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的起源
孔子是否是儒学的开创者，恐怕连他自己也不如此认为。他曾说自己是儒学的陈述者而非首创。儒学的起源于何时，这就是研究儒学的第一个问题。李泽厚先生认为儒学是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萌芽的，根据是礼制的建立。礼字的繁体字写法是礼，小篆的写法也与之相近。衣左，曲上，豆下，如祭祀意。原始氏族部落以礼作为规范和制度，如《礼记*礼器》中所言，“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孔子也说“达尊者三，爵一，齿一，德一”。因此，从氏族部落社会到周初很长一段时间礼的作用有二：其一，以礼祭祀；其二，以礼定制。故“儒”现之初，儒者的主要作用是主持祭祀和部落内部会议，而且往往是老者为之。
二、西周之儒
周取代商为突发事件。以商当时之强大，作为西部羌戎之地弱小的周部落是很难战而胜之的。但历史却让周部落一月之内攻占了商的都城，这实在令人费解。原因在此不做分析，但落后的周想让天下人肯定建立的周政权，需要一个合理的说法。于是周公对周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及社会结构进行了各方面的包装。如政治上强调“天命靡常”，否定商不人道的制度（如人殉）；经济上强调井田制，化地为公私两田；文化上确定严密的礼乐制度；国家及社会结构上采用封建制和宗法制度，定义贵族阶层的架构和嫡长子继承。利用这一系列礼制的制定来说明周统治的合法合理性。于是，从周公始，儒正式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体思想。但儒的礼制过于强调血缘，正如出“五服”不是亲。当西周传若干代以后，依靠血缘维护礼制的做法便很难继续下去。春秋初期郑庄公射向周天子的那支箭便是证明。接着就是五霸的出现。虽然诸侯和天子仍然含情脉脉，但此时天子已经威风扫地。自春秋末期始，儒的地位出现松动，一种新的思潮开始萌发。
三、东周之儒
在新的思潮萌发前，孔子不合时宜的登上了历史舞台。周公是儒学的缔造者，而孔子就是儒学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代儒学的发展，提出了礼之外新的儒学词汇——仁。何为仁？忠恕而。忠，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孔子之伟大正为如此。但从孔子去世之后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始终都处于政治和意思形态的边缘地带。如孟子所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秦穆公重用商鞅，因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长，使得法家如日中天而儒学彻底丧失原有地位。至始皇帝统一六国，儒学人士虽仍可为中央政府之博士，但地位已无周代之尊。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在酒会上谏始皇效周礼复分封被李斯驳斥，标志着儒家已经处于历史的谷底。（电视剧《楚汉传奇》将此事大书特书没错，但其结果并非焚书坑儒，有兴趣者可参考《史记》的叙述。注意那句“焚诗书，坑术士”）
四、西汉及后代之儒
汉初天下风行“黄老之术”，上自政府下自众生莫不如斯。故儒学博士辕固生与道家学者黄生因汤武革命之辩而被窦太后扔进野猪圈之事并不稀奇。这使得儒士对儒学如何生存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具体的实践。汉初五十年对儒学进行大规模修正的是影响儒学发展轨迹的第三个人——叔孙通。其人原为始皇和秦二世的博士，因通晓儒学礼制和各家之说而闻名天下。叔孙通在汉政权建立伊始制定了各方面的礼仪制度，使高祖皇帝这一原社会*丝感受到皇权的威严（多年前，我在和单位里的一位老同事坐而论道时被问及为何高祖皇帝认识到儒学的重要而仍行黄老之术，我的回答是天下打乱用法家，天下初定用黄老，天下治平则儒法并用）。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叔孙通对儒学原教旨进行了修正，柔和法家学说思想，将原儒学奉行的封建和宗法修成为统治者服务的学说。汉武帝时期的公孙弘和董仲舒也基本上因循之，使最高统治者“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然而，汉朝和后世各朝代，直至清朝，所有的权力掌控者都信奉“如表法里”的信条，正如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政治上，不再运用原儒家提出的“天子、诸侯、大夫、士”这一阶层划分的封建制而改行法家“编户齐民，长官负责”的郡县制（史实证据为21世纪初出土的吴走马楼书简），经济上不再实行小共同体而普遍采用大国家主义。文化上虽然维护礼制，但其目的已经变成维护帝制的统治，尤其是科举制度的出现和发展，使上下互通。因此，从汉代起，儒学已经成为统治者显示其“仁慈”的面具，而面具后是法家严肃残忍的嘴脸。
个人觉悟
从上述所表来看，儒学始自氏族部落社会，成于周初周公定礼，灿烂于孔子，消亡于汉儒。多年来我读儒学经典只读先秦著作就是为此。后代如朱熹或王阳明的学说已失去了儒学的意义，那不过是士人自我修养的心得，于国，于民，于文化建设并无太大关系。所以，我们精读儒学、专研儒学、传播儒学重点在个人修养的层面。周公和孔子两位伟人所言的儒学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死去，后代的儒学已经变成了相对温和的法家学说或者只是修饰门面之用，如果现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再运用儒学的理论，对于这个国家到底有何益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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