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金融科技可謂大爆發。伴隨著雲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的不斷湧現，金融科技方興未艾，不斷重塑著金融業。那麼，金融科技對傳統金融帶來了哪些改變？對金融穩定產生了哪些影響？又如何規範智慧金融的發展？圍繞這些業內和讀者關注的問題，本刊記者獨家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董希淼。
《中國金融家》：您認為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帶來了哪些改變？商業銀行如何藉助科技創新推動戰略轉型？
董希淼：互聯網和信息技術的快速普及，互聯網公司與銀行的深度合作，催生了用戶層面的大量創新和應用。如“雲閃付”、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移動支付產品，大大改變了老百姓的支付習慣。我國移動支付產品種類日趨豐富，覆蓋了人們衣食住行方方面面，日常使用頻率也大大提高。隨著移動支付的普及，銀行與互聯網公司打通線上與線下渠道，不斷創新支付場景，將信貸產品、理財產品等植入各種場景，為客戶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務。
同時，金融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產品服務的不斷創新，還催生了銀行組織形式和經營模式的變化。2014年，我國首家互聯網銀行深圳前海微眾銀行正式成立。三年多來，多家民營銀行秉承網絡銀行的定位，以手機、平板電腦、智能穿戴設備等為載體，使客戶體驗由線下、網點向全天候、自動化的移動互聯方式轉變；去年11月，我國首家獨立法人的直銷銀行百信銀行正式開業。網絡銀行、直銷銀行的誕生和發展，豐富了我國銀行業機構體系，為實體經濟和金融消費者提供了不受時間與地域限制的金融產品和服務。銀行不再束縛於固定的物理空間，而是更廣泛地融入各種場景。
具體來說，商業銀行藉助科技創新推動戰略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在戰略層面提高了對金融科技的重視程度，金融科技的定位由原來的支撐轉變為引領，同時加強了體制機制的創新轉型，如設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與各類互聯網公司合作、設立創新實驗室、投資技術創新型企業等，並在組織機制、內部流程、創新激勵、人才使用等方面綜合施策，驅動轉型。二是在產品和服務方面，藉助移動互聯、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生物識別等技術提高服務能力，將原來以線下服務為主轉變為“線下+線上”的立體服務網絡和生態，並逐步呈現出網絡化、數據化、智能化的演進路徑。同時，更加註重客戶的服務體驗和個性化服務需求，產品和服務能力日漸增強。三是在文化理念方面，將以客戶為中心、敏捷迭代、協同並進等數字化企業的文化與銀行的企業文化逐漸融合，強調在場景中挖掘客戶需求，將產品嵌入到各類場景，推動銀行業創新轉型。
《中國金融家》：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為普惠金融發展帶來了哪些方面的幫助？
董希淼： 發展普惠金融，讓金融服務能夠滲透至小微企業、農民、城鎮低收入人群，從而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成為近年來金融機構探索的重要方向。自2016年國務院發佈《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年）》以來，各項普惠金融政策陸續出臺，不斷推進普惠金融快速發展。而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信息技術在金融領域的日益普及和發展，逐漸成為普惠金融的數字驅動力，將為普惠金融機構提供可持續的創新。
作為我國金融業的中流砥柱，銀行業秉承“以客戶為中心”理念，抓住機遇，順勢而為，充分藉助數字化手段推動普惠金融發展，並在這個過程實現自身的轉型與變革。商業銀行通過移動互聯網等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從技術上實現普惠金融的新突破，如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微信銀行等的推出和發展，充分運用了數字金融門檻低、成本低、效率高、覆蓋廣等特點，彌補了傳統金融服務的欠缺和不足，提升了對以往傳統金融業難以服務好的中小微企業和中低收入者的金融服務。
與傳統金融業務相比，商業銀行數字普惠金融在業務模式方面更加註重輕型化發展，無論是從人力、網點，還是從資本、風控等方面，數字普惠金融更加重視客戶體驗，強調金融服務的安全、高效、協同和低成本，並堅持支持“小微”、服務“三農”、支持“雙創”的導向，以金融雲、大數據為重要的戰略資產，通過資源整合，控風險、增效益，努力為社會各階層和群體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綜合金融服務。
與此同時，數字化技術手段，也有助於將普惠金融服務標準化、批量化，降低運營成本，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商業可持續性。金融機構通過移動互聯、移動支付、網絡和通信服務、移動數據、雲計算等數字化手段降低投融資成本、提高投融資效率、拓寬投融資渠道，立足機會平等要求和商業可持續原則，以可控的風險程度和可負擔的成本，從而讓更多的人享受金融發展的成果。
