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藥神》提到了一個印度的經濟現象，那就是廉價的仿製藥。
在美國，開發一種新藥是成本極其高昂的事情。
研發出配方以後，還要通過大規模雙盲對照試驗。
整個過程可能需要歷史數年，耗費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才能拿到FDA的批文，上市銷售。
這就導致新藥上市以後，價格極其昂貴。很大一部分成本是研發和測試費用。
在這種情況下，窮人、特別是那些貧窮國家的窮人，根本就用不起。
而印度就是這麼一個人口眾多，卻又十分貧窮的國家。
於是就有印度的製藥公司去直接仿製歐美國家的藥品，這樣就可以避開研發和測試費用，使藥品的價格大幅度降低。
但這樣以來，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侵犯專利權的問題，怎麼平衡這個問題呢？
印度人的想法是：相比製藥公司的專利權，窮人的命更重要。
1970年，印度頒佈了新的專利法，允許印度企業可以隨意仿製生產任意一種藥品，只要製藥工藝不太一樣就行。
印度的製藥業就這樣走向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道路。
當然，印度的仿製藥也不會拿到歐美市場上去銷售，那樣會被告的。
但是，歐美的製藥公司也很難去印度打專利官司，因為印度政府對仿製藥採取了縱容甚至保護的政策。
仿製藥雖然可以讓窮人治病救人，但是也有壞處。
如果大家都去仿製的話，那麼面對鉅額的研發和測試費用，誰還會去開發新藥呢？
這又回到了問題的原點，窮人的命和製藥公司的專利權，哪個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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