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被歧視的地方，當然是河南，“十億人民九億騙，河南人是總教練”這種順口溜，不光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在說，經濟並不好過河南的西部省份也同樣愛說。
安徽、蘇北人好不到哪去。無論是何版本的中國地圖炮，安徽總難免與乞丐、小偷掛鉤，而蘇北人在蘇南人眼中則往往被視為扛大包、賣苦力的同義詞。
▍網絡流傳的地域歧視
實際上，除了河南騙子、安徽乞丐、蘇北苦力外，還有個今天已很少被人提起的地域歧視，就是“山東自古出響馬”，雖然土匪強盜的名頭早有後來者獲得，但魯西南依然是著名的負面新聞高發區。
有心人應當注意到，這四塊地區是彼此相連的。
歧視地帶
說河南出騙子當然是不公的。實際上，總結最近十年廣為人知的詐騙犯罪，根本無法得出“河南出騙子”這樣的印象。
中國流行兩類詐騙，只吃本地人的集資詐騙不會給外地人留下印象，而幾乎每個人都會遇到的電信詐騙，與河南無緣。這種犯罪活動，需要緊密的社會分工，更易在宗族關係尚存的地方出現。該詐騙模式臺灣傳入後，先在福建廣東落地生根，後由湖南中部地區發揚光大。
飽受歧視之苦的河南人除了用《河南人惹誰了》表達憤怒外，有時也會辯解說，詐騙都是豫東人乾的，那地方人假話連篇，我們豫西可都是老老實實做人的。
上海人輕輕吐出“白完（皖）”二字便可表達強烈歧視，安徽人當然也會辯解，乞討只是一部分安徽人，並不代表安徽人都是乞丐。而皖南人乾脆做切割，其實，那都是皖北人乾的，皖南的名片是徽商，我們經濟富庶，教育發達，怎麼會當乞丐。
如果你看下一中國地圖，就會發現，這些遭受歧視的重災區——豫東、皖北、蘇北、魯西南，會發現它們彼此接壤。也就是說，上面所有的壞印象都源自同一塊地方，它位於河南、安徽、江蘇、山東四省的交匯地帶。
江蘇、山東沒有像河南、安徽那樣被整體貼上不良標籤，實在是因為江蘇南部和山東東部的經濟遠遠超過全國水平，而河南、安徽因總體經濟水平欠佳，很容易就被整體納入地域歧視的鏈條。
這片最遭歧視地區，處於黃淮之間，其實也算得上是風水絕佳的帝王之鄉。
中國的開國皇帝大多權貴出身，登上皇位，都是幾代人的積累。惟有劉邦、朱元璋，完全靠自己白手起家。巧的是，他們都出生於黃淮區域，他們賴以打天下的功臣武將，也大多來自故土家鄉。
黃淮區域可謂歷史上的龍興之地，如何成為後人眼中的流民發源地？
其實，當年將平民變成皇帝的推手，也正是後來批量製造流民的力量。這一力量就是氾濫的黃河。上述慘遭地域黑的四省交界處，正好與黃河洪泛區高度吻合。
▍歷史上黃河下游氾濫範圍圖
大河的詛咒
黃淮流域之間的四省交匯處，是大片平原地帶，本當為宜農作的豐饒地帶，不幸的是，漢代之後，黃河水災頻繁，宋以後更加氾濫，這片位於黃河下游的平曠地區成為頭號受害者。
黃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黃河鬥水，泥居其七。”這些泥沙淤積使黃河成為一條高高在上的懸河，決堤頻發。有清一代 260 餘年間，不計晚清改道後下遊民埝的漫溢決口，僅有案可查的決口次數就達 170 多次。
非洲的尼羅河也會定期氾濫，給兩岸帶來肥沃土壤，孕育出古埃及文明。但黃河泥沙含量太高，洪水流經之處，土地都被泥沙覆蓋，原先的良田迅速鹽鹼化，糧食減產，使原本就不富裕的黃泛區陷入極度貧窮。