《中國金融家》：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在重塑金融業的同時，對金融穩定會帶來哪些影響？智慧金融如何在防風險與發展中取得平衡？
董希淼：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在重塑金融業的同時，也對金融穩定帶來影響。金融科技的根本仍然是金融，但由於其電子化、虛擬化等特點，拓寬了金融業風險管理內涵，使得風險更加具有隱蔽性。不同業務間的關聯、滲透，使得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等各類風險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在跨行業、跨領域、跨市場的過程中易於進行監管套利。
因此，我們一方面要充分認識科技對金融業帶來的深刻變革，採取積極的措施適應變化，在金融科技發展浪潮中把握難得的機會；另一方面要對金融科技保持理性，進一步完善法律體系，探索加強監管的框架和標準，並加強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比如利用監管科技（RegTech）這一化解金融科技領域風險的有效手段，將數字技術應用到監管上來，用技術來高效解決監管及合規要求，促進金融科技生態健康發展。
同時，在銀行自身的智慧金融建設過程中，要注意三個方面問題：一是要強化銀行數據安全意識，加強銀行數據中心和災難恢復能力建設；二是要深入研究和解決災難備份系統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和技術難點，實現技術突破；三是要加強與國際先進機構和同行在金融科技風險管理方面的經驗交流，提升銀行信息科技風險監控水平。智慧金融的發展涉及科技公司、金融機構、監管機構、消費者、中介機構和自律組織等多方主體，這些主體應密切合作，共同打造好金融科技生態。
《中國金融家》：對智慧金融發展的規範，您認為應該秉承怎樣的原則方向？有哪些建議？國際上有何理念可供參考？
董希淼：所謂的智慧金融，是指人工智能與金融全面融合而生的金融服務新模式，它以人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科技為基礎，在提升金融機構服務效率的同時，實現金融服務的智能化、個性化、定製化。比如投資理財方面的“智能投顧”。智慧金融的重要特徵就是智能性，使得本來由人來做的認知決策，逐漸藉助機器來實現。在智慧金融發展的過程中，人工智能應用的邊界以及需要遵守的政策法規，應在法律和金融制度體系框架範圍之內。比如，金融機構應以提高金融效率、維護金融秩序、保障金融安全為前提，按照金融的業務操作規則開展業務，同時注意金融消費者的權益保護等。無論是從事人工智能的開發還是利用人工智能開展金融業務，都應該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當然，現有的法律和金融政策法規都需要做相應的完善和補充，減少像人工智能單獨提供金融服務與現有法律法規相悖的情況。美國金融業監管局（FINRA）曾指出，在沒有人為參與的情況下，由人工智能提供的投資顧問服務不符合顧問受託標準。因為出現問題時，目前在法律上尚未對責任方作出規定，也未規定各責任方的責任分擔機制。我國剛剛公佈的《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對此作出規定，並強調：開展智能投顧業務應取得相應資質，非金融機構不得藉助智能投資顧問超範圍經營或變相開展資管業務。
對於監管者來講，對人工智能在金融領域的應用同樣需要加強監督管理，包括准入、運行和相應的責任監管。要通過嚴格的審核、監督，降低人工智能的應用可能帶來的系統性和非系統性的金融風險，避免由於人工智能的應用可能導致的欺詐、違法等行為的發生，同時，應該具有遭遇風險或損失時合理的強制人工控制功能等。
除此之外，在智慧金融的發展過程中，應該順應形勢加快創新監管工具，比如嘗試適時推出“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的創新機制，為完善和推廣金融科技在商業銀行中的創新積累經驗。比如英國在監管領域所引入的“監管沙盒”，在金融行為監管局（FCA）的授權下，可在特定範圍內進行金融產品或服務的創新測試和實踐，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金融體系對於科技創新的風險容忍程度有限的問題。
《中國金融家》：您對智慧金融的未來有哪些期待？
董希淼：在金融科技浪潮下，人工智能與金融的深度融合催生智慧金融，將可能成為金融業的下一個風口。
金融藉助人工智能技術將變得更加智慧。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使得機器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模擬人的功能，並突破時空的束縛，批量地且更個性化地服務客戶。對於深處服務價值鏈高端的金融，這無疑將帶來深刻影響。具體而言，人工智能技術在前端可用於提升客戶體驗，使服務更加人性化；在中端可支持各類金融交易和分析中的決策，使決策更加智能化；在後端可用於風險識別和防控，使管理更加精細化。
我認為，智慧金融在未來的發展，只有秉承金融的本質和要義，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切實提升金融服務質效，維護好金融的穩定和安全，才能行穩致遠。在智慧金融的春風裡，金融服務將更普惠大眾，更具有溫度，將把我們帶入更美好的社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美好。
（本文為《中國金融家》雜誌記者李丹對董希淼的專訪，原載《中國金融家》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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