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說，出家人皈依佛道，講的是一個“願”字，即自願；圖的是一個“空”字，即遠離紅塵俗世的紛擾，求得內心的寧靜和明瞭。但是，在明代出家做尼姑（明代道姑叫女冠，統稱為尼姑或尼僧），卻很難做到上面這兩個字，原因就在於明王朝動不動要對尼姑實施嚴管，對和尚道士則相對寬鬆得多。
怎麼嚴管？一是女子想自願出家為尼，門也沒有，必須得符合“法定”年齡這個條件。如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朱元璋下令：“民家女子年未及四十者，不許為尼姑女冠”。幼女、少女均不許出家，滿四十歲才可以。建文三年（1401），更是將女子出家的年齡上升到59歲。二是對不按規定皈依者，朝廷要依法懲處，尼姑想躲清靜，來也空空去也空空，做夢去吧。如《大明律》規定：“違者杖一百還俗，……尼僧女冠入官為奴。”嘉靖六年（1527）再次奏準稍微放寬：“尼僧道姑，發還原籍出嫁。其庵寺房屋土地，盡數入官。”打屁股、當奴隸，直至沒收庵產、強行安排尼姑重新嫁人，以趙炎所知的歷史，似這種嚴管法，當真罕見。
為何要嚴管？人家尼姑想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那就讓人家跳出去好了，何必“多事”呢？這得從三個方面說起。
明初出家風盛行，必須嚴管。其時，儒佛道三教合流思想乃固，佛教的世俗化幾成流弊，加上多年戰亂，民生困頓，使得很多婦女或為躲避貧困、或為喪夫無子、或為被人引誘、或為守貞守節等其他不得已，“輒忿然出家，剃去其發”，致使當時出現了“僧尼幾半天下”的局面。這種出家避世的風氣，若不加以制止，結果會怎樣？恐怕會出現第二個梁武帝時代：全民皆佛，無人農桑，寺廟林立，土地荒蕪。
因此，明王朝從發展生產、穩定社會角度考慮，必須叫停出家風。這方面的意思，亦可從朝廷對和尚道士的出家年齡限制上發現端倪，如朱元璋幾乎同時下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為僧。”男子出家必須是在20歲以下，一旦成年，則不許剃度，要加入到農業生產的恢復與發展中來。這一舉措的效果很明顯，使得耕地面積和田賦收入大增。洪武二十六年，全國墾田總數已達850萬頃，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洪武十八年，全國的田賦總額約為2081萬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則猛增為3278.98萬石。
人口繁衍的需要，必須嚴管。如今查不到明初全國總人口的確切數字，但依據何炳棣先生的研究成果來推算，可能會搞出個大概數字。洪武14年至26年的12年間，全國總人口增加672507口，達到近六千萬，每年平均只增加56422人。按照這個增長率向前推算洪武元年到洪武14年所增長的人口，然後遞減即可。
不過這樣低的增長率似乎不太可信，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我們知道，元末人口大概在六七千萬左右，官方數字可能更少（不按人頭收稅的結果），死於戰亂的起碼有一半，造成了全國各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殘破荒涼局景象。到洪武26年又幾乎恢復了三千萬，增長率算起來應該是驚人的。可見朱元璋在人口問題上下了大工夫，除了建立戶籍搞普查，以備“有司以時清核”之外，鼓勵婦女生育，嚴禁適齡婦女出家，甚至強迫尼姑還俗嫁人生育，等等，恐怕都是他為快速增長人口而採取的手段。
為保證佛門的純潔，必須嚴管。從前文的敘述裡可以發現，明代婦女出家為尼，大多不是出於“初心”，而是一種被迫或無奈之舉，顯然缺乏純真的宗教虔誠情感。這是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儘管有的尼姑確實能夠做到遵守清修戒律，遠離塵垢，但為數更多的尼姑則因為害“相思病”而受不了空門寂寞，她們或遊方惑眾，與世間俗人私通，“衣服綺羅，且盛飾香纓麝帶之屬”、或犯奸宣淫，腥人耳目，甚至為隱瞞姦情而致出人命。
以至於明代有學者將尼姑併入“三姑六婆”中，成為一種反面的定型人格。尼姑們做出如此有傷風化、有汙宗教的行為，就連為政比較寬容的明孝宗亦大為光火，在弘治七年（1494）下嚴令：“僧道尼姑女冠有犯奸宣淫者，就於本寺門首枷號一個月，滿日發落。”再“發落”，就是按律“入官為奴”或“發還原籍出嫁”了，期望以此淨化佛門。
在明王朝統治者看來，婦女滿四十歲乃至59歲以後出家，大概就不會再春心蕩漾而生出風化案件了。
明末崇禎年間，還發生了一件嚴管尼姑之事，是關於僧尼相通的，有人舉報說，尼姑跟和尚睡到一塊兒了。為此，兵科給事中沈迅上疏，其中有“即不能如唐臣傅奕所言，命僧尼匹配，增戶口數十萬，亦宜量汰”等語。由於此疏被人誤讀，一時民間謠言四起，認為朝廷不日將推行“僧尼匹配”政策，於是“京城諸尼，或易裝越城，遠匿村墟，皆以偶僧為懼”。其實這個時候的崇禎皇帝，早已經被內憂外患操心得焦頭爛額了，哪還有心思管尼姑的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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