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後的西康王,解放前夕差點活捉蔣介石,建國後官至正部級

在民國時代的四川,劉氏家族可謂顯赫一時。最具代表性的劉湘、劉文輝叔侄倆更是被看作先後兩任的四川王。他們執政四川長達二十年之久,期間做過壞事也做過不少好事,但無論誰在面對家國大事的大是大非面前總能從全民族的大義出發,維護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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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湘的名字伴隨著“川軍團”享譽全國,是我們耳熟能詳的民族英雄,而今天我們要說的卻是他們家族的另外一個人,此人曾一度在川軍中的勢力超過劉湘為其最大對手,後來兵敗,龜縮在西康被劉湘委任主持西康政務,此人就是人稱“西康王”的劉文輝。

說起劉文輝我黨歷史上有一關鍵事件還多虧了他的手下留情,“飛奪瀘定橋”是當代很多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革命歷史故事,當年紅軍長征路過四川大渡河,蔣介石追兵尾隨將至,紅軍命懸一線。關鍵時刻紅四團二連22名官兵頂著敵人的槍林彈雨,攀著橫亙的鐵鎖,歷盡艱辛最終成功奪取瀘定橋,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中央。然而時過境遷之後,有一個問題一直讓我們詫異,為什麼國民黨軍當年不索性連瀘定橋上的鐵鏈一併毀去,而是僅僅拆掉了橋上的木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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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定橋雖然不起眼,可在當年卻是連接四川和西藏的最重要的通道,而據守此地的地方軍閥正是號稱西康王的劉文輝,要說當年劉文輝有多麼深明大義那是不切實際的,他雖然在此之前也與中共有些接觸但那最多也就是為自己留條後路做打算的,真正讓他不拆除瀘定橋的原因其實還是他擔心大橋一旦拆除,必定引起當地藏民的民憤,而且蔣介石絕對不會幫他在修一座大橋,而為了加強對河對岸的控制以及安撫當地藏民,修橋都是必須進行的,劉文輝還是愛惜民力的,他不想為百姓再添負擔。

後來劉文輝的後代回憶,當年蔣介石曾通電話讓劉文輝將鐵索橋砍斷,但劉文輝回應說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蔣介石思考的間隙,劉文輝表示:沒關係,我把鐵索橋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實上,木板也沒有全拆,就拆了幾塊。正是這樣的決定,紅軍在最後關頭才有了突出重圍的一線生機,沒有重蹈當年太平軍失敗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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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黨也並沒有忘記劉文輝,1941年周恩來與劉文輝在重慶秘密會晤,期間就多項主張達成共識,其實在此之前劉文輝的思想已經漸漸發生了轉變,在劉湘死後,蔣介石勢力迅速伸進四川,反蔣未成的劉文輝感覺岌岌可危,,認為國內可與蔣家王朝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國共產黨。為圖生存,劉文輝明智地決定走“親共”的道路。

1938年4月,劉文輝因張群初度主川被拒、川局動盪以及西康建省之事赴武漢見蔣介石。中共派吳玉章與劉文輝會晤於漢口四明銀行樓上。同年夏天,中共董必武、林伯渠、陳紹禹(王明)等去武漢參加國民參政會,路過成都,與劉文輝進行了短暫的會晤。1939年夏,劉文輝又與王若飛、董必武和林伯渠在重慶潘文華公館裡會晤。不久,吳玉章受中共中央委派來川與劉文輝商量救亡圖存。劉文輝表示:“以後我一定按照尊意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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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這樣的契機,國共內戰之時,蔣介石一度想依靠四川雲貴為基地,重整勢力再與解放軍一決雌雄,但我黨早已與劉文輝等川軍高層取得共識,在蔣介石親赴成都不久劉文輝便通電全國起義,而在此之前,他已經出兵準備活捉正在成都軍校下榻的蔣介石。此時的蔣介石變得十分狼狽,他的秘書甚至建議其從後門逃走。

雖然劉文輝最終也沒能活捉蔣介石為共和國獻禮,但蔣介石卻心有餘悸,事後他命令留守四川的嫡系殺掉劉文輝全家。但劉文輝也事先早有準備,家人平安只是損失了部分財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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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後,劉文輝原屬部隊與解放軍合併,原部下也在解放軍中任要職,而劉文輝本人也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後來又成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林業部部長為中國林業的發展鞠躬盡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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