今天，“黃泛區”被狹義地解釋為 1938 年 6 月 9 日，為阻塞日軍進犯，在黃河花園口決堤後在豫、蘇、皖三省形成的洪水淹沒區。歷史上，黃河頻繁決口淹沒的地區還包括今天山東西部和河北東南部。
▍焦裕祿在河南蘭考治沙、治澇、治鹽鹼，都是治理黃河之害
黃河洪水氾濫，波及的絕不僅是決口處的一兩個縣。水量很大時，甚至造成河流改道，“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看似頻率不高，但一旦發生便會造成破壞原有自然生態系統與社會秩序的深遠災難，禍及整個平原。
南宋紹熙五年，黃河改道奪淮入海，帶來大量泥沙，加劇了淮河下洩不暢的問題，使內澇成為淮河水災的重要形態。儘管在清朝咸豐五年它再次任性北移至山東，古淮河的河道也已經被其用廢。
這個世界罕見的高頻天災地區，儘管曾是中國最早進入農業文明的地區之一，但頻繁的水患導致經濟極為脆弱。稍大一點的水災，無論貧困之家還是累世殷實富戶，家產都會在洪水中蕩然無存。
家園毀蕩，人民只有外出逃難，或南下過江，或西進陝甘，往往只能以乞討、偷盜或打工方式餬口。實際上，很多災民是三種角色並行不誤。這難免會給外地人留下深刻印象：某某地方人都是乞丐、小偷、苦力、強盜。
遲至八九十年代，還有黃泛區的父母為孩子定親時，還會特意詢問對方姑娘，有沒有跟隨父母外出乞討的經歷。如果沒有，他們就會擔心未來的孫子孫女：你連討飯都不會，將來洪水來了，你孩子可咋辦？
比這更嚴重的，是社會秩序的脆弱。辛勤耕作—積累資金—增購田產的發展模式在黃河下游邊是行不通的。
洪水過後，地貌大變，原有的地界、田界無影無蹤，大家只能憑感覺重新劃界，或者誰搶到就是誰的。當人們見慣了財物易手，連土地這個最重要的財產所有權都難以穩定維護時，人們對產權能有多少尊重？
穩定的社會信用自然也無法建立起來。洪水一到，親戚、朋友、債主、仇人，不是被洪水沖走，就是逃荒或遷居外地。在極不穩定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下，人們的行為模式會本能選擇短期策略。
假如一個人不幸生在黃泛區，他應該選擇怎樣的生存策略？顯然，積蓄財產和經營名聲這種長期經營策略不會成為優選，只考慮眼前短期利益才符合理性，以及儘快逃離。正如安徽官府那番無可奈何的評論：“民性不戀土，無業者輒流散四出，或彌年累月不歸，十室而三四。
浪花淘盡英雄
今天已經很少再有“山東自古出響馬”的說法。但這段歷史並不遙遠。
1923 年 5 月 6 日，上海至北京的第 2 次特別快車，在山東臨城與沙溝地段被孫美瑤的“山東建國自治軍”攔截，除一名英國人負隅頑抗被擊斃外，綁走外國旅客 19 人，中國旅客 100 餘人。它被稱為民國第一案。
除了提出鉅額補償，孫像梁山好漢一樣希望招安。當時活躍在山東 30 個州縣的民間武裝約有三萬多人，槍支兩萬多，臨城劫車案和平解決，讓他們躍躍欲試。
孫美瑤的先輩梁山好漢，也是黃泛區的產物。五代到北宋末，黃河三次決口，洪水在梁山腳下彙集成一片遼闊水域，成為宋江等梁山好漢的革命根據地。
地理環境上，大平原不適合以英雄好漢為業，但短期生存策略下，民風自然爭強好鬥，一旦手中有積累，農民不是購買農具、土地，而是採購長矛、刀劍、甚至火槍，進可傷人，退亦可自保。
清朝思想家魏源曾在蘇北為官，他形容此處“土地荒蕪，民惰而好鬥，習於搶劫，故該地素稱難治。” 魏源是湖南隆回人，當地多宗族械鬥，他口中的難於治理可見當地民風。
