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需要讀書和新知』

日本東北亞研究專家、著名歷史學家和田春樹教授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中文版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推出。某種意義上，這部厚達1000多頁的專著也是他對自己半個多世紀學術生涯的總結。本書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學界之於日俄戰爭的定性，尤其是影響重大的“司馬遼太郎史觀”，無疑構成了重大顛覆。在此次和田教授訪華期間，《三聯生活週刊》對他做了長達近5個小時的專訪，對他的新著《日俄戰爭》的價值、傳統“日本中心”史觀的缺陷以及他親身參與的新左翼社會運動的意義做了詳盡的探討。

*文章原載《三聯生活週刊》2018年第25期，作者劉怡 劉周巖

日本東京大學榮休教授和田春樹（王旭華攝）

超越“日本中心”史觀

——專訪東京大學榮休教授和田春樹

第四次踏上來華訪學之旅，80歲的和田春樹教授帶來了他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以下簡稱《日俄戰爭》）的中文版。某種意義上，這部厚達1000多頁的專著也是他對自己半個多世紀學術生涯的總結：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對俄國革命史的鑽研，在80年代初進入朝鮮史研究領域後獲得突破，最終將對俄國近代史、朝鮮近現代史以及日本本國史的思考融會於一部書中，以日俄戰爭這個單一事件串聯起了整部東亞國際關係史。經歷了對俄國革命史、朝鮮近現代史以及東北亞國際關係史長達40餘年的研究積累之後，和田對日俄戰爭爆發始末的再剖析徹底突破了日本史學界過往的“皇國中心”視角，形成一幅多主體、多層次互動的圖景。作為日俄矛盾激化關鍵誘因的朝鮮，以及過去在“日本中心論”著作中僅僅作為明治日本的對立面和陪襯出現的沙皇俄國，被他賦予了同樣關鍵的主體性，使對這場戰爭整體性質乃至最終影響的界定，不再侷限於日本本位主義的窠臼。這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日本學界之於日俄戰爭的定性，尤其是影響重大的“司馬遼太郎史觀”，無疑構成了重大顛覆。

難能可貴的是，書齋以外的和田春樹還是一位仗義執言的社會活動家。他秉持和平主義、民主主義的立場，在上世紀60年代即投身反對越南戰爭的公民運動，嗣後又翻譯過金大中的《獄中書簡》，為韓國民主化運動振臂吶喊。80年代日本政府著手與朝韓兩國改善關係之後，和田最早提出了日本方面應當就慰安婦問題向朝韓兩國道歉的主張，並與其他人文和社科學者、知名人士聯合投書日本政府，推動日本國會在1995年通過了向亞洲受侵略國家道歉的《終戰五十年決議》。他也因此在韓國被稱為“日本的良心”。近年來，和田繼續致力於推動日朝和解以及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等歷史罪行做出道歉，並對所謂“新歷史教科書”提出批評。

在和田春樹看來，歷史與當下並不可輕易割裂。近年來日本安倍政府在承認對外侵略歷史問題上的曖昧態度，與史學界將亞洲近代化進程完全置於“日本中心”推動下的觀念具有直接關聯。此次和田教授訪華期間，《三聯生活週刊》對他做了長達近5個小時的專訪，對他的新著《日俄戰爭》的價值、傳統“日本中心”史觀的缺陷以及他親身參與的新左翼社會運動的意義做了詳盡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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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過日俄戰爭，日本真正成為梁啟超曾說過的“偽文明”的國度，成為毋庸置疑的帝國主義國家。

三聯生活週刊：今年1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你在2009~2010年撰成的上下卷著作《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的中文版，在中國學界引起很大反響。這套著作被譽為“首次在全面調查日本、俄羅斯、韓國資料的基礎上所做的研究”，用了900多頁的篇幅集中討論開戰前一整年和戰爭爆發後一個月共13個月間日俄朝三方的互動過程，僅書末所列的參考文獻和人名索引等附錄就超過100頁。通過如此細緻的研究，你得出了怎樣的結論?

和田春樹：日俄戰爭是世界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僅給日本和俄羅斯兩個參戰國的國民，而且給受其裹挾被迫捲入戰事的朝鮮和中國的國民都帶來了深刻影響。1945年之後，受“二戰”戰敗影響，日本國內出現了反思近代以來歷次對外戰爭的想法。唯獨日俄戰爭是一個特例：迄今為止，依然有不少日本人認為1904~1905年對俄國的戰爭是堂堂正正的，不必因此感到羞愧。在我看來，這種想法並不正確。

