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研究」顏昌武：「三角火災」與美國社會認同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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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昌武：“三角火災”與美國社會認同的重構

摘要:進步時代美國社會治理的最大挑戰，是如何使工業資本主義變得人性化，如何在紛爭的社會衝突中重建社會認同。1911 年的“三角火災”被公認為一場興邦之難，它使社會分化問題凸顯為美國社會治理的重要議題，推動了一系列人道主義法律制度的出臺，成為 20 世紀上半葉美國政府治理變革的起點。基於轉型期“社會認同基礎性領域”分析框架可以發現，“三角火災”之所以能夠改變美國，關鍵在於它推動了這一時期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三者間的有機協調，使社會各階層能夠在危機語境下凝聚社會共識，進而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化危為機。

中圖分類號:D771文獻標識碼:

基金項目: 國家留學基金委員會 2017 年度資助項目（201706785009）；廣州市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十三五”規劃項目（2016GZYB32）

進步時代（約 1880-1920 年）被公認為美國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時期。美國在此期間遭遇前所未有的社會危機：貧富分化觸目驚心，火災礦難頻頻發生，勞資衝突愈演愈烈，社會運動風起雲湧……在一系列的工業災難過後，美國人終於衝破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束縛，更多地關注起“另一半人”的生活，積極保護婦女、移民和勞工等底層人民的權益，出臺一系列社會保障政策，譜寫了現代工業文明的新篇章。本文以一場改寫美國曆史的“三角火災”（the Triangle ShirtwaistFactory Fire）事件為個案，從社會認同的角度審視進步時代的工業災難治理，探討美國人何以能夠在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化危為機。

一、文獻綜述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美國社會經歷了一次大轉型，其“當前生活的中心事件”，是整個國家從一個“農業的、鄉村的、孤立的、地方的和傳統的社會”，迅速地轉變為一個“工業的、城市的、一體的、全國的和現代的社會”[1]（P9）。1890 年，美國工業總產值超過農業總產值，工業自此在國民經濟中佔據了主導地位；美國工業在全世界的地位也越來越顯著：1894 年，美國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位；1913 年，美國工業產值佔到了世界工業總產值的 1/3 以上，超過了英、法、德、日四國工業產值的總和[2]（P24-26）。在工業飛速發展的同時，美國工業事故所造成的災難也在成倍增長，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清醒地意識到：“機械製造工業的巨大進步，意味著其所僱傭的工人所遭受的事故（包括可預防的事故和不可避免的事故）的數量也在相應增長。”[3]（P1302）工業事故引發了美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也催生了大量文獻。早期的文獻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來自於媒體的新聞報道，可被稱為“民間文獻”[4]（Pxiv），以災後的即時報道與評論為主，輔之以一些紀實性的資料彙編或深度訪談，如事故現場的圖片集、災難親歷者的口述實錄等。這類文獻真實地再現了災難現場，為後續的學術研究積累了寶貴的原始資料。如斯坦（Leon Stein）於 1962 年出版的《三角火災》（The Triangle Fire ）一書[5]，作為三角火災的第一本始資料彙編，成為三角火災研究的奠基之作。另一類來自政府部門或工會、基金會等 NGO 對於工業災難的調查報告，即“官方文獻”[4]（Pxiv）。僅 1909 年到 1913 年間，聯邦與各工業州就有 28 個委員會研究了工業災難問題並形成了厚厚的調查報告[6]（P6）。相較於民間文獻，此類文獻更習慣於用數字來呈現問題，且多偏重於提出政策性建議。如伊斯特曼（Crystal Eastman）基於匹茲堡的調查報告《工作事故與法律》凸顯了工作事故對傷亡者家庭的毀滅性打擊，該報告呼籲政府制訂工人賠償方面的法律， 以期強制要求僱主賠償所有在工作中傷亡的僱員及其家屬[7]。

上述兩類文獻為我們理解工業災難提供了豐富的原始資料，但它們的讀者群主要面向大眾或政府而非學術圈，因此更著墨於情景再現，或側重於事實記載，或著眼於政策建議，較少對事實加以學理性分析。

