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
伊內博盧是土耳其北部的港口城市，靜謐怡人。五姐妹拉蕾、努爾、索娜伊、塞爾瑪和安傑與她們的叔叔和祖母生活在一起。某個陽光燦爛的下午，她們和幾個男同學在海灘邊戲水打鬧，而後又去果園偷摘蘋果，歡聲笑語不斷。豈料，路過海邊的鄰居將此事告訴了她們的祖母和叔叔。等待她們的是漫長的禁足和無情的呵斥。迫於宗教和習俗的壓力，叔叔只能帶她們去醫院體檢，以確保處女之身尚在。祖母則開始在家給她們傳授種種家務勞作的技巧，家已然成為一個老婆加工廠。
家中的鐵門和圍牆越修越高，可向往自由的五姐妹仍舊偷偷逃出家門前往球場看球。仁慈的祖母滑稽地製造了一起全村停電事件，替她們將此事隱瞞下來。祖母加快了替孫女們相親的步伐。最先前來提親的人家原本看上了索娜伊，但索娜伊堅決要和心上人艾金結婚。祖母同意了她的請求，把塞爾瑪介紹給了這個陌生的家庭。結婚當天，相愛的索娜伊和艾金縱情歌舞，一旁的塞爾瑪和陌生的丈夫奧斯曼卻只是在黯然中喝著悶酒。
安傑在叔叔的車上和一名青年親熱，豈料幾日後，她便在家開槍自殺。家中只剩拉蕾和努爾孤單相伴，在努爾的婚禮當日，拉蕾終於下定決心，帶著努爾逃離家鄉，前往伊斯坦布爾。
影評：
涉及性別話題的影片往往意旨明確、符號多義、筆觸尖銳，而《野馬》則似潺潺流水，綿柔溫婉，擲地有聲。手槍、汽車、足球，生活中無處不在的男性符號在艾葛溫眼中則化為儀式化的道具，是拉蕾出逃的臨門一腳，也是虎視眈眈的世俗世界。李楊的《盲山》也曾述說婦女在封閉、非現代的環境中的宿命。其力道蒼勁，由上到下審視民族性中的頑疾。《野馬》的筆鋒卻潛藏於光影間隙之中，其力道則是縱向的，自內而外探求女性的歸屬。影片中的五位女孩更像一朵朵含苞待放的花蕾，枝葉嬌翠，觀眾需屏息靜氣，方可嗅到她們的芬芳。
五姐妹從女孩轉變成女人的那一段靜謐時光洋溢著青春的躁動和強烈的生命慾望，導演敏銳地捕捉到了這段時光，它也成了《野馬》區別於其他女性題材影片最閃耀奪目之處。導演弱化了片中關於性別偏見和社會陋習的批判，叔叔對五姐妹的禁錮是通過祖母得以實施的。祖母身處夾縫之中，她是過來的一代，也是矛盾的一代。她同情孫女的遭遇但又不得不按照既定的男性模式來充當規訓孫女的機器。面對性別和習俗對女性的壓迫，祖母對她們施以愛的懲罰，沒收她們所有和外界聯繫的工具，傳授廚藝和家務技能，這是其男性特質的一面，而當她面對孫女們私自外出看球、大膽追求愛情和婚前淘氣鎖門等行為時，她又站在了女性這一邊，為她們的莽撞和勇敢，無私地承擔了潛在的責罰。這是一種討巧的結構設置，規避了拗口難嚼的宗教和世俗討論，將鏡頭縮小至個體的生命體驗，以小搏大，敏銳且深刻。
艾葛溫在採訪中曾說，女孩肆意飄揚的頭髮就如同野馬的鬃毛一樣，滿是活力、滿是希望。影片中凡是女孩的鏡頭大都是高調、溫暖、多彩的。女孩的頭髮既是她們異於同村人的青春符號，也是影片最顯著的造型元素。海灘追逐、家中受罰、體檢返程等五姐妹的群戲中，頭髮總是作為視覺主體，要麼處於鏡頭中央，要麼輔以逆光將其照得輕盈明亮。而影片中的其他女性角色，祖母、提親的長輩、路人和同學，大都以短髮或盤發登場。當五姐妹在球場搖頭吶喊、在皮卡車尾廂中迎風歡唱、在婚禮中抱頭痛哭，當伊斯坦布爾清晨的陽光喚醒依偎在車窗前的拉蕾和努爾，她們的頭髮或飄揚或閃耀，似磁鐵一般，抓牢了觀眾的眼睛。
《野馬》是多義的，但絕不含混；是批判的，但卻不生硬；是熱情的，但不失含蓄。當拉蕾和努爾穿過黑暗的山間隧道，坐上城際巴士時，我們或許對兩姐妹的未來才稍微放下心來。拉蕾靠在車窗酣睡，鎮定從容。這份從容，也是導演艾葛溫藉由影片得出的答案—勇敢地走出去。她對未來充滿信心，當拉蕾擁抱恩師迪萊克，當女性擁抱智慧，世界又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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