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 
目前一个十分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的增长速度大幅放缓了，根子是传统动力越来越无效，公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体制阻碍了经济市场化，所以，中国经济处于无解状态。在笔者看来，这不过是固守“经济旧思维”，对经济发展趋势的简单化、低水平的推导而已，潜台词是对中国、印度等后发展国家崛起的漠视。
“二战”以后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美国、日本和西欧板块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拉动者、引领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成为陪衬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东西关系、南北关系逐步缓和，发展中国家开始了“补课式”、“纠偏式”的发展阶段，其在国际经济体系当中的“跟随者”地位依旧。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改变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呈现出双方互动发展、共同发展的格局，但这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发达国家一直将中国当作世界工厂、低端服务者，并没有当作并肩前行的兄弟。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凭借其对全球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掌控，与发展中大国展开了新的博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多年来一直遭遇发达国家的挤压：少数大国一方面运用其主导的舆论机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实施干扰；一方面使用经济手段、真刀真枪地做空中国。从舆论方面看，他们反复炒作中国汇率管制、投资拉动不可持续、房地产即将崩盘、银行坏账累累、地方债陷入泥潭、国有企业应当解体等等。从经济操作上，他们既在传统的贸易、汇率等领域对中国不断施压，也加大了对中国股市的干扰力度，还创新手法干扰亚投行进程，运用TPP“围堵”中国。少数国家还将经济博弈延伸到战略安全领域，不远万里到南海“捍卫航行自由”，制造事端。这说明，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很不适应，对中国的治国理政模式很焦虑，继续沉迷于冷战思维，热衷于遏制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等后发展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和话语权体系中的地位依然很低，与经济提升的节奏很不匹配，这就导致了“舆论错配”：1.明明是西方经济体发生危机导致全球性经济减速，舆论却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动力衰退；2.明明是全球治理体系需要根本性改革，需要满足新兴经济体的诉求，舆论却指责发展中国家内部治理出了问题；3.明明是发展中国家给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更大的份额，发达国家却在汇率等问题上刁难发展中国家，企图继续“薅羊毛”；4.明明是发展中国家有更大回旋余地，是应对国际经济困难的主力军，发达国家却为了维持旧的经济秩序，以惯用的唱空手段干扰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体系的不均衡，使得这种“舆论错配”成为病态。
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迫裹挟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这种病态舆论当中。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经济继续向好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并且，中国正在改变长达20多年的“风尘仆仆赶路者”的形象，把速度降下来一些，既可以整理一下装备，还可以欣赏一番风景，调整优化一下路线。
中国把2016年作为“攻坚克难年”，加大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的力度，同时补短板、降成本。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魄，足以说明中国改革有条件，也有底气。新旧矛盾将一个个逐步消化解决，不可能发生破坏性、颠覆性的“总爆发”。而且，逐步壮大的中国可以为全球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为国际合作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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