關於工業災難的學術性文獻最早出現在歷史學領域[4]（Pxiv），可以說歷史研究成果佔據了工業災難研究文獻的大半江山，除了通史性著作會提及某個重大的工業災難外[2,8–10]，一些研究勞工、女權、黑人或移民的專門史文獻也會對某一特定歷史時期或某一特定的工業災難加以梳理[11,12]。包括歷史研究在內的學術文獻，大體可區分出三種不同的研究主題。一是從社會抗爭的角度，聚焦於弱勢群體（如女工、移民工人、童工等）如何通過工業災難促成工業民主[13,14]。二是從法律史的角度考察工業災難與法律制度變革之間的關係，如工業事故是如何引導美國走向政府賠償立法之路的[6]。三是從災難社會學的角度，對災難情境下的行為、災難的組織應對、災難的發生是促進了社會合作還是加速了社會分化等議題進行了探討[4]。

中文學術界對美國進步時代工業災難的研究最初散見於各種歷史文獻中。進入 21 世紀，隨著美國進步時代研究在中國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15]，開始有一些學者關注到工業災難，相關的譯著也先後出版，如田雷所譯《事故共和國》[6]、劉懷昭所譯《興邦之難》[16] 等。

總體來看，現有的中外文獻或是好的新聞報道，或是好的檔案彙編，或是好的歷史記載，或是好的政策建議，但總體上缺乏明確的理論對話，對災難與社會變遷之間的內在關聯缺乏一種反思性的學理追問。災難社會學的主要創始人誇蘭特利（Enrico Quarantelli）多年前的批評仍然值得我們謹記：這些研究“缺乏明確的假定、模型、理論、假設、概念，與非災難研究文獻沒有關聯，等等……作為一個社會學家，如果你嚴肅地對待社會學的話，你將為此感到困惑”[17]（P4）。

有鑑於此，本文以李友梅提出的轉型期“社會認同基礎性領域”的概念為依託，嘗試把三角火災事件這一特殊個案放置於美國進步時代社會變遷這一宏大的歷史情景下加以分析。李友梅將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區分為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三個維度，其中福利滲透是指經濟發展對相關公共領域的貢獻程度，主要反映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間的關係；意義系統由象徵符號（如價值）構成，主要體現一個社會主流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社會組織則旨在向其成員灌輸行動邏輯、塑造特定注意力分配結構以及營造組織文化。這三者的匹配程度決定了社會認同對社會成員行為進行整合的有效程度[18]（P183-186）[19]（P11-13）。這一概念對本文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迪和指引的意義，本文通過在“三角火災”與“社會認同基礎性領域”之間建構起恰當的邏輯聯繫，以加深我們對歷史個案的理解，同時展現理論框架的解釋能力，更為重要的是，“通過運用一個理論觀點去分析一個歷史個案”[20]（P118），期待能為“災難何以興邦”提供一個既具歷史厚度、又具理論張力的回答。

二、三角火災：進步時代美國社會分化的縮影

三角衣廠位於紐約市艾什大廈（Joseph Asch Building）的第 8-10 層，是當時紐約市最大的女裝製衣廠。該廠也是紐約市最著名的血汗工廠之一，僱用了 500 多名工人，以女工為主。他們大多是來自東歐的新移民，每天工作的時間長達 12 小時，但薪酬僅夠餬口。

1911 年 3 月 25 日下午，臨近下班時間，8 樓剪裁車間的 100 多名工人正在排隊領取週薪，9 樓縫紉車間的數百名工人正在接受防範夾帶的檢查。8樓車間一個裝滿碎布頭的垃圾箱突然起火，火勢迅速蔓延到 9 樓和 10 樓，整個工廠頓時籠罩在大火中。工人們驚慌失措，衝向逃生通道，一部分逃生通道因年久失修而崩塌，一部分逃生通道被反鎖。消防隊迅速趕到艾什大廈，但消防梯卻到達不了 8 樓。部分女工選擇了從樓上跳下。大火造成了 146 人死亡，三角火災也因此成為紐約市歷史上最慘痛的一次工業災難。

