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瑪麗還是個 10 歲小女孩的時候，她開始遭受到性侵犯，對象正是她的親哥哥。這位英國女孩的哥哥聲稱：“這是兄長應該做的，教導你什麼叫作性。”他頻繁地強暴瑪麗，直到後者在青少年時期逃離家庭，她已經懷有身孕。
這段透著無助的自述，來自英國政府從 2015 年起開展的兒童性侵調查。截止今年 4 月，調查小組在名為“真相計劃”（The Truth Project）的項目中，收集到 1040 起童年性侵案例。講述人均已經成年——最小的 21 歲，最年長的 95 歲。和他們相對理性的敘述邏輯形成對比的是，年紀增長、事過境遷並沒有讓他們走出童年遭受性侵的陰影。
相反，童年遭遇引發的生理、心理、人際交往、教育和事業層面的影響，隨著受害者長大、工作、成家，才更引發出連鎖反應。一次處置不及時、引導錯位的性侵案件，對當事兒童的一生都是災難。
■ 2012 年，轟動全英的“薩維爾醜聞”，主角是 BBC 非常受歡迎的主持人吉米·薩維爾，他一夜之間成為了人盡皆知的戀童癖，最終調查顯示有 450 人（80% 是兒童和青少年，最小的 5 歲）被他有計劃地實施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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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性侵 10 年、20 年後，
兒童會成長為怎樣的人？
凱蒂從小在看護機構和集體宿舍間輾轉長大。在其中一間集體宿舍，她被男看護強暴了。她立刻反抗，卻直接被送上少年法庭。“法官說我是個暴力兒童，說就是因為這個我父母才不要我。”她說道，“這根本不是真的……我只是努力保護自己…...”
在凱蒂的描述下，集體宿舍“幾乎是一所妓院。”也是在那裡，年幼的凱蒂就被強制服用避孕藥。她不斷地逃跑，卻一次又一次被抓回。“他們讓我住單間，晚上值班的人會進來……我只能大聲嘶吼、尖叫。”然而沒有人幫她，有一次她逃跑被抓，甚至直接被警察扔進了狗籠。凱蒂感到她從不曾有能力對抗自己的遭遇，她直到現在都感到自己生活在一個對外隔絕的世界，“我一直工作，不給自己時間思考……我不覺得我算是活著。”
這樣的心態，在受過性侵的兒童成年後並不少見，兒時的一次受害經歷，心理影響可以持續數十年，直至伴隨整個人生。具體表現有極低的自尊心和其他精神問題，包括最多發的抑鬱症（33%）、對權威的不信任（32%）、自殺傾向（28%）、焦慮症（28%）、自殘（22%）以及自殺行為（22%）。
■《每日郵報》2016 年報道，22 歲的英國諾丁漢大學學生在家上吊自殺，原因是無法忍受連續 7 年強姦自己的繼父被無罪釋放
調查人員發現，許多當事人會表達出對自己“恢復正常生活”的極度自豪。確實，一些人最終生活得相當富足——然而他們真的走出來了嗎？答案可能是遺憾的。性侵過程中遭受的情緒——害怕、悲傷、氣憤、自責和迷茫——都很容易被某個日期、地點，甚至隨機事件觸發。“你可能身處一個開心的場合，突然聞到什麼味道，有人說了什麼話，立刻能把你拉回被性侵的那一天。”調查還發現，受害者自己的孩子出生，是大部分人逃不掉的回憶高峰。
心理創傷還影響了受害者成年後的人際交往。三分之一（28%）的受害者承認，自己很難相信親密的伴侶，很難開展親密關係。一位年過七旬的男性受訪者坦誠道，“我一輩子都沒把這件事告訴過家裡人，直到去年，我才跟妻子說了，此時事情已經過去 70 年了。剛結婚的前兩年，我不願意跟妻子進行性生活，我總是大醉一場，回家倒頭就睡。性生活總會讓我想起那個性侵我的女人，我一輩子的噩夢。”
更遺憾的是，本應提供支持的父母、兄弟姐妹，常常反而是最先產生隔閡的。一個原因是，加害者常常是家庭成員，或與家庭關係親密的朋友。“從那時開始，這件事被刻意迴避了。直到今天我哥還說，‘我們不會討論你的病’。”這位受害者從潛意識裡認為，是自己破壞了家庭合睦。同樣的事也發生在朋友圈子裡，她常遭到同齡人的隔離或霸凌。
跟蹤調查還顯示，童年遭受過性侵的受害者，比其他人多了 2-4 倍的概率再次成為性、身體或精神虐待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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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人下手、縝密計劃、線上性侵…...
