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多的女生站出来，喊出“Me too”，她们勇气如同镜像，照射出更隐秘的男权社会和性别不公。也许，我们可以为自己开脱：性骚扰的不是我，我是个好男人。但我们每个人，都仍然站在男权的优势上展示自己的道德优越，再绅士的男人也无法摆脱社会性别的原罪，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校园或者办公室性骚扰，除了发端于性冲动，更多是因为潜在的权力结构，让欲望有了挣脱裤裆的渠道。
生为男人，我很抱歉。
根据美国最大的反性暴力组织Rainn报道，美国大学本科生中23.1%的女性和5.4%的男性都曾遭受过强暴或者不同程度的性侵害。另据报道，在18到24岁的受侵害女生中，只有不到20%的人会报案。美国大学在防止性骚扰方面的规定和执行力度远超国内，那么是否可以推测，中国女生受到侵害的比例更高，只是她们选择沉默而已。
男人首先该抱歉的，是不平等造成的性别权力失衡。
根据李海生的调查，到2012年，我国高校女性研究生导师占全体导师的25%，虽然绝对数量在增加，但是，“研究生院高校女性导师增长速度不及全国水平，导师男女性别不均衡的趋势有加大之虞”。在高校的权力顶端，研究生导师的性别比例依然存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而2012年曾有一项对83所著名大学的研究生导师性别比例调查，发现只有6所大学的女性导师比例超过40%，24所大学的女性导师比例不足20%，导师的性别失衡，成为高校性别问题的大背景。
师生关系天然存在着权力不对等的隐患，如果得罪老师，可能面临着无法毕业、被穿小鞋等各种压力，也不能像企业里那样愤而辞职。老师往往掌握着学生的打分、评奖、答辩、毕业、就业等各种权力，如果不加以约束，实在是滋养性骚扰的温床。
十多年前，我去香港中文大学看望上学的女友，发现很多教学楼门口的显要位置，都贴着两张海报，一张是如何预防流行病，另一张就是拒绝性骚扰。里边的内容非常细致，包括严禁师生恋、老师和学术沟通的时候要保持何种距离等等。当时觉得大惊小怪，后来发现很多上学的女性朋友都有被骚扰的经历，诸如做访学的时候被某教授做性暗示，开会时被“不经意”地搭上肩膀，或者收到一些老师的暧昧短信。好在这些女孩要么直接挣脱，要么用眼神扼杀掉对方的小苗头，事后，这些当时勇敢的女孩谈起这段经历，依然有挥之不去的恐惧和阴影。我才发现，校园性骚扰，始终如同幽灵一般，并未远去。
无论是香港还是西方，都设置了严格的校园性骚扰禁令，具体到身体接触、在封闭的房间中交流都属于禁区。而我们却在尊师重道的文化下，单凭道德假想来推动人的自律，恶魔凭道德庇护暗暗滋长。
身为男性，我们在高等教育和职业体系中天然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可以看到高校学生的男女比例反转，女生渐渐多于男生，甚至有人高呼着“拯救男孩”。却对接下来的研究生教育歧视、就业歧视视而不见。
歧视到隐性歧视，这是身为男人的第二个抱歉之处。
极端者如陈小武性侵，而更多存在于高校的，恐怕是对女性的隐性歧视，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冯钢先生曾发微博，“女生读研后继续走科研道路的十不足一，读研期间也少有专心学问的，大多混个文凭准备就业。”虽然后来冯钢在各种媒体中辩解自己“不歧视女性”，但不可辩驳的是，这种刻板印象本身就是歧视。
作为社会学教授，不可能不明白女生走科研道路面临的困境，结婚、生育和各种来自家庭和社会的职业期待，给女生从事科研造成了巨大的困境。同样，在女性的职业生涯中，也存在各种隐性的职业隔离。除了少量的体力劳动之外，很多诸如文秘、前台、护理、幼师等职业被认为是“女性气质”的，同时女性在婚育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十月怀胎、哺乳育儿等被认为是女性的家庭责任，也极大侵犯了女性的职业权益。职业性别隔离、社会角色造成的刻板印象，进而加剧了这种不平等，整个社会陷入了关于性别歧视的死循环。