一週之後，在都市大劇院的紀念會上，婦女工會聯盟（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的代表施耐德曼（Rose Schneiderman）說：“這不是我們城市裡女孩子被活活燒死的第一例慘案。每週我都聽到我的工人姐妹們殞命的噩耗。每年我們都有幾千工人被摧殘！”[21]（P251）誠如斯言，這一時期美國工廠工作環境異常惡劣。1880-1990 年，美國平均每年有 35000 名工人死於工廠或礦山的生產事故，“這個死亡率在工業世界名列榜首”[22]（P763）。1900 年前後，每年每 50 名工人中就有一位因工作事故而死亡或者傷殘超過 4 周以上[6]（P4）。在 1907 年這個美國“工業事故歷史上最糟糕的年份”，共發生了 18次礦難事故，奪去了 918 名工人的生命，特別是年底發生在西弗吉尼亞的莫農加礦難，造成 362 人遇難，1000 多名孩子失去父親[6]（P5）。有數據表明，美國人在“和平時期的工業經濟造成的傷亡已經超過了此前的戰爭浩劫”[6]（P40）。

三角火災事件不僅是美國進步時代工人惡劣的工作環境的反映，更是這一時期美國社會分化、貧富懸殊的一個縮影。兩個巨大的階級——無家可歸的流浪者和富可敵國的企業主出現在 19 世紀末期美國的地平線上，威脅著合眾國的安全與穩定[23]（P46-47）。據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方納（Eric Foner）考證：1890 年，佔全美人口 1% 的最富有美國人的收入總和，相當於美國人口底層一半人的收入總和， 他們所擁有的財產超過其餘 99% 的美國人擁有的財產[22]（P765）。

進步時代一位著名的扒糞者里斯（Jacob Riis）在其題為《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 ）的名著中，真實記錄了 19 世紀末期紐約市貧民生活的慘狀。在貧民窟，家家徒有四壁，一家數口人擠在一間狹小陰暗的房子裡。為了賺取額外的收入，有的人甚至騰出床位出租，一個床位甚至可以同時租給幾個人，一個人起床去上班，另一個人正好下班接著睡[24]（P68）。這樣的貧民窟並非紐約市的專利，幾乎每一座美國大城市都不例外。另一位著名的扒糞者斯蒂芬斯（Lincoln Stevens）在對聖路易斯、匹茲堡、費城、芝加哥等城市調查採訪後，將貧民窟及造成貧民窟的腐敗斥為“城市的恥辱”[25]。貧富的巨大反差，滋生了底層社會的仇富情緒。里斯記載了這樣一個仇富的案例：在紐約市繁華的第五大道街頭，一名飢寒交迫、衣衫襤褸的男子盲目地揮舞著刀殺向人群。該男子因無力養家餬口，眼見富人窮奢極欲，於是做出了上述瘋狂報復之舉[24]（P263）。

三、三角火災如何推動美國治理改革

災難意味著問題的存在，也孕育著可能的答案。美國進步時代社會改革的點滴進步，幾乎都是化危為機的歷史。三角火災之後，美國人是如何應對重重危機，從而改變美國的呢？

在三角火災之前，工人們的抗爭不絕如縷，但收效甚微。“僅 1893-1898 年間，大大小小的罷工全美就發生了7029 起，平均每年 1171 起。”[26]（P158）罷工一次次遭遇政府與資本的聯合壓制，勞資雙方由此經常性發生充滿仇恨且激烈的暴力衝突，許多衝突在美國勞工史上留下了永恆的記憶[27]（P176），形成“另一種內戰”[28]（P182）。“警察揮舞著棍棒，婦女和兒童尖叫著四處逃散。人們奪路而逃，互相踐踏。騎在馬背上的警官毫不留情地抽打著被撞倒的旁觀者”[28]（P206），這樣的“內戰”場景幾乎成為每一次社會衝突的標配。

三角火災的發生，一定程度上可被視為工人抗爭失敗的必然結果[29]（Chapter IV.）。1909 年 10 月4 日，三角衣廠的十幾名女工走上街頭示威，而工廠則僱傭招搖的應召女郎和新聘女工來反制示威。類似這樣的勞資衝突一再發生，最尖銳的一次衝突發生在同年 11 月 4 日，三角衣廠的工人們再次走上街頭抗議，警方直接逮捕了女工領袖德雷爾（Mary Dreier）。德雷爾的被捕成為規模龐大的“兩萬人暴動” 的導火線。這場罷工前後持續 11 周之久，723 名工人被捕，500 多家工廠受到罷工的影響[30]（P53-55）。罷工取得了一定的勝利，70 多家小工廠對工人作出了讓步，這些工廠的工人獲得了加薪，工會的地位也獲得了認可。雖然三角衣廠的老闆們也被罷工的規模嚇壞了，但他們堅持寸步不讓，通過發動肉搏戰、政治戰和心理戰，有效地遏制了罷工，該廠惡劣的工作環境沒有得到絲毫改善。這一切點燃了三角衣廠“3.25”的熊熊大火。

