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某高校博士生張晨（化名）在網上找“中介”在“C刊”（某大核心期刊）發表論文的願望破滅了，還被淘寶賣家騙去了5.2萬元積蓄。日前，安徽省蕪湖市公安局弋江分局的民警聯繫上張晨，告訴她騙子已經在安徽被抓獲（7月10日《中國青年報》）。
報道稱，“去年10月，博士三年級的張晨在淘寶上找了一家可以代寫並代發論文的店鋪……”目前，博士生學制多是三年，這樣算下來，現在的她可能已經畢業了。
說實話，對於要不要寫這一話題，我有過猶豫：一則，她畢竟被騙去5萬多元，在刑事案件中是被害人——對被害人“說三道四”，顯得冷酷，不夠人性化；二則，她是女性，人們印象中的弱勢，“幹嘛和一個女子過不去”，是很可能面對的詰問。
左思右想，還是決定寫。有些時候，因為考慮的因素太多，當事人的身份、可能的影響等等，我們反而會忽略其中最重要、最該關注的東西，那就是事件本身的是非。如果這篇評論對她造成不利影響，我很遺憾，但要怪的話，也只能怪她咎由自取。
事實上，對於“損失”的5萬多元，她並沒有想要回來，因而沒有選擇報警，“她擔心這個事情傳開會影響到自己畢業”。可見，對於自己做的事兒見不得陽光，她心裡明鏡似的。
我們來看看她做了什麼。“對方很熱情，回覆也很快，並許諾安排在2018年3月的核心期刊刊登，但代寫代發一篇要2.6萬元”“去年12月，在第1篇論文還沒有‘落實’的情況下，張晨還想再發1篇，就再次聯繫該賣家，又‘送出’2.6萬元”，花5萬多元，讓人代寫代發兩篇論文，這是她做的。
時下，多數高校對於博士生在讀期間刊發論文有要求，達不到不能畢業。這些要求難說完全合理。如果她找人發論文是畢業壓力下的“被逼無奈”，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在博士二年級已經在‘C刊’發過兩篇了，考慮到多發幾篇可能對找工作有好處，就想到了在網上找中介代發”。
多發幾篇論文，以期在就業競爭中有些優勢，這想法也沒什麼不對，但她選擇了錯誤的實現路徑。想發論文，好啊，多讀書、勤思考、多寫作；寫出來，自己投發不了，讓導師推薦下，甚至花錢找中介“推薦”下，雖說也不正當，文章畢竟是自己的，而她卻選擇了一種最“省勁兒”的方法：讓中介“代寫代發”，只出錢，一個字也不寫。
這些年，對於學術不端的危害，社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如何治理，也有了更多共識。我們不時從媒體上看到有人因為抄襲而被取消學位、開除學籍的報道。抄襲，多數時候除了他人的部分，多少也有些自己的成果。與之相比，“一個字也不寫”的“代寫代發”，就更加過分。以這種方式發論文，因為論文多而在就業競爭中勝出，如此“不正當競爭”會將學術和人才競爭引向歧途。在刑事案件中，她是被害人，而在學術和就業平臺，她卻是一個“害人者”——那些老實實實做學問的，靠真才實學找工作的，都可能被其用論文“碾壓”而成為“受害者”。
在讀學生中，像她這麼做的，多嗎？失手的多，還是得逞的多？這些問題，不調查難有發言權，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對學術圈的人來說，“代寫代發”是嚴重的學術不端行為，雖因遇到騙子而“未遂”，後果不像“既遂”一樣嚴重，所受處罰可以輕緩一些，但如果最終結果是她“毫髮無損”，那麼，無論對她還是他人，都無異於一種鼓勵。
讓其承擔不利後果的難點在於，如果她不主動向校方坦白，辦案機關也“好心”為其“隱私”保密，校方不大可能知道其不端行為。這裡，我不想探討辦案機關怎麼做是對的，只想對她說：如果這次能“全身而退”，希望這是她人生中最後一次“代寫代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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