對“日俄戰爭正義論”做出反思，構成了我撰寫這部《日俄戰爭》的動機。通過對整場戰爭為何發生、又是如何開始的歷史加以回顧，我試圖闡明：戰爭系因日本企圖統治朝鮮的慾望而引發，並通過入侵朝鮮而肇始。日俄戰爭始於兩國對朝鮮的爭奪，最終升級為雙方在中國東北進行的正面對抗。正是通過日俄戰爭，日本真正成為梁啟超曾說過的“偽文明”的國度，成為毋庸置疑的帝國主義國家。

三聯生活週刊：對日俄戰爭的戰史細節，自上世紀初以來已經有無數的回憶錄、文學和影視作品做出過鋪陳渲染。尤其是小說巨匠司馬遼太郎在1968~1972年撰寫的《坂上之雲》，在日中兩國都有著巨大影響。通過這部小說，司馬氏建立起了以“光輝的明治時代”和“黑暗的昭和時代”作為彼此對立面的歷史敘述觀念，即“司馬史觀”。而依照司馬史觀的見解，日俄戰爭屬於“光輝的明治時代”，是日本在沙俄的逼迫下不得已而進行的。你對此持何種看法?

和田春樹：在我進入歷史研究領域之初，正值司馬遼太郎的小說風靡日本，可以說《坂上之雲》也是我開始關注日俄戰爭問題的起點。到了本世紀初我開始著手寫作《日俄戰爭》這部書，某種程度上正是為了批駁《坂上之雲》造成的刻板偏見。這場戰爭系因朝鮮而起，但司馬氏在他的書中對朝鮮本身卻幾乎未著筆墨。他在提到引發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的朝鮮東學黨之亂時，列出了“一位東學的傳教士”全琫準的名字，這也是整部《坂上之雲》裡出現的唯一一個朝鮮人的名字。除此以外，從甲午戰爭爆發前夕直至日俄戰爭結束，司馬氏的行文裡甚至不曾出現朝鮮國王高宗(李熙)的大名，對1895年直接遭日本人殺害的高宗正妃閔氏更是隻字未提。在提到沙皇俄國時，司馬氏也過於偏頗地強調俄國在亞洲的野心。事實上，主動挑起戰爭的畢竟是日本。除此以外，關於開戰問題的一些細節的交代，《坂上之雲》也存在不少具體的錯誤。

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坂上之雲》作者司馬遼太郎

不過平心而論，司馬遼太郎對日俄戰爭的看法也有非常透徹的一面。1968年《坂上之雲》最初在《產經新聞》開始連載時，司馬氏曾經表示他希望寫出一部“樂觀主義者的故事”。但到1972年連載結束時，整個小說的氛圍卻變得愈發悲觀，暗示了日本的勝利在本質上是虛幻的，隨之而來的歷史則是黑暗的。司馬氏畢竟是一位誠實的作家，他遵從了自己所描寫對象的發展邏輯，逐步修正了對作品的最初構想。日俄戰爭的勝利看似鼓舞人心，卻開啟了日本此後從山巔一路滾落的悲劇命運：這是司馬氏的洞見。而許多人還見不及此。

日俄戰爭與近代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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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種說法認為，日俄戰爭是黃種人戰勝白種人帝國主義的大捷，它給了亞洲、非洲諸後進民族以希望。這或許是真相，但只是整個真相的很小一塊局部。

三聯生活週刊：但作為“光輝的明治時代”的一部分，司馬遼太郎對日俄戰爭的總體評價依然沒有脫離積極的基調。事實上，這種觀點在20世紀前半葉一度相當流行。你在1973年出版過的著作《尼古拉·拉塞爾：超越國界的民粹主義者》的主人公、俄國革命家拉塞爾(NicholasRussel)的態度就相當有代表性：拉塞爾認定日本的勝利具有積極意義，因為他是沙皇專制的反對者，希望藉由俄國的戰敗引起一場革命。列寧和孫中山也在不同場合評價過日俄戰爭的積極意義，甚至被現在的安倍政府當作一種宣傳手段加以利用。

和田春樹：有一種說法認為，日俄戰爭是黃種人戰勝白種人帝國主義的大捷，它給了亞洲、非洲諸後進民族以希望。這或許是真相，但只是整個真相的很小一塊局部。

不單是拉塞爾和列寧這樣的俄國革命者，就是中國乃至亞洲其他國家的激進人士，一度確實感到從日本的戰勝中獲得了鼓舞。中國辛亥革命的勝利與日俄戰爭的示範作用具有密切關聯。俄國的1905年革命，也是在日俄戰爭失利的直接刺激下迅速爆發的。

然而，這場戰爭並不是在無人居住的荒野和海洋中進行的。它的大部分交戰過程是在中國東北這一漢、滿、朝鮮諸東亞民族聚居的地區發生的，並給這些居民帶來了一場災難。同時作為日本戰勝的結果，處在夾縫中的朝鮮的利益受到了進一步侵害，最終在1910年遭到日本的吞併，這一點無論如何不應當被忽視。日本在獲得戰爭勝利之後，成為另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所以說日俄戰爭是一個極其重大和複雜的課題，實在有做詳盡分析的必要。