孫美瑤的山大王之路也是一個縮影。孫氏原為山東棗莊鳧城鎮白莊村的書香門第、殷實之家，孫美瑤的哥哥孫美珠還是前清秀才。但孫家時常被土匪勒索敲詐，孫父甚至被綁架。1918 年，孫氏兄弟一怒之下變賣家產，購買武器、聯絡各路“竿子”，築寨於抱犢崮，很快聚集數千人。1920 年組建“山東建國自治軍五路聯軍”，孫美珠任總司令。
任何地方都有土匪，黃泛區地貧人窮，盜匪叢生也不奇怪。但這裡土匪的特色在於，他們是“匪民一家”，當土匪並不是背叛社會，而是家庭經濟的一個有益補充。
美國曆史學家裴宜理在《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中寫道，黃泛區土匪通常與家庭保持著緊密聯繫。她援引一位外國記者在河南的報導：“我傾向於認為，百姓與土匪之間並沒有實質區別。百姓正是那幫匪徒的父母兄弟姊妹，而土匪們會盡量把剽掠成果託人捎帶回家。”
▍美國漢學家、人文科學院院士裴宜理
裴宜理指出，黃泛區盜匪如麻的根本原因，是當一戶人家的糧食常常不足以養活全家。於是，多餘的兒子就變成“光棍”，自尋出路。有的光棍會去打工、乞討、當兵，有的則會入“捻”為匪。
“捻”是當地方言，用捻線成繩的比喻，形容一群人聚成一個幫派。小捻子只有幾個人，偷竊、盜墓、偷割莊稼。大捻子有數十人至數百人，綁架、敲詐、收保護費、收買路錢。更大的捻子則成千上萬，動輒跨縣連郡，攻佔城池，變成官府文告中的“捻匪”。最大的捻匪首領張樂行，鼎盛時統兵二十萬，控制幾十個縣城，是豫東皖北事實上的統治者。
▍捻軍：黃泛區的產物
彪悍好鬥的民風，加上亦民亦匪的傳統，使黃泛區人民成了中原的“遊牧民族”：經濟落後，但戰鬥力極強。和平時期他們只能小股剽掠，一俟天下大亂，他們就成了逐鹿九鼎的強勁候選人。
元朝末年，朱元璋能夠消滅各路諸侯，一統天下，他的淮右老鄉團無疑立下了汗馬功勞。到清朝末年，捻軍雖不如南邊的太平天國聲勢浩大，也同樣取得不俗戰績：他們擊斃了蒙古名將、八旗軍統帥僧格林沁親王。
盜匪與革命的界限有時並不清晰。臨城劫車案發生後，反動統治階級汙孫美瑤為匪，雖然毛主席在 1926 年 12 月的湖南第一次農民代表大會中稱之為革命團體，陳獨秀、馬林等都肯定了孫美瑤，但新中國成立後，孫美瑤很長時間依然被視為普通土匪。
1997 年，中國社科院院長鬍繩到棗莊調研時，視察了孫美瑤當年扣押人質的抱犢崮，稱孫美瑤為“王佐式人物”（王佐，井岡山農民領袖，加入紅軍被誤殺），認為對臨城劫車案“要重新認識”。
當年 12 月召開“山東建國自治軍暨臨城劫車案研討會”上，正式認定了其革命性質。“文革”中被平毀的孫美瑤被重新修建，棗莊抱犢崮公園的山路上修建了山東建國自治軍紀念碑。孫的鄉親們終於又可以公開以孫為傲了。
▍1997 年 12 月 18 日建成的山東建國自治軍紀念碑，碑文如下：民國之初的北洋政府時期，各派軍閥割據，連年混戰，使當地百姓災難深重，苦不堪言。一些不堪重負的百姓，紛紛聚眾起義。 1920 年，原嶧縣白莊（現北莊鎮白莊村）清末秀才孫美珠和五弟孫美瑤、叔父孫桂芝一道揭竿而起築寨於抱犢崮，成立了“山東建國自治軍五路聯軍”。 1923 年 5 月，孫美瑤帶領“山東建國自治軍”，在抱犢崮山區製造了轟動中外的“臨城劫車案”，史稱“民國第一案”。
值得欣慰的是，肆虐了兩千年的黃河今天已很難為患，因為黃河都快斷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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