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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禁錮思想，明代思想開明？
首先，文字獄確實是清朝毋庸置疑的一個黑點。但是，也不得不說，文字獄的不光彩被網上很多人誇大了。最知名的文字獄中，就有數起事實上是經不起嚴格推敲的。例如曾靜-呂留良案，曾靜前去挑動地方實力派嶽鍾琪進行反清行動，這在哪裡都已經超越了言論自由的地步，屬於貨真價實的將顛覆國家政權付諸行動的行為了。這種行為放到哪個朝代都是大逆不道的砍頭，完全稱不上文字獄。再比如胡中藻案，與其說是文字獄，倒不如說是乾隆針對鄂爾泰朋黨勢力開刀的行動，屬於上層政治鬥爭，而非有意針對文人。
其次，文字獄有無起到遏制思想的效果？答案很明顯是否定的。首先舉明末清初三大家，很多人說他們代表的是明代的思想，但有必要注意的是，他們的真正有分量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在清代才寫作併發行的，很顯然，並沒有遭到任何文字獄的壓制。在清代自身培養出的思想家中，袁枚和戴震的異端程度絕對不遜於李贄，顏李學派的唯物主義和實踐主義也有近代學術的苗頭，而乾隆後期以來崛起的今文經學和經世學派更是清朝思想的重磅選手，在鴉片戰爭後兩家分別由魏源和康有為引領成為了中國思想近代化的先驅。
第三，明中後期的士大夫確實表現得很活躍，清朝則很低調，同時關注於考據學，這個和文字獄確實有一點關係，但更主要的影響因素是士大夫階層自身的自我反省。在清軍入關後士大夫們一致在反思事何以至此，最後得出的結論是，“王學末流，遊學無垠，浮說無本”，只知空談不知實幹，才會導致把政權搞垮。幾乎所有經歷了明清易代的士大夫們都有這種感觸，因此他們集體性地排斥明代那樣“高談闊論”的行徑。
第四，明代思想界活躍，是否意味著明代思想政策也是開放的？在洪武年間明代就有遏制民間書院的政策，洪武到宣德六十年間書院的發展基本處於停滯狀態。即便是明中葉書院興起後，明代仍然有多次大毀天下書院的行動。魏忠賢毀書院還稱得上是同東林黨的政治鬥爭，張居正毀書院的動機就純粹是針對王陽明學派的學術專制了。相比之下，清代沒有一次對書院系統展開過清洗。
思想領域之後是政治領域。清代的皇權要強勢於明代的皇權，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是，對一個政府形式進行評判並不能以“分權”與否、“民主”與否作為判定標準。中國古代最分權、最“民主”的莫過於唐初的三省制，但唐代中葉就被轉變成了政事堂，之後宋明清三代皇權不斷加強，這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
只能說，明清兩代都沒有逃離這個趨勢，而是在這個軌跡中發展的下去。當然有人認為明代的政治趨勢是走向現代的內閣制，這純屬自我yy。表面上看確實明代的士大夫能夠脫離皇權而運作，而清朝的皇帝把士大夫訓得服服帖帖。但這主要是明代大部分皇帝在深宮裡被慣得能力差到根本不會搞政治鬥爭，而清代皇帝即位前都必須要有行政事務和政治鬥爭實戰演練，勝者才能為王。明代的士大夫在嘉靖萬曆面前還能抗議幾下，等到真正會權力鬥爭的魏忠賢出來了，東林黨就直接被“逆我者亡”了——沒有人否認魏忠賢本質上就是明代皇權的化身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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