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你會告訴我“艾滋病是由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引起的”、“HIV是一種能攻擊人體免疫系統的病毒”、“HIV可以通過血液、精液傳播”等等。
但是，有兩個常常被忽略的因素和艾滋病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這兩個因素便是「心理健康」和「社會汙名」。
近些年來，許多針對這些易感人群的研究證據都揭露了曾被忽略的關鍵點：心理因素在性行為中的影響。比如，抑鬱症和高危性行為就有一定的相關性，抑鬱症狀嚴重的人更容易發生未經保護的性行為。
- 而這種性行為對每個人群的意義都有所不同，而對於男同性戀者和跨性別女性來說，未經保護的高危性行為很有可能就意味著HIV。
然而， LGBTQ群體的心理健康卻不容樂觀。 來自國外的數據顯示，LGBTQ人群會經歷心理問題的幾率多出了三倍，自殺率也多出了三到四倍（National Alliance on Mental Illness, n.d.）。跨性別群體的抑鬱率更是高達40-60%，其中一則來自中國的關於跨性別女性的研究報道也給出了45%抑鬱率的驚人數字（Yang et al., 2015）。
無獨有偶，在美國，男同/雙性戀人群是最大的HIV感染人群（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HHS], 2017），每年70%的新感染者都是來自這個人群。而跨性別人群的感染率也頗高（特別是跨性別女性），是一個值得注意但常被忽略的人群（Clements-Nolle, 2001）。
- 通過數據分析，社會科學家們已經漸漸意識到了心理健康和HIV的緊密關聯。無數證據都在警醒著我們：心理健康在HIV防治中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
除了抑鬱症之外，在HIV防治中，我們更需要擔心的是多個心理狀況同時存在的現象，學術界稱為“syndemic”。一則來自美國的關於男男性行為的調查當中，科學家發現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存在的心理狀況越多，那個人會發生高危性行為以及感染HIV的幾率越大（Stall et al., 2003）。而這樣的情況在年齡較輕的男性當中更讓人擔憂（Mustanski et al., 2007）。有學者推測，這種多種心理問題共存的情況（syndemic）甚至是主導HIV病毒在男男性行為中流行的首要因素（Stall et al., 2003）。
然而，問題來了，為什麼這些人群往往會面對著更大的syndemic現象的風險？西方的科學家們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上思考並找到了答案，這個答案便是「社會汙名」。
- 現今社會對性少數群體（LGBTQ）存在極大的歧視和偏見，社會科學家們將這種歧視和偏見的思想稱為「社會汙名」。
展開來說，一個人的身心發展離不開社會，因此 LGBTQ人群的身心發展和行為模式會被社會和文化的壓力影響。比如，傳統社會家庭對男性「延續香火」的期待，無法滿足這種期待的人往往會感受到某種社會壓力，這種壓力常以「恐同」或「恐跨」的汙名化方式出現並施加到一個人的身上，比如，被家長覺得“丟臉”甚至是一種“恥辱”（Stall, Friedman, Catania, 2008）。
自然而然，這種「恐同」和「恐跨」的行為也會影響到孩子們，特別是長大後發現自己也是性少數群體一員的孩子們。這種汙名化式的攻擊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影響這些孩子們的自我意識，降低這些孩子的自尊、自信和自愛。這些孩子長大後會更可能經歷抑鬱等心理狀況，然後產生雪球效應導致他們進行高危性行為並感染HIV的風險更高（Safren, 2011）。
那些沒有受到「恐同」和「恐跨」影響的孩子們呢？一則關於美國LGB青少年的研究告訴我們，父母的接受程度與吸毒、抑鬱、自殺和高危性行為有著非常大的相關性。 父母接受程度越高，孩子們的這些行為就越少 (Ryan, Huebner, Diaz, & Sanchez, 2009)。
無獨有偶，一則關於美國跨性別孩子的研究顯示，受到支持的孩子們的心理健康與其他小孩無異，進一步證實了跨性別狀態本身並不會導致心理疾病（Olson, Durwood, DeMeules, & McLaughlin, 2016）。
- 這些數據何不令人發人深省呢？
因此，請記住，在HIV的防治工作中，我們萬萬不可忽略「心理健康」和「社會汙名」的重大影響。
也許，從一開始，艾滋病就根本「不是一種疾病」。
我們需要改變的大概是這個社會，是人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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