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公安历史人物——师哲
师哲（1905—1998）陕西韩城人。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赴苏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秋集体加入苏共（布）。1929年到西伯利亚边疆区内务部工作，1938年到莫斯科任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的秘书。1940年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随周恩来、任弼时回到延安，参与中苏两党中央交往，任翻译。1943年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一局局长，在榆林工作时任绥德保安分处处长。1944年夏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1945年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48年任政治秘书室主任。1949年后兼任马列主义编译局、俄语专科学校校长、外文出版社社长。1957年任山东省书记处书记，1959年任陕西扶风农场场长。1962年被软禁。1966年被关入秦城监狱。1975年再次到扶风农场。1982年中央给师哲做结论：“经十三年审查，没有问题。”师哲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苏东研究所顾问。
1951年9月11日摄于北京万寿路，左起为师哲、尤金夫人、毛泽东、尤金
人物故事：
- 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第一次会见毛主席
1940年3月上旬，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回国，一直送到兰州，再乘车经西安与25日到达延安。同行者还有邓颖超、任弼时、陈琮英、蔡畅、陈郁和师哲，另外有日本的冈野进，印尼的阿里阿罕，共十人。1940年3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带师哲一道去杨家岭拜会毛主席。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那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毛主席正在窑洞钱的土坪上安详地散步，见到我们来了，立即微笑着健步迎了过来，和周副主席紧紧地握手。接着，周副主席把我介绍给主席，我握着他那宽大、敦厚的手，心情万分激动。毛主席明朗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笑容，亲切、和蔼而又诙谐。主席问道我是韩城人，和我谈了有关韩城的司马迁、龙门、黄龙山及杨虎城等。他又向我询问了我的出身、家庭、经历等等。虽是初次相识，但是将我情况已经全部摸清、掌握了。在和主席的初次交谈后，使我感到他明达开朗，学识渊博，思路开阔，博古通今。”
毛主席会见师哲时，问问题之所以问得仔细，是因为师哲不同于一般的干部，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师哲回国是受共产国际派遣参加七大，准备七大后再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因战争原因，党的七大召开时间一推再推，师哲便以任弼时秘书的身份作为掩护留在延安。这就是师哲和主席初次见面，毛主席将师哲情况已经全部摸清、掌握的原因。
师哲在莫斯科时留影
- 任毛主席的俄文翻译18年
1940年2月，任弼时在莫斯科时，共产国际机要处交给他两套机要密码，由周恩来同志随身带回延安，回来后，任弼时即筹建一个专门机构，负责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工作。这个机构对外称“农村工作部”又叫“农委”，设在延安的小砭沟，靠近中央警卫团的驻地，部长是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师哲任任弼时的秘书，直接参与来往电报的翻译工作。1940年11月，农委正式开始工作，经过多次试验，效果良好，通讯准确无误，从此开始经常的联系。1940年末，电台同莫斯科建立了非常可靠的联络，但只有毛主席一人有权使用。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当师哲把共产国际解散的电报译给毛泽东听时，他十分兴奋，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又笑着对师哲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不会再有人催他返回国际了。1944年“农委”被撤销。但同斯大林的电报联系仍继续，电报的翻译工作，师哲一直持续到1957年离开中央机关时为止。通过数年的翻译工作，师哲的努力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和信赖，于是在1944年夏天，毛主席把师哲调到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到1945年七大后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毛主席这样对他说：“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我有事就可直接找你了，有话也可以找你谈了，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是要更方便的多。”
