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最好的告別》一書，感慨良多。
作者阿圖葛文德是哈佛醫學院的外科教授，是一名美籍印度裔的移民二代，他的父母雙親也都是在美行醫多年的醫生。職業的關係讓他接觸到大量的重疾患者，臨終病人和耄耋老人。哈佛醫學博士和牛津大學PPE專業（哲學，政治和經濟學）畢業生的雙重身份讓他不僅僅從醫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職業和病患，也從人文關懷和社會發展的角度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大量的實證分析。
書中對疾病和醫療，衰老與死亡的書寫兼具理性和感性。作者結合自己父親離世的親身經歷，對臨終人員的生活和情感有著細緻入微的觀察和描繪。令人動容的同時也不禁掩卷沉思。畢竟，衰老與死亡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要面對的必經之路。
社會老齡化已成現實的今天，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當疾病來襲，衰老降臨，死亡的步伐無可抵擋，我們該如何應對？
這些問題對個人，家庭和社會都是考驗。儘早關注和思考，得出自己和家人的答案，既能幫助我們獲得更多生的愉悅，也能坦然面對死亡——對於死者本人和留下來的人，都意義重大。
國內療養院數目有限且價格不菲，普通養老院條件一般的同時生存環境惡劣。因此養老方式仍然以傳統的家庭式養老為主。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局面，子女承擔生活壓力的同時，老人們也承受著精神痛楚。
因為在時下焦慮的現代生活中，能夠照顧父母的日常生活起居就已經算是孝子賢孫。至於對內心的關照，是極少數人才能做到的。然而這缺失的部分卻正是老人們最迫切需要的。
正如《最好的告別》中所說：“我們自己想要自主權，而對於我們愛的人，我們要的是安全。”這一直是老弱者面對的主要問題和悖論。我們希望給予我們關心的人的許多東西，是我們自己強烈拒絕的，因為它們影響我們的自我感受。”
七十多歲時的一次摔倒讓外婆的大腿骨發生了粉碎性骨折。那次出院後，外婆再沒有康復過。行動困難進一步縮小了外婆的活動空間，出門走兩步都成了奢望。安全起見，媽媽時常會阻止外婆自己出門，因為再次摔倒的風險很高。家裡備有輪椅，然而沒有旁人的幫助，媽媽要推動體重是自己兩倍的外婆，是一件費力費時的難事。
《最好的告別》中指出：“在我們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時候，如何使生活存在價值才是要緊的目標。”
肥胖引發的糖尿病限制了外婆的飲食，儘管胃口尚佳，她也只能告別自己過去喜歡的許多食物。無法外出的日子，外婆上午坐在廚房門邊看媽媽做飯忙碌，自顧自的說話。下午窩在光線陰暗的房間看電視直到深夜。這些就是她僅有的消遣了。
外公去世之後，外婆的生活裡已經很難再找到有價值的事。種種不如意令外婆心生怨氣，成天和媽媽抬槓，即便媽媽已經是唯一還願意照顧她的人。外婆想念大舅小舅，然而在這個視頻發達的時代，他們連電話也不常打來。
正如作者阿圖葛文德教授在書中所說：“最終所有的喪失會累積到一個點，到這個點時，我們在身體上或者精神上沒有能力獨自應付生活的基本要求。”
在外婆最後的日子裡，嚴重的暈眩已經讓她無法下床。每天接近中午的時候，外婆醒來。媽媽幫外婆坐起身。洗漱吃飯，都在床上完成。下午如果精神好，外婆會穿好衣服下床，挪到客廳裡坐一會，然而家裡並沒有人陪她。她只好再慢慢起身，艱難的返回自己的房間，打開電視，一個人孤獨的看著，直到昏昏入睡。
追悼會上大舅小舅都趕來了，外婆的屍骨被送進火爐裡時媽媽哭倒在地，不能自已。我能理解媽媽的心情，她照顧外婆的飲食起居十幾年，然而對外婆的精神需求，她始終是沒能周全的。
外婆思念兒子時，她不能代替大舅和小舅的位置；外婆喜歡有人陪，喜歡有人和她聊天，然而媽媽也並沒有給外婆太多的時間；外婆喜歡鬥嘴抬槓，爸爸因此不喜歡她，媽媽對此也無能為力；這些種種，即是外婆的心病，也成了媽媽的遺憾。
阿圖葛文德教授在書中說到：“半個多世紀以來，我們把生病，衰老和希望的考驗作為醫學問題對待。這是一項社會工程學實驗，把我們的命運交託給那些以技術威力見長，而不是重視和理解人類需求的人。這個實驗失敗了。如果安全和保護是我們在生活中尋求的全部內容，也許我們會得出不同的結論。但是，我們尋求的是有價值和目的的生活，然而又經常被拒絕享有可能使之實現的條件，我們對現代社會的作為感到失望也就不足為奇了。”
數據顯示，到2025年，我國六十歲以上人口將達到3億，成為超老年型國家。對於80後的一代，父輩們大多都已經開始了退休生活，自己也開始奔四。未來已來，我們都將面臨作者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中描繪過的種種場景。怎樣面對衰老和死亡，安放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毫無疑問是每個人，每個家庭和整個社會的必修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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