1905年1月22日，法國《小巴黎人報》週末專號頭版刊登的新聞畫：俄國旅順要塞司令官施特塞爾中將在停戰條約上簽字，宣佈殘餘守軍向日本第三軍司令官乃木希典投降。雙方會面之處是旅順郊外原清朝北洋水師的一處營房，戰後日本音樂家根據這一事蹟創作了著名軍歌《水師營之會見》

三聯生活週刊：安倍晉三首相的看法似乎和你不同。在2015年紀念“二戰”結束70週年的談話中，他公開宣稱“日俄戰爭鼓舞了許多處在殖民統治之下的亞洲和非洲的人們”。

和田春樹：關於日本政府對其近代以來的侵略歷史，尤其是侵華和侵朝歷史問題的正面表態，既涉及社會上的一般公論，也是一場國內政治博弈。各派政治力量都企圖通過這一事件實現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所以時進時退的狀況會經常出現。1972年中日邦交實現正常化之際，當時的自民黨首相田中角榮曾經就侵華問題公開表示過謝罪。1995年“二戰”結束滿50年之際，日本國會通過了《終戰五十年決議》，其中提及“認識到我國過去所做的行為，特別是給亞洲人民帶來的痛苦，在此表反省之意”。但這份決議創造了一個含糊的概念“全世界的戰亡者及因戰爭而犧牲者”，將受侵略國家的死難者與日軍的陣亡士兵混為一談，引起了國際輿論的質疑。為了消除不良影響，自民黨—社會黨聯立的村山富市內閣以“閣議意見”的形式授權村山首相發表了一次談話，公開承認“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並宣言“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這次“村山談話”，加上1993年時任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就韓國慰安婦問題發表的反省談話，確立了日本政府在近代侵略歷史問題上的基本立場，並受到中美韓等國輿論的監督。

1995年8月15日，時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參加終戰50週年紀念活動。當天他發表了日本政府關於歷史認識問題的重要聲明，就近代以來的對外侵略和殖民統治史表示反省及歉意

在村山談話和河野談話畫定了基線之後，所有後繼的日本首相都不得不就歷史問題做出某種程度的反省，哪怕內心不完全贊同。安倍也不例外。所以儘管他的確有否定村山談話的念頭，但在謀士的進諫之下，還是不得不採取一種隱蔽的模糊化處理。在2015年的戰敗70年談話中，安倍也承認“我國給無辜的人們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和痛苦”，並表示“我國對在那場戰爭中的行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但安倍談話著重強調的是對1931年“滿洲事變”以來侵略戰爭行為的反省，而村山談話提到的“殖民統治和侵略”可以追溯至甲午、日俄戰爭，將遠東軍事法庭未做審判的侵略歷史也包含在內，更加完整。所以說在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上，安倍內閣的態度更加曖昧。這也是他作為立場更右傾的政治人物的選擇。

日本的現代化有另一種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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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遼太郎曾說：“日本要麼淪為殖民地，要麼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去侵略別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在一些重大的歷史情境下，日本依然存在不同於侵略政策的另一種選項。尋找這些可能性也是我從事歷史研究的動力之一。

三聯生活週刊：150年前，日本通過明治維新開啟了國家現代化進程，一度躋身世界列強之林。因此不僅在多數日本人心目中，明治時代是“光輝”的，中國人談起明治維新也常常懷有嚮往的心理。因為同一時期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充滿波折，遠不如日本來得成功。然而維新之後的日本旋即走上了對外擴張之路，挑起了1894年的甲午戰爭和1904年的日俄戰爭。你是否認為明治維新本身就暗含有軍國主義的成分，使日本的現代化進程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對外侵略和擴張?除此以外，歷史還有別的可能性嗎?

和田春樹：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司馬遼太郎曾說：“日本要麼淪為殖民地，要麼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去侵略別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這種非此即彼的心理不能說毫無道理。從現實來看，日本的現代化進程的確是和對外侵略聯繫在一起的。幕府末期，俄國的彼得大帝改革一直是諸多仁人志士嚮往的模板，即利用強大的君主權力發展近代科技，藉此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既然決定要把俄國模式作為藍本，那麼維新之後的日本走上擴張之路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又因為明治維新獲得了成功，彼得大帝的模板也傳到了中國。康有為等人試圖在中國發起類似的改革，但最終失敗。可以說中日兩國都曾想往一個方向上走，只是日本僥倖成功了。

