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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財新》雜誌，已獲汪丁丁教授授權轉載。

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語驚人：“在有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地方，沒有智慧。”因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於是有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政治狂熱。不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膽指出，這裡還包含著某種不可治癒的自卑情緒。我建議讀者去讀克里希那穆提的原作，因為對他的語言的任何轉述都不能保持其原有的說服力。

不論如何，最近十年，我們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日益高漲。雖然，就我們的民族性和文化傳統而言，春秋時代的老祖宗早已樹立榜樣，中國人的世界觀自古就是天下主義的而不是民族主義的。諸如列寧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也一再教導我們，民族是階級的一翼，統治集團為了轉移受壓迫大眾的視線，往往挑起民族仇視。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觀點，與諸如克里希那穆提這樣的現代思想家的觀點未必吻合。我引用這些觀點，是因為中國現代政治學說的主流學派至今仍自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此，讀者若相信馬克思主義，不妨對照上述觀點反省目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的深層原因。如果讀者不相信馬克思主義，例如，不相信中國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或即使存在但不是社會演化的主要動力，那麼，我推測，讀者無法迴避前面引述的克里希那穆提對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批評。

就理論而言，陰謀論的要害首先在於它缺乏政治智慧。其次，在統計學和基於統計學的科學視角下，它不正確。就實踐而言，大國政治不應也不可能基於陰謀。

如果只懂得關於事物的知識或“理”，我們不可能有智慧。這裡，我仍要引用金嶽霖反覆引用他自己關於“道”的體會之一：理有固然，勢無必至。勢，不服從必然律，因為有“幾”。蓄勢待發，將發而未發，曰幾，與“機”相通。把握時機，因勢利導，是一種智慧。凡事失敗了就說別人有陰謀，或凡事解釋不通的時候就說是陰謀，這是缺乏智慧的表現。

根據動物學家和心理學家的觀察，人類似乎是惟一在欺騙能力方面獲得超常發育的物種。不同於其他靈長目或哺乳動物的腦，人腦在數百萬年的演化過程中形成的許多腦區，都與“信任”和“意圖探測”有關。就大腦皮層而言，除了語言腦區，腦的信任和意圖探測功能主要位於右半球，它們構成了行為經濟學家所說的“社會腦”。

欺騙，可以定義為“故意掩蓋行為意圖”。所以，人類的意圖探測能力的超常發育，意味著漫長的欺騙與反欺騙的鬥爭。今天佔統治地位的人類，其先祖是一種身體纖細的古猿。作為靈長目，我們的種群慣性之一是“群性”，也就是“社會性”。根據許多人類學家和行為經濟學家的考證，如果沒有群性或群性較弱，纖細的南方古猿必會在嚴酷的生存競爭中消亡。所以，人類註定無法擺脫欺騙和被騙，因為人類不僅有顯著的個性，還有顯著的群性。

人類社會的創造性，主要基於群體允許的個性發展。人類社會的穩定性，主要基於群體在千差萬別的個性之間協調勞動分工的能力。任一群體，有些時期發展迅速，有些時期停滯不前。究其原因，就在於創造性和穩定性之間的權衡關係。這一權衡關係，在人類社會演化的無數決定因素中佔據主導位置。其餘的關係，包括欺騙能力和防止欺騙的能力之間的權衡關係，都是從屬於這一關係的。

陰謀的必要條件之一是欺騙，它通常意味著深謀遠慮且設計周密的欺騙，也稱為“騙局”。鑑於這一特徵，陰謀要求保密。如果參與一項陰謀的人數太多，例如超過兩百人，陰謀有沒有可能成功呢？有可能，但必須有軍事組織那樣的紀律。兩百人的群體如同一個人那樣活動——飲食起居言談舉止，長期而言，代價太高以致幾乎不可能。動物有個性和群性，不同於植物，動物個體的個性佔據主導位置，否則就不成其為“動”物。所以，阿克頓勳爵有一句名言：你可能在一切時刻欺騙一些人，你也可能在一些時刻欺騙一切人，但你不可能在一切時刻欺騙一切人。

陰謀論者大多不懂科學或統計學原理，所以才相信有人——例如英國和美國的情報機構——在諸如貨幣和外交這類事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政策上，居然可以在一切時刻欺騙一切人。陰謀論者，也有懂得科學和統計學的。許多年前我在中國科學院系統科學研究所讀研究生，我那時的一位同學，後來無可挽救地相信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他的某一顆牙齒裡面植入竊聽器。我在香港教書時，專程去拜訪他。在一間很大的辦公室裡，他認真而謹慎地告訴我關於他那顆牙齒裡藏有竊聽器的陰謀。我推測他患有嚴重的心理障礙，否則絕不會相信這樣的陰謀。