1911 年 3 月 25 日三角火災發生之時，正值下班高峰，無數路人見證了這一悲劇的發生。隨後數日，火災都佔據著當地媒體的主要版面。各社會團體也積極行動起來，呼籲人們關注此次火災，併為此組建了“銘記三角工廠大火聯盟”（Remember the Triangle FireCoalition），以期喚醒公眾對火災背後勞工們悲慘境遇的關注、同情和反思。著名女權主義者肖（Anna Shaw）在演講中如是反省：“我低下頭對自己說：‘我是有責任的。’是的，這個城市的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都是有責任的。不要將責任甩給其他人。不要將責任甩給某個官員。”[5]（P139）肖的自責，令每一位正直的紐約市民感同身受。正是這種“每個人都有罪”“每個人都應為死難者負責”的良知被觸發，使得工人悲慘的境遇這一長期被忽視的問題被廣泛關注，從而推動政府開展了人道主義的勞工立法。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勞工部長珀金斯（Frances Perkins）對此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公眾良知的甦醒及其懺悔的行為使紐約州通過了工廠立法，時至今日，紐約州依然是各州工廠立法的典範；也正是這種良知的甦醒，為 1932 年整個美國的社會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5]（P212）

三角火災最直接的歷史貢獻，是推動了紐約州乃至全美一系列人道主義法律制度的出臺，特別是勞工權益保障法案的出臺，為改善勞工們的生存與工作環境提供了穩定的法律基礎。

火災發生後，人們追問最多的就是：“誰應對無辜生命的消逝負責？”無論是建築部門、消防部門還是警察部門，都在努力推卸責任，政府的調查也傾向於認為，各個部門在法律上都是無辜的。人們於是把憤怒的目光投向了三角衣廠的兩位企業主布蘭克（Max Blanck）和哈里斯（Isaac Harris），他們隨後以一級與二級殺人罪被起訴。1911 年 12 月 27 日，歷經一個月的審判有了結果：布蘭克和哈里斯被宣佈無罪釋放。

令世人震驚的災難竟然找不到任何一個從法律上應該對此負責任的人，這個結果令人震驚的程度 絲毫不亞於災難本身[31]（P6）。既然沒有人應該對災難負責，既然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無辜的，那麼，這個法律本身就是有問題的。正如施耐德曼所控訴的那樣：“政府官員只會警告我們——我們必須遵紀守法，必須順從而不要鬧事，如果我們不聽警告，就會有黑房子等著我們。每當工人奮起抗爭時，強大的法律之手就會把我們打回來——打回讓我們難以承受的工作環境中。”[21]（P251）如果法律淪為罪惡的幫兇，需要改變的就應該是法律本身。

顯而易見的改變是政府推出了消防安全方面的法律。火災發生前的 1910 年秋，紐約衛生控制聯合委員會（New York Joint Board ofSanitary Control）調查了該市 1243 家服裝工廠的工作環境，發現99% 的工廠存在安全隱患。其中 14 家沒有防火通道；101 家的防火梯有毛病；491 家只有一個逃生通道；23 家工作期間鎖著門；58 家樓道黑暗；78 家的防火通道堆滿了雜物；1172 家，也就是 94% 的工廠的門是朝裡開而不是朝外開的；只有一家曾舉辦過消防演練[5]（P25-26）。婦女工會聯盟的一份調查報告則顯示：三角火災發生時，紐約市61.2萬工人中有一半在七樓或更高樓層工作，超出了該市消防部門所能救援的高度[5]（P28-29）。面對調查結果，企業主們絲毫不覺得有什麼問題，政府部門也無力採取什麼強制性的改善措施，只剩下個別消防官員零星的警告聲被淹沒在見怪不怪的冷漠中。

