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6月13日，一男一女被謀殺於美國洛杉磯西邊的布倫特伍德市（Brentwood）一處公寓，受害者分別是著名橄欖球運動員O•J•辛普森（Orenthal James Simpson）的前妻妮可爾•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和男招待羅納德•戈德曼（Ronald Goldman）。
洛杉磯警方到場後，辛普森立刻被懷疑為兇犯，並遭警方傳喚。辛普森曾一度駕車逃離加州，在州際公路上狂奔的鏡頭被電視媒體廣泛傳播。
辛普森及其前妻
案情本身並不複雜：兩名受害人是情侶關係，案發地點是女受害人居住的公寓，兩人均死於非命，頸部、頭部有多處刀傷，胳膊上還有抵抗傷。
當然，辛普森最終還是被緝拿歸案，並於1995年1月24日出庭受審。
“鐵證如山”與“夢幻律師團”
在檢方看來，他們是勝券在握的，用主訴檢察官瑪西亞•克拉克（Marcia Clark）的話說，本案可謂是“鐵證如山”。這並非誇張，本案中無論是證據數量，還是證據的可信程度，在檢方看來，都達到了很高的標準。
檢方手中的證據頗多，而他們在審判的最初，就兩次公佈了手中的證據。在絕大多數人看來，這些證據確實非常有說服力，其中甚至還包括DNA證據：
1.911接線員的證詞：證明案發之前不久，辛普森曾騷擾過前妻及其男友。
2.從現場起獲的血跡：在犯罪現場的後門發現了一處血跡，血跡在門上，四周相當乾淨。檢方稱這個血跡保留的比較完整，與被告人辛普森的血液亞型相同，此外還有多處血跡的DNA與被告人的吻合。而在辛普森的野馬跑車上，也發現了大量血跡。
3.辛普森臥室床下的襪子：在這個襪子上約有20處血跡，DNA與辛普森相同。
4.血鞋印：現場的一枚足跡為12號，與辛普森穿過的一雙鞋的類型相同。
5.血手套：警方在案發現場找到了一隻手套，另外一隻則在辛普森家附近的路邊找到，上面滿是血跡——恰好是兩位受害人與辛普森三者的血液的混合物，而辛普森的左手中指上有一個新鮮的劃傷，能解釋現場為何會留有他的血液。
6.毛髮與衣服纖維：警方在現場的一個氈帽中發現了辛普森的毛髮，以及他野馬跑車地毯的纖維。
現場發現的血手套
在檢方公佈證據後，幾乎所有人都認為，辛普森這次肯定難逃一劫。
不過辛普森也並非坐以待斃，他斥巨資聘請了號稱“夢之隊”的9人律師團隊，其中除幾位大學法學教授外，還有兩位專門研究DNA法證學的專家。律師團認為，辛普森受到了警方的陷害，而DNA證據則因為他們“草率的內部程序”而遭到汙染。
現場是否被汙染？
在辯護中，辯方首先對洛杉磯警察局的取證規範進行了質疑：案發後，犯罪現場沒能有效封閉，大批媒體到場，會不會破壞現場？
一張照片顯示，有一隻未戴手套的手拿著裝有被害人眼鏡、血跡斑斑的信封，這樣難道不會汙染證據嗎？最糟糕的是，警方取到的一個血跡樣本，曾被放在塑料袋中，這樣完全可能導致細菌滋生而干擾測試。
犯罪現場的血跡
另外，洛杉磯驗屍官屬下的實習調查員安德里亞•馬佐拉（Andrea Mazzola）也遭到了辯方的質疑：當時她取證工作非常潦草，例如，有照片顯示，她曾將手隨意放在一個現場足印上休息，用鑷子取地上的血跡時手也很髒，這些都可能導致證據被汙染。
襪子和手套的血跡何來？
在本案中，辯護律師最大的挑戰應屬DNA證據本身，檢方手中有多達45處的血跡樣本，在3個實驗室用不同方法分析後，都指向被告人辛普森，僅僅質疑取證不規範，並不足以否定其效力。
在法庭中，檢方請來了多位DNA專家出庭作證，這些專家堅稱，DNA比對的結果準確無誤。
但辯方律師卻一一指出了他們的漏洞：例如，辯方認為Cellmark實驗室曾在1988、1989年兩次複核中被查出有檢驗錯誤；一位專家則承認自己曾在檢測不同血樣時忘記更換手套，甚至還曾把其中一個試管中的血液濺在手套上——律師立即指出，這完全可能導致血液樣本之間交叉汙染，得出錯誤的結論。
最戲劇性的莫過於對檢方的王牌證據——血手套和襪子的質證了。應檢方要求，辛普森當庭進行了試戴手套的模擬實驗。結果全世界都通過電視看到了：辛普森怎麼使勁也戴不進去。