尽管我们在表面上实现了性别平等，但我们依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隐性歧视，诸如开车的时候嘲笑女司机（事实上有调查表面男性司机比女性司机的事故率更高）、忽视社会不公的现实而认为女性不适合某项工作、把女博士列为第三种性别等等。
而隐性歧视还包括用消费主义来定义和塑造女人，消费都带有性别属性，男性的败家往往被合理化，买车买表这种昂贵的消费较少被提及，双11的狂欢往往统称为“败家娘们”，女生都是“包”治百病，各种奢侈品往往致力于变成帮助女人取悦或者在性关系上吸引男人的工具，与香奈儿致力于推广女性裤装的反叛精神背道而驰。“买买买”，成为男人对付女人的手段，这种思想渗透在各种流行段子中。男女关系，从传统的统治与从属，变成了用消费来束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往往陷入歧视的不同层面，陈小武这种性侵属于直接歧视，冯钢则忽视了性别不平等的历史因素，将现实断章取义，转向隐性歧视。而在社会话语和消费主义两个层面，更加隐秘的歧视，往往不时流露出来，仔细想想我们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笨拙的司机倒车，心里想到的是不是“女司机”？如果这种刻板印象存在，说明还是不可胜数的隐性歧视，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
第三种该抱歉的地方，是在婚姻与性关系这种看似“天经地义”的层面。
王尔德的名言是：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因为性关乎权力。长久以来，社会赋予两性关系的属性，本身就存在着权力关系。在性关系中，男性往往成为自我满足，女性的这一权利往往被忽视，甚至用贞操这种观念来束缚女性，所谓失贞的女性被不断污名化。很多被性侵的女性，甚至存在负疚感。而在一般“正常”的两性关系中，女性的性行为都被赋予生育等附属功能，最该被重视的自我满足反而被忽视。
不仅是性关系，婚姻更成为一种束缚两性关系的绝对权力。从统治层面来看，婚姻其实束缚了任何性别的自由，不过是一种治理手段而已，便于厘清双方在法律层面的权利义务、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已，仅针对个人而言，婚姻与爱情并没有直接关联，只不过是从国家和宗教层面被附加了神圣性。
而这种格局，恰恰因为前边两点，而将更多劣势转嫁到女性身上。从个人能力上来说，我的太太要强于我，但她要怀胎十月，承受分娩的痛苦，除此之外还有一年的哺乳期。这些生理层面的责任，往往被放大，哪怕在哺乳期结束后，女性也被认为要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
我只想说，凭什么？
那些丧偶式育儿，是所有身为男人的最大耻辱。男人在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同时，往往安于享受男权社会带来的利益，然后把女权思想标签化为“中华田园女权”，以此来为自己内心的阴暗遮羞。虽然嘴上说不歧视女性，但伍尔夫提出的“镜中幻影”依然存在，只不过变得更隐蔽了，“几千年来妇女都好像用来做镜子的，有那种不可思议、奇妙的力量能把男人的影子反照成原来的两倍大。”男人在潜意识里仍然享受着女性作为镜子带来的“两倍大”的虚幻，也许正如伍尔夫所说，“男人如何反对女人解放的历史或许比女人解放运动的历史本身还更要有趣。”
生为男人，我很抱歉。
我们仍然在潜意识里抵触多元文化和性别平等，只因为我们在“生理”上属于男性，正因如此，巴特勒在女性主义道路上走的更远，直接解构了前历史的、先验的“生理性别”，长久以来基于异性恋的主流文化霸权，让男人在婚姻、公共话语和职业权力等不同层面认同并实践着性别不平等，正是这种土壤滋养了那些有恃无恐的性骚扰、以及诸如被骚扰是因为女生穿着暴露这类扭曲的价值观。在任何语境下，先学会不要用性别标签来定义一个人，从建构的群体特征中跳脱出来，放下作为一个男人的傲慢，以及傲慢背后的性别标签，忘掉性别，才是摆脱歉疚的途径。
我是非典型佛教徒
针砭时弊，不舍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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