1949年12月21日，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诞辰大会上。左起为卡刚诺维奇、师哲、毛主席、布尔加宁、斯大林、乌布利希、泽登巴尔、赫鲁晓夫。
- 处理“绥德特务案”
绥德是陕甘宁边区人口最为稠密、市镇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1943年师哲调至绥德担任保安处长，并处理了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
“绥德特务案”是陕甘宁边区反特斗争中的一个假典型，案件于1943年5、6月破获，说是绥德特务分子在国民党榆林总部的指使下，在4、5月间决定了一个大阴谋，企图暗杀绥德分区书记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以制造混乱，配合国民党对边区的进攻。案子破获后，逮捕了很多人，许多与案件无关的人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弄得人心惶惶。于是绥德有些人到延安找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绥德人）和边区参议员安文钦（米脂人），通过他们向上级反映，希望西北局和党中央能对此案重新进行调查。
1943年7月，师哲同布鲁、薛克明等四五个同志受组织委派去绥德。为了工作方便起见，师哲任绥德分区保安处处长。出发前，康生对师哲等人说：“绥德非常乱，特务如麻。”
师哲到绥德后，经过初步了解，发现了不少错捕、乱捕的现象。他大致掌握了情况后，立即叫停了大规模抓人捕人的活动，并释放了一些无关人员。在开展“抢救”运动的同时，师哲还处理了一大批小偷、二流子、吸食鸦片犯，他将这批刑事犯集中于二郎山劳动改造，迅速改善了社会治安，稳定了人心。
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整顿工作，斗争形势渐渐稳定下来。但与此同时，党政系统的领导部门和各机关各学校的“抢救运动”还在进行。1943年9月13日开始，绥德召开了近一星期的各界民众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大会。这次大会是“抢救运动”中的一个典型，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报道了这次大会的简要情况。报道说，大会上的坦白积极分子白国玺，揭发了“六县特务头子”栾丁生，并且在两天内“挽救”了22个人。大会当场宣布白国玺不再是特务，称他为同志，给他戴红花、骑洋马，照旧做他的工作。其实，这次反奸大会是有严重偏向的，白国玺原本是绥德实验小学的教师，事情就坏在他身上，只要有人揭发某某是“特务”，他就出来“作证”，并且编出一大堆证词。面对这样严重的偏向，“抢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康生不仅不阻止，还十分欣赏，在延安到处推广绥德经验，而且通过新华社广播到各个抗日根据地。
到1943年9月末，“抢救”运动中“抢救方”和“被抢救方”已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1943年10月9日，毛主席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作出批示，强调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同时，党中央开始纠正“抢救”运动中的逼、供、信错误，随后展开甄别平反工作。1944年4月，毛主席找李克农、周兴和师哲谈话，并指出：“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你们要搞清楚，口供从哪里来的，绝对禁止用刑逼供。”从4月以后，按照毛主席的谈话精神，师哲开始对各种案子开始进行甄别工作，直到1945年“七大”前夕才结束。“绥德特务案”到1945年也甄别平反了。
师哲与妻子周慧年
- 彻查假情报为习仲勋同志正名
1943年的11月，师哲南下关中，担任边保一局（保卫局）局长，担负着“反奸肃特”的重任。师哲此次南下关中还身负着一个神秘的使命，就是调查国民党特务名单上出现习仲勋等共产党领导干部名字的问题。
1943年底，我方情报获悉，国民党特务向西安报告，在关中发展特务顺利，人数颇多，甚至已经调走的地委书记习仲勋也上了他们的特务名单。习仲勋作为我党的优秀干部，受到过毛主席的表彰，他一向政治坚定，怎么可能是国民党的特务呢？为了洗脱习仲勋同志身上的嫌疑，师哲被调到关中彻查此案。临行前，任弼时、高岗、康生等领导要求师哲必须查清此案。从这阵势上可以看出，中央对他此行的使命是多么重视！
