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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秦仲陽，網名石敢當。畢業於廣西師大政治系，先後在廣西、海南、廣東辦報，目前在廣州日報社負責粵東採訪工作，長期駐惠州，出版有專著《中國城市生態建設樣本---惠州20年山水變遷錄》。
前天（編者注：本文寫於2016年10月）在惠州殯儀館送別鍾逸人老總，回來路上一直沉浸在悲痛中。這兩天回想起自己當年來惠州的點點滴滴，我越加覺得鍾總是我人生道路上必須重重提及的一個人。是他將我領進了惠州的門啊！
那年風華正茂
我1991年夏天第一次來到惠州的。
那時我其實剛從廣西調到海南省的中國特區時報社工作也才2年多時間，主要採訪全國開放城市。1991年正是我們這些闖海人最惶惶不安的時候。一份無意中看到的海南省發展研究中心起草的海南省政府給中央的報告，提到海南特區政策難以落實的情況，很是讓我們震驚。當時，社會上對我國的開放質疑甚多，甚至某著名晚報將洋浦開發斥之為“開門揖盜”（以至有了後來的鄧公南巡，但當時我們可料不到）。這根稻草，壓斷了我們這些新聞人敏感的神經，特區不特，海南還有什麼前途？不少人考慮撤離，我也不列外。
因此，當我1991年夏天沿著東南沿海一路走下來到了惠州，在採訪惠州市委常委、秘書長黃良坤時，他請我在小島吃飯，聽我一再讚歎西湖和惠州城的美麗，他可能是無意中提了一句：你這麼喜歡惠州，不如留下來工作如何？我當然喜出望外。當天下午，他就將惠州報總編輯鍾逸人叫來與我見了面，鍾總跟我聊沒多久，就叫我晚上到他在長壽路的家吃飯，說要介紹一個重要的人跟我認識。這樣，我到惠州才兩天，竟然就決定轉投惠州懷抱，不再到深圳或珠海尋找機會了。就因為鍾總的熱情和黃常委的提攜，更因為鍾總的愛人就是當時的惠州市宣教系統機關黨委書記，管人事，她在飯桌上就爽快地接納了我。
事後我才知道，鍾總及報社領導這麼看重我，是因為當時的惠州報復辦幾年來，採編人員還全部是本地人，急需從外地增添一些新鮮血液。我這樣不但在地市報和省報工作過，而且還剛剛獲得中級職稱的年輕人算是趕上趟了。後來我成了惠州報第一個正式調入的外省人（赫容和張敏雖然比我先來，但辦調動手續在我之後）。
惠州報是惠州日報的前身，90年代初位於市區環城西二路的辦公樓
說起來容易，其實我的調動遠比其它人艱難。我7月到的惠州，9月正式再來惠州邊工作邊辦調動手續時，卻碰到了麻煩，商調函老是拿不到。一瞭解，市委組織部將我卡住了。據說理由是報社沒有事先跟組織部報告就進人，不合規矩。一卡就是2個多月，後來時任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湯聘輝開玩笑告訴我說：你的調動差不多算是開了半個常委會呢！原來當時官司最後打到了市委書記朱友植那裡，朱書記只好將楊有義、黃良坤、湯聘輝三個常委叫到一起討論我的調動事，並拍板：“下不為例”。憑常識我也知道一個小記者的調動驚動包括書記在內的4個常委，真的創紀錄了。
沒想到的是，我12月拿著惠州商調函回到海口辦調出手續時，也遇上了麻煩。因為當時新調入海南的“人才”大量申請調回內地，搞得海南這邊也玩起了封堵。我最後是藉助廣西日報經濟部一位老領導的同學、海南電視臺臺長出面，才將調動手續辦成的。
《惠州日報》各個歷史時期出版的報紙。
回到惠州，手續交給報社辦公室後，還沒正式辦妥，突然有一天市委辦副主任鄔柳成來報社領導辦公室，說當時的市委新聞秘書潘小平有調動，黃秘書長希望報社放秦仲陽去接新聞秘書，手續不辦入報社了。鍾總偷偷出來告訴我情況後，叫我自己拿定主意，他說：如果不想從政，就堅決不要同意去做新聞秘書。我一聽立即就告訴鍾總：我從來沒想過自己要從政，我就留在報社。於是，我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就這樣決定了，至今我仍認為自己的選擇沒有錯。
當時的惠州發展勢頭很猛，新聞業也順時而興。我調入沒多久，鍾總帶我們採訪惠州港時，跟時任大亞灣管委會副主任、惠州市荃灣開發總公司總經理徐志達談及合作辦一份大亞灣報的事，徐總一聽就表示贊成，很快就促成了大亞灣管委會與惠州報社的合作。惠州報由週三刊四開小報擴為對開大報的試刊就是與大亞灣報試刊合而為一的，5月5日出第一期，隨後一個月出一期，到10月惠州報“告別小報奔大報”，大亞灣報也如期面世。惠州新聞業進入如火如荼的三四年。
大亞灣，90年代的惠州港
剛開始大亞灣報的工作其實全部是我們兼職操作，鍾總親自任主編，我們四五個包括大亞灣管委會的新聞秘書都是副主編，隨後才慢慢從外地招聘了一些同志，正式出報時才組成專門的大亞灣報採編團隊，首任常務副主編是袁治平，老袁調走去辦惠州工商時報後，我接任常務副主編。當時，惠州市經協辦新辦了一份《大惠州》雜誌，交給我們負責，我和老袁將它與大亞灣報惠州編輯部合二為一在糧食局租房辦公，老袁也在《大惠州》掛任副總編輯，鍾總對此也充分理解和信任。
