑，並認為，“應該解散城管單位，其職責由巡警擔任，辭退現有所有人員”。這種看法表現出一種簡單的“越少越好”的傾向，並沒有充分考慮公共服務需求增加、城市管理複雜程度增加等實際需要。

事實上，任何事物的存在、發展和變化都有其客觀規律性。在一個國家，公務員的數量也有一個滿足基本需要的問題。公務員佔總人口的比例多少為宜，肯定不是越多越好，但也不可能是越少越好，應該存在一個人員配置的底線規模。因此，中國當前“官民比”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於爭論官員數量的多與少，因為多與少都是相對底線而言的，在沒有確定底線的前提下做簡單的判斷，很難得出科學的結論。關鍵要努力去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即在一個國家，作為測度政府規模最為直觀、直接的指標，“公務員占人口的比例” 多少為宜，是越少越好，還是客觀上存在著一個可以確定政府機構和人員編制需要的底線標準。

第三，機構改革與精簡人員的關係是怎樣的，機構改革是否就意味著一定要精簡人員，當前中國的公務員規模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近30年的機構改革，我們始終是把精簡機構、裁減人員作為首要目標，甚至是改革成效大小的衡量標準。那麼，機構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意味著要精簡人員呢?以日本為例，在1968年到1991年的24年中，中央政府連續進行了7次“定員削減”計劃，但實際上編制規模最終也只減少了3.55萬人，從1968年的89.87萬人減少到1991的86.32萬人，其中，第2次和第4次改革中，編制規模還有所增加。

反觀中國的機構改革，據中編辦統計數據，1998年機構改革中，從1998年到2002年10月份5年時間，全國各級黨政群機關行政編制共精簡115萬，市縣鄉共清退超編人員43萬人。因此，中國的歷次機構改革，人員編制的壓縮力度不可謂不大，但機構改革仍然沒有走出精簡—膨脹—再精簡的“怪圈”，這也間接強化了這樣一種認識，即機構改革不成功主要是人員精簡沒有取得實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