儘管這麼說有一定的爭議性，但作為歷史學者，我認為：除了對外侵略以外，近代日本還是有其他道路可走的。明治之前的江戶時代曾是一個閉關鎖國的時代，但當時日本和中國、朝鮮等鄰國維持了相對較好的關係，內部經濟也獲得了一定發展。明治維新之所以成功，也是以江戶時代的積澱作為前提的。在19世紀後半葉，日本選擇其他的道路，與周邊國家進行和平交往、聯合一致，同時依然保持主權獨立，是有機會的。

1890年前後，東京一家小手工作坊的工人正在加工金屬茶壺和花瓶。在明治維新的推動下，許多這樣的小作坊逐步成長為規模驚人的大型會社

在上世紀80年代研究近代朝鮮史時，我提出過一個觀點：從1884年支持朝鮮開化黨人金玉均發動“甲申事變”開始，日本就不可避免地走上了侵略戰爭之路。再往前推10年，則是“脫亞論”興起的時代。假如這兩個事件因為偶然因素髮生了逆轉，

歷史會不會就有不同?好像也不能斬釘截鐵。在一些重大的歷史情境下，日本依然存在不同於侵略政策的另一種選項。尋找這些可能性也是我從事歷史研究的動力之一。

三聯生活週刊：站在整個亞洲近代史的角度，日本除了侵略者的身份，似乎也的確扮演過某種現代化導師和庇護人的角色。你提到的發動“甲申事變”的金玉均，以他為領袖的朝鮮開化黨正是在日本的支持下成長起來的。19、20世紀之交，日本對中國的維新人士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曾有過幫助，對東南亞的反歐美殖民運動也有扶植。日本的這種做法究竟是實用主義的策略，還是說日本真心認為自己代表了亞洲現代化最正確的模式，希望把這種模式輸出和擴散到其他國家?

和田春樹：

至於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需要分兩方面來看待。一方面，日本政府確實有利用共和革命來推翻和弱化清朝，以便利日本在華擴張的考慮，所以支持了孫中山。但從另外一方面來看，也的確存在真摯的私人情誼。像宮崎滔天這樣的普通革命者會以友人和同志的身份與孫中山結成很好的私人關係，甚至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幫助友人的革命事業。這就不能單純地用國家利益來解釋了。

我曾經研究過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尼古拉·拉塞爾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被迫離開俄國之後，他參與了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推翻奧斯曼帝國統治的起義，也領導過夏威夷的本土獨立運動。日俄戰爭期間，日本俘虜了超過8萬名俄國士兵，拉塞爾聞訊趕到長崎，希望向這些戰俘灌輸革命思想，日本政府對此也持支持態度。但在1910年日本吞併朝鮮之後，拉塞爾對自己的盟友感到失望，於是轉赴菲律賓。在菲律賓居住期間，拉塞爾通過書信與宮崎滔天、孫中山等人建立了友誼，後來病死在中國。這個革命家聯盟的成員，也包括日本的亞細亞主義者、《東亞日日出新聞》記者金子克己。金子克己一方面曾以同志的身份幫助中國的革命事業，另一方面也為日本政府工作。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回到佐世保，不久病逝，死前曾有一段感言，大意是：雖然這麼說對天皇陛下略有些不敬，但現在才是日本應當有的狀態啊。從他的例子也可以看出，每個人的感情都是很複雜的;究竟是基於國家利益還是個人友誼在行事，是取決於具體的歷史情境的。

1966年7月1日，日本左翼學生團體“全學聯”在東京舉行反越戰示威遊行，並與防暴警察發生衝突

三聯生活週刊：你的歷史學研究是建立在對日本近代歷史全面反省的基礎之上的。即便是以往認為最正當的日俄戰爭，你也做出了深刻的批判。那你認為，從明治維新到“二戰”戰敗這半個多世紀的日本近代史中，有哪些屬於積極的方面?

和田春樹：還是有的，明治維新的許多成果還是正面的。維新讓日本也能夠躋身西方列強之林，保全了自己的主權獨立。尤其是幕府體制終結之後，日本仿照德國模式建立了現代國家，廢止了身份制度;士農工商地位平等，奠定了市民社會的基礎，這是相當進步的。外交關係上，1875年日本與俄國簽訂了《薩哈林島-千島交換條約》，和平解決兩國之間的邊境爭端，使日本的版圖得以擴大到北海道以北的千島群島。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與俄國爭奪領土並不值得提倡，但能夠以和平方式解決領土問題，畢竟彌足珍貴。在政府以外，民間出現的一系列反對戰爭、呼籲和平的社會運動也值得肯定。一些日本人，比如宮崎滔天，在政府壓制民間言論之時能夠挺身而出，這是值得驕傲的。

（感謝胥振鐸為專訪提供全程口譯。《日俄戰爭》譯者易愛華及實習記者彭予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上下卷）》

[日]和田春樹 著 易愛華 張劍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1

ISBN: 9787108060211 定價：1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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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18年6月

荷花池畔竹涼床，一枕閒消夏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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