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發現和別人穿了相同的衣服會感到尷尬，從“趕流行”到“怕撞衫”，是什麼發生了改變？為什麼中國遊客到日本會哄搶馬桶蓋？為什麼我們要改變人口政策，全面放開二胎？這些都和供給側改革有什麼關係？為什麼供給側改革是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要之舉？個人、企業、甚至國家如何從供給側改革中把握髮展機會？《中國經濟大講堂》特邀知名經濟學家賈康為您深度解讀。
需求和供給是經濟中一對相輔相成的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在於實現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動態平衡。過去，經驗較豐富、較成熟的是總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緊或放鬆銀根、對總需求刺激或抑制實施“反週期”操作。
被人們長期忽視的是供給管理，其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定向調控的結構性特徵十分明顯，理性掌握的難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升的方針，體現我國經濟工作思路和宏觀調控指導思想上的新思維。
在《中國經濟大講堂》的演講中，著名經濟學家賈康從供給側的五個要素——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金、科技創新、制度管理進行逐一剖析，系統全面闡述了我們為什麼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以及如何進行供給側改革。
賈康認為，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並不是要五大要素等量齊觀，而是要在前三項要素普遍進入下行期的情況下，調動後兩項要素的巨大潛力，來對沖前三項要素的下行造成的影響。
“在具體現實生活中間，我們從人的角度上感受到的所謂支撐力的下滑，這些年是非常明顯的，過去大家都知道比較優勢概念之下，中國是勞動力成本低廉，但是這幾年可能各位都耳熟能詳，首先從珠三角開始以後遍及整個的國內市場出現的是民工荒、招工難、用工貴，那麼逼得我們珠三角必須考慮騰籠換鳥。
那麼從地的視角來看，未來的這個幾十年內粗粗地估算還有四億人要從農村轉入城鎮來成為城鎮的市民，這種城鎮化推進過程中間徵地拆遷補償成本越來越高，像北京前些年就知道已經抬到了城鄉結合部如果要徵一平米的地要1比5，你必須給出5倍面積的商品房這個事情才能擺平，那麼我估計這兩年來這樣的一個成本又抬得更高了一些。不處理好國土開發過程中間怎麼樣克服成本越抬越高制約這個問題的話，我們的發展之路同樣也可能就此被憋住。
錢的這個角度，這些年普遍的評價是中國現在已經不缺錢，不光是國家綜合國力提升顯著，國庫這方面可動用的資金比過去充裕了，民間資本已經雄厚起來。但是很遺憾，普遍的反映是說現在手上有雄厚財力的金主普遍碰到了一個困擾，就是找不到好的投資項目。
這種人、地、錢，它們在原來的動力支撐方面體現出的比較優勢，現在都在離我們遠去，我們必須意識到別無選擇，新的勞動力、土地和資金要匹配上後兩項的這個供給側要素的組合，是我們要打主意的主要方面。
那麼，供給側改革應該聚焦在哪些方面呢？賈康也從五個要素逐一進行了解讀。
首先，以放開二孩為標誌，中國的人口政策已經進行了調整，那麼下一步應該是什麼走向呢？賈康在《中國經濟大講堂》的演講中首先列舉了其他國家的一些促進人口生育的政策。
而針對我國放開二孩後，人口並沒有明顯增長，賈康認為，中國的人口政策還需要繼續與時俱進，做出優化調整。
在土地方面如何加強供給側的建設呢？賈康認為，在土地實際上帶有自然壟斷特徵的情況之下，城鎮化的高速發展階段上，總體一定是供不應求，要緩解這個矛盾，現在非常突出的就是房產稅，或者現在中央所說的房地產稅改革。
直接稅是走向現代社會必須匹配的現代稅制的要素，它是按照支付能力原則適當地抽肥補瘦，向有多套房、有豪宅的家庭多徵稅，去加快保障房建設，增加低收入階層的社會福利，會使社會更加和諧。
在普惠金融、綠色金融、小微金融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的情況下，金融創新則必須結合著政策性融資來打造合理的可持續機制。
前三項要素要匹配上科技創新和制度創新，以全要素生產率來形成有效供給體系。
提到科技創新，賈康特別強調，最為重要的是尊重科研規律，形成有高效創新能力的科研機構和團隊。“在實際生活中間，我們的管理部門很容易走到一種偏向的狀態，就是把官本位行政化的這些東西套用到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知識分子群體這邊，他們用這種方式美其名曰加強管理，實際是違背了科研規律的。因為管理公職人員、管理公務員和管理我們的科研創新團隊，管理產學研結合一線上的做科研課題的知識分子，不可能是一套規則”。
在制度創新方面，賈康提到了今年的大部制改革。“政府做的大部制的改革邁出了前所未有的步伐，所謂“拆香火”很形象的是這個大部制改革裡面涉及到的，林立的各個部門機構能合併的合併，職能要理順，真正體現政府它在這個管理方面的理性水平。政府方面是正面清單，法無授權不可為，而且有權必有責，跟上問責機制，企業裡面就是負面清單，法無禁止即可為，讓企業進入一個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這樣一個創新境界。我們的科研創新團隊可以放開手腳，在這方面充分調動他們的聰明才智，這就是激發供給這一側的潛力。”
在講到教育體制改革時，賈康提到了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如何破解，還是必須抓住基礎性制度層面的建設，簡單的管理方式的改進是不能奏效的。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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