三角火災成為改善工人工作條件、保障工人安全的催化劑。當布蘭克和哈里斯受審時，時任紐約市消防局主管的克羅克（Edward Croker）作為證人在法庭上陳述了艾什大廈所存在的問題與缺陷，儘管證詞並沒有坐實兩位企業主有罪，但其所呈現出的惡劣的工作環境與糟糕的防火設施令人觸目驚心，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紐約州乃至全美消防法規的相繼出臺，如 1916年的《紐約市建築法令》和《紐約市消防法令》等，其中一些規定迄今仍然有效。這些法令的出臺，使得“艾什大廈曾經暴露的所有防火漏洞都有了相應條文規管”[16]（P223）。

三角火災後，為了更好地防範火災，紐約市開始謀劃城市區劃法案，以期從根本上保護勞工乃至全體市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在三角火災前，紐約市許多高樓大廈裡都開設有工廠，它們以集約經營的方式替代先前分散的小作坊，通常被稱為“工廈”。在僱主們看來，“工廈”的主要優勢是既能在單位面積內塞進更多的工人，也便於更好地監管工人，還節省了大量時間與運輸費用。因而，從 1901 年到 1911 年短短十年間，僅曼哈頓就有 800 餘棟工廈拔地而起。但其最大的隱患就是工廠人員密度過大，不易疏散，且都擠在消防梯不能企及的樓層裡工作。三角衣廠不過是當時為數眾多的工廈之一。火災過後，紐約市出臺了厚達 194 頁的《紐約市區劃法案》。這部全美最早的綜合性城市規劃功能分區法規，對紐約市所有新建的樓宇高度、城市道路交叉口四周的建築紅線、最大可建土地面積等進行了嚴格的限定，並將紐約全市依功能規劃分為居住、商業、製造業等不同板塊，每個板塊都有嚴格的規定。居住功能分區規定最嚴，只能建設居住建築。該法規完全改變了紐約市的城市面貌，由於其有力地保障了市民的人身與財產安全，美國許多城市後來都以它作為本市城市區劃法案的藍本[32]（P361-383）。

勞工權益保障法案的出臺無疑是人道主義法律最重要的體現。前已述及，工業事故在進步時代是家常便飯，一場接一場，總是以無法抵擋的規律反覆出現。僅 1910 年的紐約市，與三角衣廠類似的製衣廠就發生了 42 場火災[30]（P37），但一切照舊，直到三角火災。

迫於火災後強大的輿論壓力，1911 年 6 月，紐約州議會批准設立了工廠調查委員會，其初衷是調查血汗工廠的工作狀況。起初，FIC 的調查範圍僅限於紐約州最大的 9 個城市，隨後擴展到 45 個城市。FIC 不僅到處召開聽證會，還走街串巷，深入車間考察，向州議會提交了一系列的立法建議。在FIC 的強勢推動下，紐約州迎來了“工廠立法修法的黃金時代”。僅僅是依據 FIC 提交的調查報告，紐約州就先後出臺了 36 部勞工法案，其中 1912 年通過 8 部，1913 年通過 25 部，1914 年通過 3 部[33]（P93）。這些旨在保障工人權益、改善工人工作條件、迫使資方加強工廠安全的法案的出臺，“徹底改寫了全國最大一個州的勞工法”[16]（P223）。時至今日，艾什大廈原址一角的紀念銅牌上仍然銘刻著這樣一段話：“她們的死換來了社會責任與勞工立法的新概念，正是這種新概念使美國成為世界上工作條件最好的國家。”[34]（P82）

如果說工人工作環境的改善是三角火災所帶來的直接成果，那麼其更為深遠的影響則在於它標誌著“新政”的開端，推動了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競爭與合作，“是一連串連鎖事件的關鍵點”，恰恰是“這一連串事件最終迫使紐約的政治機器開啟了實質性的變革，並從紐約帶動了全國的改革”[16]（P3），從而成為進步時代美國政府變革的轉折點[5]（Pvi）。

