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瓦拉同志
我們中國人自稱為“中國”的歷史非常久遠，早在西周初年便見諸於史端，並與與“華夏”、“中華”、“中原”等詞通用。“中國”一詞的本意是指“天下之中”，原用來指鎬京附近的京畿地區，漸漸演變為對黃河中下游漢族聚居地區稱呼，後來則擴展為對中華民族聚居地區的稱呼，並最終成為國名。
“中國”最早指的是西周國都鎬京周圍
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日本國內也有一個地區叫做“中國”，雖然該名稱產生的歷史要遠遠地晚於我國，但他們卻懷有“後來居上”的心理，想獨自霸佔“中國”的稱謂。為達到這個目的，日本在清末民國年間不僅拒絕稱呼我國為“中國”，反而還用侮辱性的稱呼“支那”來指代中國，實在是可惡至極。那麼，日本國內的“中國”在什麼位置？中日兩國關於“中國”名稱權的爭奪，最終又以怎樣的結果收場呢？
日本國內的“中國”全稱為“中國地方”，其地理範圍在本州島西部，包括今日的鳥取、鳥根、岡山、廣島、山口5縣，也即日本古代的山陰、山陽兩道（注：兩道中的備前、美作、播磨、但馬、丹後、丹波等地方，也就是今天的京都府和兵庫縣一帶，不包括在“中國地方”當中）。
日本本州島西北部地區被稱為“中國”
將上述地區稱之為“中國”的歷史記載，最早見諸於日本南北朝時代（1336-1392年）的《太平記》當中。據該書記載，足利直冬（幕府將軍足利尊氏的庶子）入仕之初，被任命為長門探題（地方軍政總管），後來又奉命治理山陽道的周防、安芸、備後、備中及山陰道的出雲、伯者、因幡等國（日本的國，相當於中國的郡縣），此時他的官名已被改為中國探題。
據同書記載，北朝崇光天皇觀應二年（1351年），足利尊氏與南朝一度講和，並準備解散北朝朝廷，此時對父親決策不滿的足利直冬，便從九州逃往“中國”。由此可以推知，最遲不晚於1351年，日本已將山陰、山陽兩道的部分地區稱之為“中國”。
將軍足利尊氏執政時，“中國”在日本出現
由於在東亞文化圈中，“中國”、“中華”是一個具有廣泛意義的美稱，有“中心之國”的意思，雖然我國是“中國”這個稱謂當仁不讓的“專利擁有者”，但日、韓、越等國在國內卻也經常竊號自娛，以示在文化、國力上對周邊落後小國展現優勢地位。
再加上，雖然中國曆代王朝均以“中國”自稱，但無一將其用於正式國名，直到民國肇建才正式將其定為國名。這不經意的“疏漏”，便給日本以“可乘之機”，與中國爭奪“中國”名稱的專有權。
其實早在甲午海戰之前，昔日以中國為師的日本，便已經開始反對清朝再自稱中國。同治十年（1871年），在中日兩國談判《中日修好條規》時，日本代表便提出異議，不同意清朝在條約中自稱“中國”，而只能用其本名“大清國”。清使據理力爭，認為“我中華之稱中國，自上古迄今，由來已久，即與各國立約，亦僅只約首書寫大清國字樣，其條款內容皆稱中國，從無寫改國號之例。”
早在《馬關條約》簽訂前，日本便不許清朝自稱“中國”
然而蠻橫的日使依舊不依不饒，堅持清使必須更改稱呼。眼見著談判陷入僵局，善於和稀泥的正使李鴻章提出一個妥協方案，即雙方各讓一步，在漢文的條約內寫“中國”、“日本”，而在日文的條約內則寫“大日本”“大清”，在這種情況下條約才得以簽署。不過在事後日方用漢文謄寫條約各款項是，依然將中國稱之為“大清國”。
民國肇建後，開始將“中國”定為正式的國名，但日本卻一直不願對我們使用此稱呼，而代之以侮辱性的稱呼“支那”，這個建議的提出者，正是當時的外相牧野伸顯（日後的侵華主謀）。
1913年5月，牧野提出：“在歐美，無論中國各朝國號如何，均使用‘China’等地理性名稱，而‘支那’之稱我國也常使用...現閣議決定：且不論條約國書中將來理應用‘中華民國’之稱，在帝國政府內及與第三國之尋常往來公文中，今後一律廢止‘清國’而以‘支那’代之。”見（《日本外交文書·大正二年第二冊·關於決定在公文中使用‘支那’國號之件》）。
在牧野伸顯的建議下，日本稱呼中國為“支那”
牧野伸顯的建議得到日本政府的同意，雖然中國政府屢屢抗議，但對方卻往往視若罔聞。直到日本戰敗之後，才不情願地廢止“支那”的稱呼，而以“中國”來稱呼中國。不過在國內，日本仍將山陽、山陰地區稱為“中國地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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