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遺產數量排在全國前列，但近年見諸報端的，卻多與文化遺蹟被破壞有關。對此，倘若我們採取“高高掛起”的姿態，孩子們將生活在毫無文化的鋼筋森林裡，這是文化傳承的失敗。河南，作為華夏文明開源之地，擁有的文化遺產如今該何去何從？
會飛的南極 | 文
從“南召事件”
我們看到了什麼？
近日，南陽南召縣陷入了輿論的風口浪尖。
有網友在微博上發帖，稱南陽市某地的烈士陵園被政府出讓給企業做廠房，施工期間，陵園被嚴重破壞，烈士骸骨暴露荒野。措辭激烈，配圖令人寒心，引發網友熱議，幾天後，該微博被刪除。
在輿論壓力下，7月3日，南召縣回應澎湃新聞稱，經現場勘察，經歷史變革，多次遭到破壞地形地貌發生巨大變化，當年的“陵園遺址”已無從辨識。
現場共有11處發現遺骸，現暫存縣殯儀館。下一步將確認是否為國民黨抗戰死亡人員遺骸。此前，該縣已責成企業停止施工，保護現場。
政府通告還認為這個地方是否為烈士陵園有待確定。
然而，經過輿論發酵後，不少學者和志願者趕到現場，對部分墓碑照片進行辨認，找到一塊黃宗清烈士的墓碑，並希望找到烈士後人，讓他魂歸故里，這在事實上已經確認這塊區域是烈士安葬之地。
且不論避重就輕的政府通告，無論怎樣，在安息之處折騰的挖掘機，終於可以歇會了。
“微博治理”的作用又一次被放大，如果沒有帖子和廣泛討論，很難想象這些屍骨的最終命運，如果真是烈士安息之處，那麼開發商和監管單位則逃不掉歷史罪人的稱號。
如果我們不從侮辱先烈的角度看，這件事暴露的另一個問題也顯而易見：後人如何對待前人的遺產。
這裡有兩個態度：繼承和拋棄。當代中國，在經濟與遺產的雙重抉擇上，政策的制定者往往猶豫不定，甚至偏向於前者，河南的文化遺產往往躺著，就無端引來了挖掘機，之後粉身碎骨。
類似的新聞還不在少數。
早在2016年，媒體就曾批評汝州漢墓遭到破壞，稱粗暴對待歷史文化遺產的城市沒有靈魂，這個措辭上升到城市評判的角度，不可謂不嚴厲。
當時為建設綜合廣場，在相關方面的授意下，推土機把汝州百座漢墓夷為平地。開發商一位負責人更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考古不就跟遷墳一個樣嘛，文物都發掘走了，我不就可以把墓坑給填平了嘛？”
新華社圖
這些“大佬”的文化意識著實堪憂。
他們就像敦煌王道士一般，同樣是不識文化價值，只不過王道士是把一箱箱敦煌文書賣給了外國人，而這些大佬，則生生地把遺產從這個世界上抹掉。
人們常說，華夏文明起源要看河南，作為文化資源大省，重要的墓地、遺址、建築星羅棋佈，光是“全國重保”的數量在全國翹楚，但現實不如人意。見諸報端的，往往都離不開破壞二字……
無論是被電力公司破壞的趙長城，還是私搭亂建的殷墟，明明知道這些遺產是民族之魂，為啥破壞行為還是屢禁不止呢？
“破”與“立”的矛盾
不止河南
可以說，遺產只要和錢一旦扯上關係，這種魔力便成了羈絆。
文化遺產的老大難問題已經存在了數十年，對待遺產，尤其是城市遺產，到底是拆還是留？
拆，意味著破舊的遺址可以騰出地方，以消失為代價換來真金白銀。留，可以保住文化遺存，但會損失賺上一筆的好機會。如今的中國，在以GDP為本位的政治環境中，很少有官員能拿出魄力，大筆一揮，劃出黃金地段的歷史遺存，多數都是在矛盾和叫罵聲中“忍辱負重”，一面平息民怨，一面抹掉遺產。
北京最具代表性，也是全國大多數城市的縮影。
以衚衕為例，這個代表老北京文化的介質不斷消亡。一份報告顯示舊城衚衕1949年有3250條，1990年有2257條，到2003年只剩1571條，北京申奧成功之後，在“再造一個新北京”的口號之下，衚衕消亡的速度愈加猛烈。
“大衚衕有三千六，小衚衕多如牛毛數”，這個曾經的民諺，如今只剩下諷刺了。
那個曾經讓建築學家捨命保衛的京城，在以後的幾十年裡快速消失，繼而蓋起來的大樓大廈千篇一律，唯一能有特色的，恐怕就是央視的“秋褲”大樓了。
事實上，北京城的軌跡，樹立了全國大多數城市的發展樣板，在此後的數年，這造就了中國城市規劃的特色—“千城一面”，其中河南也難逃大潮。
幾乎是一夜間，從農耕文明過渡到工業文明，河南的城市首當其衝，也茫然不知所措。