首先，FIC 成為培育羅斯福“新政”改革主力的搖籃。FIC 共由 9 人組成，包括主席瓦格納（Robert Wagner）、副主席史密斯（Alfred Smith）和重要骨幹珀金斯（Frances Perkins）。這三位年輕人在 FIC 運作期間，“一直把道德、效率、社會公正及國家 ‘責任’ 掛在嘴上”[16]（P220），他們也身體力行地推進政府的人性化改革。經此平臺鍛鍊，他們最終都成長為羅斯福“新政”的重要推手。瓦格納於 1926 年當選聯邦參議員，後連任長達 22 年之久，有力地促成了包括《全國勞工關係法》（即《瓦格納法》）《社會保障法》和《公共住房法》等民生法律的出臺，被譽為美國勞工保障立法領域的先驅[16]（P208）。1918年，史密斯當選為紐約州州長，後又三次連任，在其任內完善了紐約州的勞工立法，這使得他成長為美國 歷史上最偉大的州長之一併成為 20 世紀自由主義的重要人物[16]（P208）。而珀金斯則成長為美國聯邦政府歷史上首位女性內閣要員，擔任了長達 12 年的勞工部長（1933-1945 年）。在任期間，她積極救濟失業，調和勞資關係，緩和罷工風潮，並直接推動了 1935 年《社會保障法》的出臺，被譽為新政的“主要設計師”[35]。1911 年三角火災發生時，她剛好身處艾什大廈附近，目睹了火災的全過程，其人生軌跡也因此而發生了徹底改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珀金斯回憶說“：新政的第一天是從三角火災開始的。”[5]（Pxvl）

其次，推動具有黑幫性質的“坦慕尼社”（Tammany Hall）轉型為美國政治變革的積極力量。在火災之前，坦慕尼社一直是貪汙與政治腐敗的代名詞[16]（P208）。隨著年輕的瓦格納和史密斯的加盟，處於困境中的坦慕尼社開始進入一個變革時期。在選舉政治的大背景下，坦慕尼社“亟待拿出點什麼像樣的舉措”來吸引選票[16]（P208），三角火災恰好為這種變革的深入推進提供了契機：保護新移民，保護女工，成為坦慕尼社義不容辭的責任。三角火災所涉及的群體，正是坦慕尼社最需要的力量。如果沒有坦慕尼社的努力，就不會有 FIC 的組建。這一努力具有“不可小覷的歷史意義”，“標誌著一個美國政府主導下的多元社會力量合作局面正在迅速形成”[36]（P121）。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火災的意義恰恰在於促使各方力量通力合作，防止了工人運動向“以暴制暴”的激進主義的滑坡，並促使美國成功地將緩和包括階級矛盾在內的社會衝突納入法治軌道。

要言之，三角火災引發了一連串旨在保障弱勢群體的社會改革，直接導致了勞工立法的根本性變革，促進了美國輿論環境與階層關係的深刻調整，推動了政府主導下多元力量的合作局面迅速形成，故被稱為“改變了美國的大火災”[16]。

四、三角火災如何推動美國社會認同的重構

三角火災之所以能夠“改變美國”，關鍵在於它推動了這一時期福利滲透、意義系統和社會組織三者間的有機協調，使社會各階層能夠在危機語境下重構社會認同。

所謂社會認同，就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它不只停留於個體的心理與情感層面，更是“一種可以影響重大制度實踐績效的力量”，因而，“如何把握好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並瞭解它們間的配合機制對社會整合的影響”[19]（P11-13），成為社會治理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前已述及，李友梅提出的“轉型期社會認同的基礎性領域”的概念，有助於解釋轉型社會中的社會衝突與社會變遷[37]。

在三角火災發生之前，美國整體上是一個“個人主義型的”農業社會。在福利滲透方式上，以市場主導和社會救助為主，國家僅承擔“補缺型”的責任，人們改善自己處境的方式不是通過組織工會或農會， 而是靠自己精打細算，並依靠市場原則來教育自己的子女[38]（P261-262）。在社會組織層面，作為移民社會的美國“以個體權利為基礎，而非以群體為基礎”[39]（P50）。自由放任、個人主義與國家不干涉，也因此成為美國社會主流的意義系統。在此意義系統下，人們普遍相信“，窮人們應該為他們所處的不幸境地而負責”[27]（P181），一個人在社會中的失敗，“只能證明他在道德上的無能”以及“在面對惡劣和不利的環境時，缺乏自立精神、意志力和勇氣”[27]（P182）。