危險有多無處不在？
根據 2015-16 年度《英格蘭與威爾士犯罪調查》，16 至 59 歲公民中，有 7% 曾在童年遭受過性侵或性騷擾。即便這一數據沒有囊括如今 16 歲以下的當事人，但已經約等於 2 百萬名受害者，佔英國總人口比例之高，令人難以置信。
究竟是誰在向兒童伸出魔爪？看了性侵發生地點的統計數據，答案就呼之欲出了。排名前兩位的高發地是學校（包括私立和公立、全日制和寄宿制）以及兒童家裡——加害者是誰顯而易見。超過五分之一（22%）的受害者曾被老師或教育機構人員性侵，其次是家庭成員（21%）——這些兒童最親近的人，也是最容易將邪念付諸實踐的。
■ 性侵發生地點的統計結果
然而，這些嫌煩中真正得到定罪的，只有極小一部分。截至 2018 年 3 月，78% 受訪者經歷的案件都處於“無進一步行動”（no further action）狀態，原因包括：缺乏證據、無法追蹤到嫌犯、嫌犯已故，或者當事人失去了繼續追蹤的意願。
為了創造性侵機會，施害者計劃之縝密，有時超乎普通人的想象。他們會挑選心態較脆弱的兒童，例如正在經歷失去雙親或家暴痛苦的，或是瞄準身處複雜環境（如看護機構）的孩子。一旦鎖定，加害人會通過送禮物、提供酒精和毒品，或純粹讚美兒童來獲得信任，讓兒童感到自己是獨特的、被認可和需要的。
蒂娜告訴調查人員，她曾被已婚男老師羅伊所騙。在對方唆使下，她感到自己愛上了老師。不久後羅伊就開始帶蒂娜開車出去（對她父母謊稱是輔導功課），最終在一次返程中，羅伊停下車，開始摸她，並要求她也摸自己——最終變成了強姦。“我以為我是獨特的，直到後來我發現了一本筆記本，上面記滿了他和其他女學生乾的事。”
通過給予兒童物質和他們缺乏的關注，加害人反而會讓兒童產生自己“虧欠”對方的病態心理。像蒂娜這樣把圖謀不軌誤人為愛的孩子不在少數，原因正是他們缺乏被愛的經驗。悲劇的是，一些受害者至今仍認為遭到性侵是自己的錯。
性侵者還會騙取孩子身邊人和家庭成員的信任，只為持續創造接近的機會。在這過程中，性侵者的體面職業和較高地位常常幫助他們掩蓋自己，例如前面提到的教師，以及醫護人員、社工、警察。一位當事人回憶了被男護士性侵的經歷，“我只知道自己被注射了什麼東西，然後清晰的記憶就是從在他床上醒來開始的，他正壓在我的身上強暴我。”跟她一樣被醫護人員、社工或警察性侵的兒童佔調查對象的 12%，教師則高達 23%。
■ 2012 年，曾在 80 年代遭受性虐待的史蒂夫·梅思安發聲指認了一整個高層圈子，一年後 84 人被指控，其中包括前警察局長戈登（上圖），他因性虐待多名男童而被判處 12 年有期徒刑
即便能夠遠離這些人群（這並不現實），危險依然無處不在，原因是網絡使用的低齡化。2014 年 2 月，14 歲的布雷克·貝德納遭到謀殺，兇手是一位在網上“勾搭上”他的男子戴恩斯，也只有 18 歲。兩人在同一個遊戲社區認識，最終在一次瞞住父母的夜宿中，布雷克被殺害了。法庭判決顯示，謀殺前被害者經歷了性侵與虐待。
由線上引發的兒童性侵數量正在瘋狂增長。與英國國家犯罪調查局在 2012-13 年度收到的案件數量（平均每月 3500 件）相比，截至 2016 年 4 月，同類案件增長了驚人的 700%。而那些本就承受家庭矛盾或虐待的孩子，就更在網上表現得脆弱易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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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到底問題出在哪？
“社會直至今日依然在牴觸對兒童性侵的討論，這是很嚴重的問題。”調查負責人亞歷克西斯教授表示，“如果我們想更好地保護兒童，就不能遮遮掩掩。”
社會有多不願討論兒童性侵？在一次面向 2040 位英國成年人的問卷中，結果顯示有超過三分之二的人感到“討論兒童性侵使自己不適”——即便交談對象是親近、信任的人也一樣。與之對比的是，大部分人表示自己更願意討論不治之症、藥物濫用和親人去世。
不止個人抗拒討論，義工進行科普工作時常被機構領導人要求“這頁 ppt 能去掉嗎？對我們的員工講這個不會太沉重了嗎？”The Truth Project 的電臺廣告也屢遭挫折，原因是電臺管理者擔心被孩子聽到。在接到一次投訴後，廣告很快被撤下。
