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村戲》已經在影迷心中蒙上了“傳奇”色彩，通過眾籌點映的方式，這部作品至今在各個城市收穫了不少讚譽之聲，堪稱中國電影界的無冕之王，影迷們稱之為“難得的魯迅式電影”。
《村戲》講述了瘋子王奎生，原是一名非常正直的看青人（看管農作物秧苗），他自己的女兒到地裡偷花生，被他意外打死。在集體利益高於一切的時代，他被村裡樹為典型，還要去當眾宣傳自己大義滅親的光榮事蹟，以此為村子換來救濟糧，王奎生從此瘋了。為了“回饋”瘋子，村支書讓他負責看管村裡最好的九畝半地。十年後，分地開始，全村人都盯上了這九畝半地，誰也不願再想起瘋子為村莊貢獻的救濟糧……
黑白影片加上農村題材，聽上去實在“不商業”，確實，鄭大聖導演在電影的創作之初即認定《村戲》“與明星無關，與票房無涉”。而他執著於拍《村戲》，是因為這段歷史背景最被忽略，鮮有人描述，而在他看來，“恰恰被遺落在兩個大時代之間縫隙中的這些碎屑是最動人的，我的初衷並不僅僅針對描寫這個時代，這一村人的處境、行為，其實 並不專屬於這個時代或這個區域，從中反而能看到我們自己的影子。”
與電影院裡那些精心製造的文化垃圾相比，電影《村戲》的言之有物非常難得，這是架構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的一出好戲，裡面有人性，有對歷史的深刻反思，有對這個世界的探討：當一個把人逼瘋的社會終於過去了，迎接人們的將是一個怎樣的新時代？電影在荒誕之中讓人感受人性與歷史的悲情，重新審視現在與未來。
影片富含隱喻，甚至連色彩上都有著深遠的解讀，一方面，黑白影調的好處是可以把人、景、情境從某一個狹義的時間段或區域中，釋放出來，黑白影像有其天然的純粹性，不狹義。另一方面，在70年代初那段前史的閃回部分則單色抽取紅和綠，那個時代的顏色在今天看來刺眼而誇張，一個時代的符號在另一個時代面臨消亡，這本身就是一種世事的演變軌跡。
不過，一些90後00後的觀眾在看完電影后很有共鳴感，這讓人在欣慰之餘難免憂慮，畢竟年輕人能夠靜心觀看這部藝術氣質濃郁的電影是值得嘉許的，但是，他們在公司、學校和社會中的共鳴感，卻有一種人性中揮之不去的醜陋，這說明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學習環境並沒有脫離那種扭曲和病態。
導演鄭大聖特意啟用了非職業電影演員，“因為演員再化妝、再努力也演不出40多年前，封閉山坳裡的農民狀態。”為了找到合適的演員，劇組跑遍了整個河北，最後在井陘找到了一個戲班子。他們常年在鄉鎮村落間巡迴演出，農忙時回家打穀收麥。
扮演瘋子的演員在戲班子裡是個丑角，在當地最著名的角色《哪吒鬧海》裡的龜丞相，而扮演小芬的演員天性健康晴朗。這些演員的表演，讓鄭大聖驚喜又開心：“我們的演員特別樸實，他們常年在鄉間巡演很辛苦，一年起碼演足500場才能維持基本生活水準，勞動量非常大，因此覺得跟我們拍電影特別輕鬆，覺得還沒怎麼幹活呢，又吃飯了？他們每天在片場都給我們帶來驚喜，我越拍越高興，每天特願意在監視器裡看他們演出。”
《村戲》之所以能夠讓所有看過的人都深深地喜愛，也是因為裡面有欲說還休的象徵空間，譬如魯迅筆下的《狂人日記》就與其有一種呼應的靈犀，這也為讓人們猜測這部影片的審查是否異常艱難，對此，鄭大聖認為修改的過程給了他們機會，“我們藉機修剪掉了太直白、太粗淺的情節，進行優化處理，儘量講述得再高級一點。事實上，我和我的製片人和剪輯師對審查意見，是以另一種影評的態度來消化的，我是感謝這些意見的。 ”
雖然自己的小成本電影難以在院線上映，只能在點映平臺，但是鄭大聖並不覺得這裡面有一種“委屈”，反而認為人們將那些高票房、爛口碑的電影過於批判：“雖然口碑不好，你不喜歡，但是票房高，其實是值得重視的，因為它有很嚴肅的社會學意義，恐怕以後反過頭來看，在某個時間段，這個龐大的人群所思所想、興趣、夢想是什麼更重要，
社會學不是以小眾的零星的藝術電影來作為標本的，反而是以可能你並不喜歡，但票房奇高的電影，作為準確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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