應該承認，這種市場（大企業）主導型的福利滲透方式、崇尚自由放任的意義系統，與基於個人權利的社會組織方式之間基本是高度匹配的，也容易形成整體性的社會認同，即對“美國夢”的追尋。這一旨在彰顯個人自由以推進社會進步的整體性社會認同，在美國建國後的百年發展歷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到進步時代來臨時，這一社會認同難以維繫下去而亟待重建。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意義系統使資本家們心安理得，因為他們能夠用創造財富來為社會進步作註腳。但在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美國經濟的巨大進步與“另一半人”的悲慘生活，對所謂的“進步”形成了巨大的反諷，迫使人們在福利滲透方式的理解上出現了明顯的分化，進而對原有的意義系統產生了懷疑：“美國夢”陷入一種“進步”的困局中，即“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慢慢爬行在人道主義遊行隊伍的後面”[41]（P71）。由於缺乏對企業主責任的立法，所謂的契約自由不過是資本家剝削的自由而不是勞工抗爭的自由。

前已述及，三角火災突出地反映了進步時代美國社會分化的嚴峻現實。社會認同危機由表及裡被點爆，“階級衝突”由此成為刻畫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美國社會工業生活的關鍵詞。因而，進步時代的美國人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處理社會分化、勞資衝突等棘手問題，“如何使工業資本主義變得人性化、如何在一個充滿勞工衝突和正在經歷大量海外移民帶來衝擊的社會中尋求一個共同基礎”[22]（P878）。

三角火災首先凸顯了勞工們所遭受的苦難“，將人們的注意力集中到困擾 20 世紀前 20 年美國的社會分化問題上”[22]（P863），並使之凸顯為美國公共生活的重要議題。正是在公共對話中，美國原有的社會組織方式發生了根本性改變。以“新自由”為旗號的進步人士呼籲：工人應該有組織工會、同資本家進行集體談判甚至舉行罷工的權利，原子化的個人開始組織起來，集體的行動逐漸展開，各種維權組織，如“勞工騎士團”“美國勞工聯合會”“婦女行業工會聯盟”“國際製衣女工聯合會”等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有力地組織起各種抗爭運動。這些工人組織的興起，為進步時代的美國社會達成一種和諧共治的格局，為重塑轉型時期的社會認同提供了具體層面的組織保證和機制支持。

五、餘論

美國進步時代的三角火災從來不是一段塵封的往事。每到火災紀念日，美國人都會在三角衣廠原址舉行集會活動。火災的背後，是一部驚心動魄的工業災難史，也是一部美國人努力自我救贖、突破大國崛起瓶頸的歷史。三角火災何以能成興邦之難？答案不僅在於它引發了美國勞工法律的重大變革，更在於它推動了這一時期政府、市場與社會三方力量的重新調整，引發了一場重建社會認同、凝聚社會共識、重構價值共同體的革新運動。

讀史使人明智。我們今天回望這一段歷史，更多的是希望從他鄉故事中獲得有益於自身發展的啟示。當前我國發展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如何破解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難題，是轉型期中國無法迴避的瓶頸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美國進步時代重建社會認同的成功經驗值得我們關注。在我們重建社會認同的過程中，如何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如何提高全社會對福利滲透方式的滿意度，如何完善由國家、市場與社會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結構，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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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 Changwu (JinanUniversity)

Abstract:Thebiggest challenge of America’s social governance in Progressive Era washow to rebuild social identity in social conflicts. The “Triangle Fire” in 1911 was wellacknowledged as “The Fire that Changed America”, as it had madesocial differentiation a highlighted issue in American public life, facilitatedthe enactment of a series of humanitarian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was astarting point of the “New Deal”.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Basic Spheres ofSocial Identity”, it can be identified the key reasons why “Triangle Fire” was able to “Change America” lies in the factthat it facilitated the organic coordination between welfare influence, ameaning system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progressive era, allowing differentsocial classes to rebuild social consensus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andtherefore turning crisis into opportunities in the critical time of socialtransformation.

Keywords:Progressive Era; social governance; industrial disaster; social identity;triangl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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