而對於那雙襪子，辯方的專家證人，知名法證專家李昌鈺博士則認為，由於襪子上並未沾上其他來自現場的物質，所以血漬很可能是事後偽造的。
辛普森在現場試戴手套
在庭審中，辯方傳召了當時在貝克中心（Parker Center，LAPD總部）給辛普森採血取證的男護士塔諾•帕瑞提斯（Thano Peratis），結合當時的採樣單，詢問他當時一共抽了辛普森多少血液？帕瑞提斯肯定的回答：“是8毫升”。
而根據檢方的記錄推算，幾次DNA檢測所消耗掉的血液，加起來只有6.5毫升。辯方追問道，那麼，還有1.5毫升血液，跑到哪去了呢？檢方推測說，呃，可能帕瑞提斯當時也就隨便估計了下，並不是真的抽足了8毫升。
這種解釋顯然不夠有力。舒克認為，這1.5毫升血液，也許就被某人用於偽造證據了，這才有了犯罪現場找到的血跡和那雙帶血的手套。
為了強化這個觀點，辯方還指出，在犯罪現場發現的一處血跡中，也被檢出微量的EDTA成分。這種成分是一種防止血液變質的保護劑，只會出現在採集的試管中，而不可能出現在現場的新鮮血液中。
福爾曼的證詞可信？
法庭上的另一個焦點，集中在洛杉磯警局的警探馬克•福爾曼（Mark Fuhrman）身上，正是他在現場發現了的血跡和手套。但訊問的重點卻並非案情，而是“你有種族傾向嗎？你曾用過“nig*er”這個詞嗎？”福爾曼斷然予以否認。
但辯方隨後卻拿出了一盤10年前拍攝的錄像帶並當庭播放：在那個訪談片段中，福爾曼一連說了41次“nig*er”，法庭頓時一片譁然。別忘了，12名陪審員中有9名正是非洲裔。
律師則順勢拋出一個驚人的假設：殺死兩名被害人的兇犯另有其人，而福爾曼出於種族歧視，企圖陷害無辜的被告人辛普森。
案件的主審法官伊藤
在這個問題上，伊藤法官（Lance Ito）指示陪審團：“如果證人有意就某個證詞的實質部分加以隱瞞，那麼他證詞的其他部分就無法讓人相信。”也就是說，本案的兩大關鍵證據：血手套和襪子，都是由福爾曼發現的，所以陪審團可以拒絕採信他在這兩點上的證詞。
合理的懷疑？
在美國的刑事案件中，證據的審查標準在於是否可以“排除一切合理懷疑”。
而在本案中，由於受害者曾與毒品有染，所以辯方根據上述的理由，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合理的懷疑：毒品販子殺害了被害人，福爾曼則利用血樣送檢前的幾個小時，偷偷的用這1.5毫升被告人的血樣偽造了證據，從而嫁禍被告人辛普森。
對此，檢方雖然無比憤慨，卻也無力將其徹底排除。有媒體戲言，這場對辛普森的審判，被告人似乎卻變成了福爾曼。
在本案辯護律師亞倫•德肖維茨（Alan Dershowitz）的書中，他這樣推測當時陪審團的心理：
1.他們相信警察在取證過程中有所欺瞞；
2.警方很可能將血液塗抹在了現場；
3.手套和襪子很可能是福爾曼偽造的。
因此，陪審團認為警方有可能在刻意構陷一名罪犯，所以他們拒絕對辛普森定罪。
辛普森登上時代週刊
1995年10月3日，全美國都在緊張的等待在電視機前。據悉，在裁決最終公佈這半小時內，長途電話數下降了58%，人們甚至推遲了洗澡時間——全國居民用水量有所下降。在裁決公佈前15分鐘，匹薩連鎖店的外賣的生意巨增，而在判決公佈的5分鐘時間裡，全美甚至都沒有下一個匹薩訂單。
終於，陪審團宣佈了一致決定：辛普森無罪。這場耗時9個月、產生了5萬頁庭審記錄的世紀大審判，總算是落幕了。
辛普森被立即釋放，但在不久後的民事訴訟中卻被判敗訴，必須向兩位死者的家屬賠償共三千多萬美元。這是因為在民事訴訟中，法庭採取的是優勢證據標準，即證據更有說服力的一方勝出，這與刑事訴訟中排除合理懷疑的原則不同。
2007年，儘管被害人家屬一致反對，辛普森還是出版了一本小說，《假如我真的做了》（If I Did It），詳細描述瞭如果自己真是兇犯，當初是如何如何作案的。當然，辛普森的律師特別強調了一句：“本文純屬虛構（purely hypoth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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