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对于铸造“新北大”，培养“新青年”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当局没有在“新知”和“国故”之间表示出明显的偏向，使北京大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旧并存的平台，对学生旁涉多门的鼓励极大地刺激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补，对“兼容并包”的追求更是为北京大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非取代科举和书院的“学堂”奠定了基础。
1918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处于相对的平静之中。辛亥元勋、前教育部长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已将届两年。他主持的北大学科改革，也已经初见成效，工、商两科停办，文、理两科扩充，增设史学门和地质学门，文、理、法三科各自成立研究所，校内学术研究风气日渐浓厚，社会上对北大的评价也远非“两部一堂”时可比：“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整顿以来，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为”。
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初，立志要“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2]他公布了建设北京大学的三种方针：（一）大学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机构。“研究”不仅是指“输入欧化”，而且要创造一种新文明；不仅要“保存国粹”，而且要“以科学方法来揭发国粹的真相”。（二）学生不应当“专残守己”，而“应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三）大学里应保有思想学术自由，各种分歧繁多的理论，都可以“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聘请有争议的人物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也随之移往北大，而北大文科教员中的新面孔，也很有一些是名字早在《新青年》上看熟了的，如周作人、刘半农、杨昌济、程演生、刘叔雅、高一涵、李大钊、王星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刚刚留美归来的26岁的胡适博士，（胡适当时并未通过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直到1927年他再度访美方得到补授。但当时众人均以此称之，胡适也居之不疑，《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时封面即题名为“胡适博士著”。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他因为1917年1月在《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名噪一时。来北大一年多，他开设的“中国古代哲学史”课程也引起了不少学生的注意和好评。
胡适
这些新派人物和早在民元前后进入北大的“章门弟子”钱玄同、朱希祖、沈尹默（系误认）、沈兼士、马裕藻等会合一处，北大气象顿时为之一新。不过，在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思想指导下，北大也并非全是新派的天下，原任教师中林损、辜鸿铭、黄侃文化上的保守是出了名的，加上新引进的教员不乏刘师培、章士钊、黄节、梁漱溟、吴梅等国学名家。此时的北大文科，果然是新旧并蓄，百家争鸣，学生们大可择善而从。
为了“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蔡元培大力鼓励学生依照自我兴趣，组织各类学会，以培养校内的学术研究空气。经过两年的努力，北京大学已经有了进德会、雄辩会、少年中国学会、数理学会、阅书报社、书法研究会、美术研究会、乐理研究会、成美学会等等社团。这些社团有的是教员带头发起，有些是学生自由组合，各社团争相招聘社员，开展活动。
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对于铸造“新北大”，培养“新青年”至关重要。北京大学当局没有在“新知”和“国故”之间表示出明显的偏向，使北京大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旧并存的平台，对学生旁涉多门的鼓励极大地刺激了学生之间的交流和互补，对“兼容并包”的追求更是为北京大学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而非取代科举和书院的“学堂”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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