鍾總那時在報社不僅僅是主要領導（他本來是社長、總編輯、黨組書記一肩挑，後來分出了社長），他還是報社的首席記者和首席評論員。最特別的是，他率隊外出採訪，往往都是他親自動手寫稿，而且基本上是當晚就寫了出來。
但好景不長，因為鍾總當年自恃自己擔任過地委書記秘書、地委副秘書長、政研室主任，對市裡的工作進行評論時可能有某些不當之處，久之自然引起個別領導不高興，1993年底才剛剛50出頭就被調離報社，去文聯當主席。對鍾總這樣的人來說，那種極度的壓抑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我1994年4月也離開惠州日報社調到惠州晚報，1998年底調到廣州日報，但一直沒有離開惠州。一轉眼，在惠州生活工作已經25年。
早在2009年底，老袁剛剛退休就突然離世，他離世前些天我們還專門去醫院看望併合影。但現在作為當年引我進入惠州大門的鐘總離世，我翻遍所有相冊，竟然找不到一張跟他的合影，實在是遺憾之致！。
敬愛的鐘總安息！
附錄：2009年惠州日報60週年報慶時對鍾總的採訪：
在當年報社大多數老員工眼中，鍾逸人不僅是一名報社領導，更是一名新聞業務骨幹。在他擔任報社總編輯的1988年～1993年的5年時間裡，《東江報》、《惠州報》（《東江報》於1990年10月易名為《惠州報》）共有24篇新聞作品獲得廣東省新聞獎，其中有6篇作品出自他之手，佔了獲獎作品的四分之一。
經常半夜爬起來寫評論
“《東江報》在1986年重辦。重辦初期條件非常困難，惠陽地委在財政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給了15萬元的創辦經費和位於市區荔浦風清的一套舊房子。”日前，鍾逸人告訴記者，在創辦初期，當時《東江報》只有二三十人，人員主要由各縣市的新聞秘書和原 《惠陽報》少數骨幹組成。當時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是多面手，集採、編、版式、校對於一身。
作為報社領導，不管工作多麼繁忙，鍾逸人都經常帶著記者到現場採訪，他都會親自動筆寫稿子，他的寫稿總量高居報社之首。“在當時那麼困難的條件下，大家都沒有怨言，作為報社領導，我自然要帶頭深入採訪，手把手幫年輕人提高業務能力。”鍾逸人說。鍾逸人是從地委過來的，能夠更好地理解當時市委的決策，所以很多重要採訪，還是由他負責。白天要忙著報社的公務，晚上鍾逸人還經常半夜爬起來寫評論。“現在我每天夜裡還要起來幾次，不能一覺睡到天亮，已經成為職業病了。”鍾逸人說。
“我有個特點，就是 ‘萬金油’、雜家。我幹過文秘、政研、經濟、新聞和文化工作。但我最愛的工作還是新聞，新聞工作最能鍛鍊人。”鍾逸人說，在報社重起爐灶那幾年，評論、通訊、特寫、專訪以及報告文學等各種形式，他都能熟練掌握，一本40多萬字的《崛起的夢》，就生動地記錄發生在惠州這塊熱土上的深刻變化，展現那個年代奮力拼搏、勇敢進取的惠州人的精神風采。
惠州開發熱促進報社變革
上世紀80年代後期，惠州正處於改革開放的活躍時期。“當時我國經濟發展有3種類型的熱點地區，一種是靠政策扶持發展的經濟特區，一種是靠國家用資金扶持的開發區，還有一種就是像惠州這樣靠資源優勢而引人注目的投資熱點。”鍾逸人說，在那個年代，惠州吸引大批海內外資金進來開發，到處都是一片紅火的建設景象。
“當時，全國的眼光都聚焦惠州，也給報社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大批資深記者南下，投奔我們報社，天天都有人前來應聘，報社吸納了大批專業人才，為後來的《惠州日報》發展打下堅實的高素質人才基礎。”鍾逸人說。乘著這股東風，《東江報》也從週二小報改為週四大報，到鍾逸人離開報社時，已經醞釀發展為週六日報。“當時由於大亞灣開發熱的拉動，報社房地產廣告特多，因版面所限只能排著隊見報，這促進後來報社的變革。”鍾逸人說。
退休後的鐘逸人依然熱衷於新聞事業，尤其是關注《惠州日報》的發展。他現在還兼任市委宣傳部新聞審評員，每月底都會寫一篇審評意見，為《惠州日報》、《東江時報》等新聞媒體鼓與呼。
鍾逸人
人物簡介
鍾逸人，1969年畢業於暨南大學中文系，先後擔任過惠陽縣委新聞秘書、縣委辦公室副主任，惠陽地委副秘書長、政策研究室主任，1988年惠陽地區撤地改市後，擔任東江報社社長、總編輯、黨組書記。此後，還擔任市文聯主席、市作協主席等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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