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鄭永年新著《中國的知識重建》 經東方出版社授權發佈
今天中國知識界突出的一個現象，就是知識短缺或者有效知識供給不足。這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看。在學術上，知識至少能夠有效解釋中國社會的現實，在解釋的基礎上提升為概念和理論，從而建構中國社會科學；從政策上，知識至少能夠有助於改善各種制度體系的運行和決策的有效性。
為什麼會產生這種現象？很多人很方便地指向政治上的原因，認為因為中國缺少充分的學術自由，政治對學術和思想發展有太多的制約。儘管政治因素的確對學術和思想產生影響，但如果光強調政治原因則太過於簡單。就中國歷史來說，中央權力的解體經常導致文學和藝術等方面的巨大成就，不過，這些時代卻沒有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思想方面有巨大成就。另一方面，在中央集權的時候，也沒有阻止思想家的出現，例如宋朝的朱熹和明朝的王陽明等。
不管怎樣的政治，沒有人能夠阻止得了一個人的思考和思維。知識短缺的背後是思想的貧窮，思想的貧窮背後則是思維方法論的貧窮。這裡先討論前面四個原因，即知識的道德化、權力化、金錢化和名譽化。
其一、知識的道德化，或者道德拜物教。道德化是中國知識界最為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存在了數千年。傳統上，儒家是生產官方知識體系或者意識形態的主體，而儒家知識體系的主體就是道德。無論是立論還是反駁不同意見，大多數學者首先想到的是去搶佔道德制高點。道德制高點有兩種，第一種是集體道德，即為國家、為社會，第二種是個體道德，即為個人修養。就第一種而言，不難發現人們往往用愛國主義、“為民請命”“為生命立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等一大堆概念來為自己辯護，或者反駁人家，把對方置於這些道德立場的對立面，例如“不愛國”“漢奸”“自私”等等。就第二個層面來說，很多人會強調個人道德，“自命清高”，對別人的意見不屑一顧。
儘管無論是集體還是個人道德，都是人的知識活動的基點或動力，但卻並不能替代對知識的追求，搶佔道德高地也不能有效回答不同觀點和意見。再者，如果沒有知識，光是道德教條如何能改善社會呢？
其二、知識的權力化，或者權力拜物教。知識和權力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可以從“知識就是力量”到“權力就是知識”。從權力認同到知識認同，甚至把權力視為是知識，一直是中國文化的通病。當然，這並不是在任何意義上說，掌握了權力的人就沒有知識。傳統上，中國儒家這個群體既是權力掌握者，也是知識掌握者。但作為學者，這裡必須給權力和知識之間設置哪怕是心理的邊界。
如果權力替代知識主要是政治人物的事情，另一端則是知識分子通過權力來獲得知識的影響力。對學者來說，追求知識不能通過和權力的關係，追求知識的影響力更不能通過權力的關係。可惜的是，這種現象現在非常流行。學者沒有自己衡量知識的標準，而依靠政治人物的認同（“批文”等）。也有一些通過投靠政治人物來獲得影響。政治人物可以表達對知識的喜愛或不喜愛，但這並不能作為衡量知識的標準。用政治人物的意見來論證自己的知識或反駁其他人的知識，並不能對特定知識做出任何判斷。
在和權力的關係上，還有一種情形就是學者論證自己或反駁他人時，訴諸於政治化的解釋。這種情形類似上述訴諸道德的解釋。例如，當不能接受他人的觀點時，就搬出愛國主義，說人家“不愛國”“漢奸”“帶路者”之類。在另一端則是，一旦有學者對現實政治比較肯定，另一方就會說他是“五毛”之類。這兩類人儘管使用不同語言表達對對方的厭惡，但他們的思路是一模一樣的，只是立場不同而已。這裡只有立場，沒有知識探求。除了互相譏諷和攻擊，沒有理性思考。至於那些人身攻擊的情況，在真正的知識界，這些人是被人不齒的，是“非知識類”。
其三、知識的金錢化或金錢崇拜。和知識的權力化一樣，這裡也有兩種情況，一是金錢走向知識，二是知識走向金錢。就前者而言，企業家捐款蓋各種大樓、研究機構，甚至大學等，不僅無可非議，也是需要鼓勵的。再者，很多企業傢俱有非凡的思想和豐富的實踐經驗，能夠生產出知識界本身不能生產的知識。不過，在中國，往往是企業家利用大學等知識平臺來宣揚沒人聽得懂的“概念”和“理論”，甚至宣揚各種迷信（中國很多企業家都是迷信的），毫無學術價值。
如果金錢走向知識的主要責任不在知識界，那知識走向金錢則是知識界的責任。這裡是真正的金錢拜物教。為了金錢等物質利益，一些學者成為商業有機的一部分，他們用所得到的金錢數量，來衡量知識的價值。是否是知識變得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識所能轉化過來的金錢。在這個過程中，知識分子就把自己出賣給了金錢。
其四、知識的“名譽化”或名譽拜物教。這表現在個人和機構兩個層面。在個人層面，中國學者對西方所設立的各種獎項的崇拜，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對很多學者來說，獲得一個獎意味著所有的一切。因此，大家都要拼命去搶。在搶不到的地方，一些人就會抱怨西方不公，自己也去搞，結果都是一些不倫不類的獎項。名譽崇拜也表現在普遍流行的“頭銜文化”。一些學者並不滿足於只有一個“教授”頭銜，似乎有了很多頭銜就能表明其價值。
今日薦閱：鄭永年新著《中國的知識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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