目前我國流行“美國陰謀”。更早些年，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我國流行“英國陰謀”。如果查閱文獻，我們不難發現，20年代至30年代流行過“俄國陰謀”，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流行過“日本陰謀”。關於陰謀論的資料顯示，不僅中國，而且朝鮮和越南，在某些歷史時期，都流行過關於強國（包括中國）如何操縱弱國內政的陰謀論。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是因為報界推測多年的日本與袁世凱之間的“密約”因凡爾賽和約而披露。雖然，這一事件充分表明陰謀不可持續，但是它被相信陰謀論的人當做陰謀普遍存在的一項證據。

今天，我們通過檢索“陰謀論”文獻知道，如果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徵——稱為“民族性”，那麼世界上有兩個特別喜歡陰謀的民族——英國和日本。

與杜威不同，羅素崇拜中國文化，可是他列舉過三項中國人的劣根性——“冷漠”“貪婪”和“說謊”。姑且不論“民族性”或“劣根性”是否應被接受為正確的觀念，目前流行的陰謀論並不指向英國和日本，而是指向美國。雖然，美國人始終被其他國家的公眾認為是“最天真的”。這一事實暗示我們，讓我們相信“美國陰謀”的，主要根據並不是民族性，而是中國和美國這兩個大國之間的關係。既然如此，我們就應直接探討大國政治與陰謀論之間的關係。

大國政治，是當代國際關係的核心議題。為什麼國際政治專家通常不接受“陰謀論”的解釋？因為，如前述，保密的代價太高。當人數眾多時，陰謀很快就變成“陽謀”。大國之間於是從來就只有陽謀，公然派遣間諜、潛艇、衛星，以及傳播本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廣播電視。這是國際慣例，大國政治的慣例。

假如某一大國的公民普遍相信陰謀論，那將怎樣？我推測，當然，現在我們也可觀測，一種可能是“人心惶惶”，因為我們周圍很可能佈滿了外國利益的代理人；另一種可能是“大批判”——公開批判想象中的外國陰謀，這就被旁觀者稱為“妖魔化宣傳”。

這兩種可能性，都將極大地損害本國利益。除非我們計劃返回閉關鎖國的時代，否則，我們最好遵循國際政治的慣例，相信陽謀而不相信陰謀。陽謀，比拼的是政治智慧；陰謀，我不知道比拼的是什麼，人心叵測，對本國政治也非常不利。

一個社會，如果長期宣傳陰謀論，人心叵測，眼神裡透著詭異，甚至在家庭內部，坦誠也不再是美德，一代復一代，沉積在深層心理結構中，成為一種“民族性格”，那就太糟糕了。因為，在心理學視角下，這意味著整個民族患了“受迫害狂”。

其實，在十年“文革”中度過青春期的這一代中國人，已經十分普遍地表現出受迫害狂（相互猜忌）的心理障礙。百年之後，史家若要直面評價這場旨在反對官僚政治的大規模社會運動的種種後果，不應忽略人性扭曲這一嚴重的負面後果。

扭曲了人性之後，我們這一代人成家立業，繼續扭曲我們後代的人性，如此相續永無了結。事實上，今天高校學生的許多心理問題，主要責任應由他們的父母承擔。他們的父母，就是我的同齡人。

我最欽佩的一位朋友，也是我在跨學科教育事業中難得的一位同仁，頑固地相信西方帝國主義顛覆中國政府的陰謀論，並且努力向學生們宣傳這樣的陰謀論。這真令人痛心。承受著這一痛苦，我寫了這篇文章。我知道，陰謀論在許多網站居於主導地位。我從未訪問過“天涯社區”，但我聽說那裡是各種各樣陰謀論的發源地。民粹主義——吳敬璉教授最近提醒讀者——或許是當前最應警惕的思潮。政治腐敗與民粹情緒，似乎總是形影不離。所以，執政黨必須儘快提出政治民主化的可行方案。否則，晚清中國社會流行過的許多危險思潮都可能捲土重來。

在任何一個社會的任何一個歷史階段，權力從壟斷狀態到與更多民眾分享的狀態，這是“民主化”的實質。蓋言之，權力的分享，首先為了緩解群體之間的利益衝突。可是，理有固然，勢無必至。如果當權者始終不能獲得足夠的政治智慧，來實現權力在更大範圍內的分享，那麼，上述的潛流就難以避免要演變為摧枯拉朽的社會革命。就我自己的態度而言，但凡可以和平演變，我絕不贊成暴力革命。我相信我周圍多數朋友，以及多數中國人，都持這樣的態度。社會運動起於偶然事件，若一連串偶然事件相互激發，則可能造成激變的形勢，不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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