师哲来到关中分区驻地马栏以后，一边开展秘密调查，一边翻阅截获的国民党电报。他在翻阅记载有“习仲勋给情报”字样的电报时，不禁纳闷：习仲勋同志调离关中快一年了，他怎么能给敌人提供情报呢？这显然是无中生有，但又何以如此？经过一番摸底排查，最后疑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就是国民党特务专员杨宏超。师哲决定秘密逮捕杨宏超，随即同关中分区保安分处的几名干部，带着几个民兵，深夜潜入杨宏超的住宅，控制杨后，连夜押送到马栏，师哲和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突击审问。
师哲单刀直入地问：“你给国民党的情报是哪里来的？”
杨答：“我编的。”
问：“为什么要编情报？”
答：“为了挣钱，不，是骗钱。”
审到这里，师哲恍然大悟：这就是习仲勋被牵扯的根本原因。国民党的特务机关按情报涉及的干部级别付钱，级别越高，付给的报酬越高，这就是杨宏超为什么要编造假情报，尤其是编造关于习仲勋这样级别干部假情报的原因。自杨宏超被抓之后，再也没有截获国民党特务机关关于边区的情报，这就证明了他的交代属实。
在这起案件中，杨宏超的身份也是一个很大的谜团。师哲并不知道杨宏超的真实背景。其实，杨宏超是边保关中外勤组派到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的情报员，经边保批准为特别共产党员。按照组织部署，杨宏超向中统汇报假情报，以赢得中统的信任。但是，杨宏超把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说成了国特，这就相当于壮大了敌人力量。后来康生在检查工作时还专门批评了关中分区。直到师哲秘密逮捕了杨宏超，假情报的事情才终于有了结果。
1944年初，师哲回到延安，党中央、西北局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1944年7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师哲为锄奸保卫战线上的模范工作者。通过破获这起假情报案，师哲终于查清了习仲勋名字出现在国民党特务名单上的原因，为习仲勋同志正了名，一年后，习仲勋被提拔为西北局书记。
1948年1月，部分干部在米脂杨家沟合影。左起：贾拓夫、高长久、XXX、甘泗淇、师哲、贺龙、林伯渠、马明方、杨明轩、李卓然、李景林、习仲勋、赵寿山。
- 搭乘毛主席的汽车赴西柏坡
1948年初，毛主席转战陕北住在米脂县杨家沟，此时全国形势逐渐明朗，东渡黄河是大势所趋。1948年1月，师哲从米脂返回西北局，在边区保安处帮助工作。3月19日，毛主席突然来电要师哲速回杨家沟，师哲回忆道：“到杨家沟后，毛主席要我东渡黄河，我请求允许我继续留在西北工作，毛主席却很不高兴，他不容置疑的说：‘不！过黄河，你先走。’”师哲只好听从毛主席的命令，后来在东进的路上，毛主席将师哲一家人都安排在了自己的汽车上。
4月13日，毛主席同中央同志一起到达河北省阜平县的城南庄。这里是晋察冀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毛主席在这里参加了招待会和华北党政领导会议。在城南庄，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商议后，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提议，准备主席去苏联事宜，师哲一边准备主席去苏联的工作，一边电征斯大林毛主席去莫斯科同他会见、商议大事。当时已经选好了赴莫斯科的路线，可不久后斯大林回电毛主席：“目前中国革命发展迅猛，进展顺利，解放战争正处在紧要关头，战争还很激烈。形势发展变化很快。这个时候，你离开指挥位置，恐对全局有不利影响，望再三考虑。”因此，毛主席取消了苏联之行。
中央撤离城南庄不久，敌机先后飞临城南庄两次空投炸弹，均未造成任何伤亡。为了保护毛主席安全，师哲随同毛主席搬到附近的花山居住，在到花山后的第三天清晨，十余架敌机袭击城南庄，从早到晚，轮番轰炸，毛主席一行人在山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次轰炸不仅来势凶猛，而且目标精准，敌机炸弹多次落在了毛主席在村庄的原住所院内。后经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叶运高（1940年担任绥德分区第一任公安局长）查明，为敌特提供消息的是聂荣臻司令员身边的小灶司务长刘从文，这个叛徒后被依法枪毙，得到了应有的惩罚。1948年5月27日下午，师哲陪同毛主席离开花山，乘车一直到西柏坡。
1949年，在西柏坡。右起为毛主席、师哲、米高扬、伊万.科瓦廖夫
(撰稿：马晓龙 冯帆)
- 警事文物征集
榆林公安历史悠久，英雄辈出，从榆林公安走出副厅级以上领导达100余人，他们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为了挖掘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统，构建榆林公安民警的精神乐园，榆林市公安局决定筹建警察史馆，现面向社会征集各类公安文物、实物和影像资料，衷心希望社会各界人士鼎力相助。
联系人：冯警官，电话：18691291855，微信号：ff13572468。
閱讀更多 榆林警航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