■ 香港電影《雛妓》
而現在已有的社會討論，又存在什麼問題？一個最普遍的問題就是，人們對兒童性侵事件的關注，常常偏離了最應承擔責任的當事人和事發機構——尤其是後者。
無論在哪個國家，得到曝光的兒童性侵案，受關注程度都是相當高的，然而由於受害者的心智成熟程度，甚少能自己站出來表達。與嫌犯有牽連的事發機構，總是佔據話語主導，也在媒體報道中首先出聲。因此，當你能聽到來自當事人周邊、媒體、法律機構和政府針對一件兒童性侵案的不同說法，那些基本沒有發聲能力的受害者，總是時不時會被貼上“兒童賣淫”、“危險性行為”、“亂交”等標籤，從而使得受害兒童極易被自責的情感所佔據。這顯然只會進一步撕裂受害者已經十分嚴重的心理創傷。
然而調查結果顯示，儘管學校等機構的權威人士（21%）是僅次於父母（26%）的兒童求助對象，但僅在 14% 的案例中，兒童所描述的經歷才被相信，採取相應行動的就更是少之又少。
■ 事發機構對受害者的處理
“他們說我在夢遊，說我自己打了自己，說我尿了床......總之告訴我一切都沒發生......”這樣的處置在事發機構中並不鮮見。“學校說我是個聰明的孩子，但‘好吧，她有行為問題’。可那明明是因為那件事啊......到 10 歲的時候我變得非常叛逆，他們就直接把我送去了問題少女待的學校。”
在 3 成的兒童性侵案例中，受害人所在機構中有人員知曉性侵，卻未發一聲。36% 的案例中，兒童表示知道其他受害人的存在，也知道他們並未被合理對待。
“最可怕的是，當時除了我之外，已經有另兩個女孩指控他性侵，結果......她們倆都被帶走了。幾天後她們回到家，我們其他人只被告知‘這件事結束了’。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看到的只是兩個無助的女孩被帶走，誰也不知道去了哪......”案發機構對性侵事實的掩蓋，幾乎已經成為普遍對策。
其他案例還顯示，警方等環節常常因為缺乏與兒童溝通的經驗，容易觸及受害者的敏感雷區。“警察告訴我，我不應該申請補助。”另一位受害者回憶道，“因為會被懷疑......被懷疑我是為了賺錢才來報案的......他怎麼可以這樣說呢？太侮辱人了！”缺少兒童所在機構的第一手調查和對兒童的引導，“正確時間提供正確幫助”幾乎是不可能的。
[1] Interim Report of the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8).
[2] The impacts of child sexual abuse: a rapid evidence assessment.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7).
[3] Crime survey for England and Wales.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2016).
[4] Truth Project - Experiences shared: victims and survivors speak out (2016).
[5] Victim and survivor voices from The Truth Project (2017).
[6] Leeners B, Gorres G, Block E, et al. (2016) Birth experiences in adult women with a history of childhood sexual abuse.
[7] Deflection, denial and disbelief: social and political discourses about child sexual abuse and their influence on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Child Sexual Abus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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