河南擁有半數的中國古都，但經過了半世紀風雨沉浮，如今要說極其有特色的，還真談不上：開封的沒落有目共睹，鄭州正在快速發展，似乎無暇顧及城市遺產，再提及洛陽，盛唐的氣象顯然已被西安搶走，只剩下牡丹和龍門石窟聊以自慰。
在“破”與“立”的問題上，沒有哪個省份能比河南更窩心。坐擁華夏千年歷史，卻在現代語境下無計可施，有時望著破敗的樓榭興嘆，有時毅然把這些遺產從地面推平，所有中華民族推崇的“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祖宗家廟”，統統見鬼去吧。
這其中當然有大時代的困局，“經濟”和“遺產”在不少城市看來永遠是矛與盾的關係，但如果不轉變城市規劃思想，這樣的困局還會一直延續。
也許更重要的是，從未有人認真聆聽歷史，河南考古研究院僅有100餘人，而真正具有領隊資格的學者只有21位，這意味著什麼？
每天有無數的施工工地，發現無數的遺址、墓葬，這21位領隊能做的只是有重點的“搶救性發掘”，搶救性一詞，用來描述文化遺產的現狀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真的只有“拆”這一條路走嗎？
當然不是。
類似於“再造一個新北京”之類的標語，談不上高明，如果一座城市完全被架空，在原來的土地上，樹立了一座新城，那麼這個新城有什麼理由能叫原來的名字呢？
人們往往用最簡單的方式解決問題。開封城牆擋路了，拆，舊居有礙規劃了，拆。有趣的是，想要發展旅遊了，又笨拙地模仿被拆掉的建築，但充滿了油漆味道，以至於成了四不像。
這樣的例子不止在河南，放眼全國都比比皆是。
2008年，大同啟動古城復建計劃，將除寺廟、鼓樓外的大批建築，無論新舊，全部拆除，然後復建了四面城牆
在大工業文明的衝擊下，中國城市還沒有做好準備，人們雖然已有遺產保護的意識，但在強勢的機器下，一些調研和呼籲文章如同石沉大海，該推進的推進，不久之後，一片區域就永遠成為志願者手裡的照片了。
但如果放眼世界，同樣在大工業文明的衝擊下，巴黎人的應對，足以讓這個城市驕傲。
上個世紀中葉，巴黎也面對著如今中國城市擴張的困境。高樓大廈想要在市中心立足，汽車想要更寬敞的街道，那時候市區街道擁擠不堪，房子破舊，這成為房地產商的理由，如今漂亮的沃日廣場，基本被宣告了死刑。
但是巴黎人勇敢地保衛老城，他們寫文章、辦展覽，成立保護組織，加之政府有效的規劃、撥付資金、活化利用，最終使得巴黎老城區原汁原味地保留下來。
事實上，早在19世紀，法國就深刻地認識了文化遺產對城市、對國家的作用，成為第一個立法保護文化遺產的國家，中國的第一份文物保護法在20世紀80年代出臺，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出臺也僅僅是幾年前的事。
我們當然不能以此標準苛求，但足以借鑑，因為法國和河南有太多相似之處了，文化遺產眾多、政權頻繁更迭，也同樣受到了炮火的洗禮。
馮驥才曾說：“事物的原點總是最具魅力的，我們總想回去看看。”源頭要用遺產層層溯源，才能認清我們的位置。
我們早知道中原文化博大精深，但光說毫無意義，孩子們必須親自去“東都”感受隋唐的盛景，親自去安陽體會文字的神聖和厚重的晚商文化，也需要親自去炎黃故里，知曉何為華夏，為什麼我們是炎黃子孫。
但是，倘若人們一去，傻了，遍地都是高樓林立，車水馬龍。想看歷史？請左拐影音廳。這何嘗不是件悲痛的事情。
遺產，先人的文化結晶，尤其是博大精深的中原遺產，她包含了河南人一以貫之的信念、記憶，倘若載體消失，那我們賴以自豪的中原文化、民族文化又從哪裡尋找呢？
和這樣遺產損失相比，漂亮高昂的大樓，又孰輕孰重？
事實上，我們有能力把鄭州打造成國家中心城市，為什麼沒能力把開封建設為“宋文化之都”？我們有能力GDP每年都7%以上增長，為什麼文化遺產卻逐漸消失呢？甚至連拆遷單位都可以無視文物局的意見，可見文化遺產保護已到了什麼地步…
簡言之，任何破壞文化遺產的理由都不能成為理由。遺產絕不能以經濟指標衡量，留存遺產加之活化利用，詳盡規劃，給予這些遺產正確的城市角色，並且給保護遺產的職能者公正評價，這或許才是城市規劃的題中之義。
在這條路上，河南“道阻且長”。
豫記，全球河南人的精神食糧！
閱讀更多 豫記 的文章
